如歌的行板_如歌的行板by柳满坡书包

  如歌的行板

  

  在柔和的灯光下,调频立体声播出了一首由流行歌曲改变的音乐。旋律轻巧而流畅,配器也很简单,几把小提琴、主奏是一把吉他一只曼陀铃、加上电贝司。很明显,要比歌曲本身有味道。有乐评论家说,有了歌词,是音乐的恶化。因为歌词剥夺了人们的想象。让原本音乐的象凝固化,粗卑化。虽为一家之言,但也有相当的道理。诗无达诂,何况音乐。没有歌词,所以才有了想象,有了想象,所以才有了空灵不定的思绪。思绪与音乐的共鸣中触碰着沉埋在心底的往事,令人销魂凝神。小窗风触鸣琴,风能弹琴,而乐则入心。

  

  音乐是人生经历的一种记忆形式。不同的人生阶段中,那些唱过、聆听过而为之动心的歌曲和音乐,仿佛是一个艺术化的容器,将那时自己对世界的感觉,和感觉中的那片世界摄录成自己熟悉的画面,凝固了封存在记忆中,星转斗移,人事代谢中,我们无暇刻意回想,于是渐渐地淡忘,但又会在不经意的某个瞬间,他乡逢故旧似地邂逅老相识的音乐和歌声。在那一刻,我们的记忆就会里应外合,激活深埋着而久久不曾想起的旋律,将我们带回到那个谣远的故乡,那个消失很久而寂寞在心地深处的世界,就会再现重生在音乐中,我们便与音乐世界中复活的年轻的自己相遇。

  

  某日,在镇子的小街上骑车转悠,突然一个杂货店里竟然飘出《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子。刹那间,我似乎穿越了时空,到了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在那个岁月中,这首歌曲是覆盖着中华大地的政治圣歌,不分老幼,人人咏唱。那一瞬间,恍惚中我仿佛回到了童年,仿佛看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比我们大的中学生们身穿绿军装,腰系武装带,在嘹亮的语录圣歌中,手中的红皮宝书挥舞着成为一片灿烂的朝霞。还没上小学时,县城广播站每天傍晚的开始曲就是这首《大海航行靠舵手》。当它响起来时,对我们而言,表明这是傍晚六点的报时,是结束游玩召唤回家的号角。每当响起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总是能看夕照的亮金色的喜悦的光芒,穿过了县委大院的西边一片平常看起来是黑黢黢的、令我们害怕不敢靠近的大树林。树林于是透亮着向我们坦白了它隐藏的秘密,向我们爽朗地开怀大笑。灿烂的阳光和浓密的树林,在这首歌曲中永久地鲜活和明亮着,成为不能分割的一部分。

  

  据说这首歌曲和林彪有瓜葛。在九一三事件后就不唱了。从此后,每天傍晚六点的广播开始曲改为《东方红》的音乐。但我不喜欢,因为它一开始的前四个音符,以FF强力奏出,制造出惊天动地的效果,震慑得我胆战心惊,仿佛在安静沉思中被大喝一声的感觉,让人失魂落魄,久久无法平静。也许这正是这个音乐要达到的效果,给革命的人民壮胆,吓破阶级敌人的胆。但对我们懵懂无知的孩子,只具有惊恐威吓的效果。这个感觉,从没给任何人说过,因为毕竟知道,如此雄壮的音乐是在歌颂人民的伟大领袖,而我对歌颂领袖的音乐从心底里不喜欢,其中暗含着黑洞似的凶险。在那个政治热情狂乱的社会环境中,耳濡目染,无师自通地知晓其中的利害。不小心打碎了领袖的石膏像,人就成了反革命,抓了游街算轻的,说不定就给专政机关给毙了。而如果将腹诽之言公开了表达,说自己不喜欢《东方红》,那结局肯定是插牌子游街,然后劳改说不定直接以恶毒攻击罪给毙了。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曲子时,心中隐隐的不安伴随了我很多年。其实私下一直以为,从歌曲的感觉相比,《大海航行靠舵手》比《东方红》的节奏更让人舒服,行进的曲式给人活泼朝气和欢快。而《东方红》雄则雄矣,但总有一种轰隆隆的沉重感,仿佛一个巨石从身边滚过,不小心就被碾成齑粉。

  

  上了小学,学唱革命歌曲是重要的内容,开会前、上课前的等待,每个班都会在文娱委员的带领下唱着一首首的革命歌曲,班与班之间还相互拉歌,气氛颇为热烈。这种时候,要是哪个班突然唱出了一首其他班级不怎么会唱的歌曲,在众人的羡慕中,集体荣誉感就会达到高潮。在小我被放大成为大我的力量感、归属感的体验中,很容易激发并培养起集体主义精神。这是那个狂热的政治赖以存在的技术条件和群众基础。但是对我们而言,适合孩子们并能够得到喜爱的歌曲不多,《我爱北京天安门》,《火车向着韶山跑》《日月潭》最为流行。其他的语录歌,因为歌词对我们而言有些理解的难度,所以很难在小学生中流行。但像《北京颂歌》、《我为祖国献石油》、《我爱蓝色海洋》、《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金色的沙漠上》、《颂歌献给毛主席》等歌曲,不可否认,即便到今天也觉得在旋律创作上都是成功之作。时代虽然荒谬,但它的艺术总有着超越时代的品质,这也正是艺术的魅力。

  

  七四年,《闪闪的红星》上演,在三战一哈(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一哈即《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某地》)和八部样板戏的年月中,鲜艳的彩色电影简直是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傅庚辰作曲的插曲《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一时间广为传唱。虽然阶级斗争的歌词免不了时代的假大空,但还是属于相当成功的音乐作品。很喜欢《红星歌》中的扩展部,长夜里,红星闪闪祛黑暗,寒冬里,红星闪闪迎春来,斗争中,红星闪闪指航向,征途上,红星闪闪把路开,这几句歌词抒情,童声合唱很纯净,曲调很有张力。《红星照我去战斗》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它扬琴和小提琴的前奏,第一次听到时感觉有种动人心弦的美。这首歌曲在我变声为公鸭嗓前,在五年级的歌咏比赛中为班级领唱,获得了第一名。成就了我人生历史中的一段美好记忆。直到现在,只要回到童年,就能听到这首歌曲。

  

  七六年元旦,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两首词发表作为新年的开始。其中《念奴娇.鸟儿问答》下阕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很快,词被谱成合唱歌曲,后两句还须多次反复,以加强满不在乎的气势,创造了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新典范。打破诸多名物不能入诗词的古来禁忌。梁晓声在其《复旦闻见录》中对此也有所记,虽然私底下觉得在合唱中多次反复让他心里也有点吃不消。但决不会表现出生来,而无所顾忌的留学生追问他关于放屁是否真的表现了古典诗歌的某种境界时,他只好严肃地无言相对。这也是我能够放声歌唱的最后的时光。

  

  初中变声,音色喑哑,音高如破锣,低音如鸭鸣,那个不惧音高的童声时代终于结束。但就在这时却遇到了艺术的春天。这让我只能成为一个无声的爱乐者。七七年开始,到八十年代初,属于中国现代的文艺复兴时期。原先被打成毒草的电影纷纷解禁,许多电影的插曲成为流行歌曲。《冰山上的来客》,其中雷振邦创作的有着新疆民族特色的歌曲无一不美。比那些脸谱化的革命歌曲有着完全不同的动人之处,那就是自然、亲切。而且,爱情主题也借助电影歌曲开始传唱,《柳堡的故事》中《九九艳阳天》,《芦笙恋歌》中的《婚誓》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让萌动的青春有了表达渴望的道具。但在中学,严格禁止传唱。因为这听起来和习惯了多年的调子不一致,老师们听到青春期的学生们阿格阿妹的情谊长就会非常恼火忧心忡忡,深怕学生唱了这些歌曲,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失足的少男少女。但越是禁止的越有生命力。学生们唱爱情歌曲的热情和他们成长的青春一样,没法压制。

  

  第一次看到来自修正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六十七天》等等反映二战的影片,第一次觉得电影也可以这样地好看,英雄也可以那样地平易近人,淡然镇定,与我们熟悉的造作出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大相径庭。这完全颠覆了我们认知世界的基本观念。而且,那首《啊,朋友,再见》,简直是英雄主义完美的音乐诠释。再后来,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拉兹之歌》,那从未有过的奇特旋律,一下子征服了观众,风靡大街小巷,就连穿着开裆裤玩泥巴的孩子都会时不时地阿巴拉呜地哼哼。也是七九年,这年三月,世界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美帝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在首席指挥,出生在中国、为卡拉扬亲传弟子小泽征尔的带领下访问中国,当时的北京竟然没有合适的演出场所能够容纳这双管编制的庞大乐团。这也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差距。后来又有伦敦皇家爱乐访华,为人津津乐道的是该乐团高超的视奏能力,我方将《红色娘子军》的曲谱发给他们,指挥开始,乐团立即演奏出可以录制的水平,令人瞋目结舌。

  

  八零年,文化部向社会推荐抒情歌曲。这也是前所未有。《祝酒歌》、《再见吧妈妈》、《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歌曲成为当时的主旋律。这一年,学校举行春季运动会,开幕式后,广播中的音乐不是我们习惯得麻木了的《运动员进行曲》,竟然是一首由最新潮的有电子音乐配器的电影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电子音乐特有的颤音,颤动美化的,不仅仅是旋律,更是颤动了青春期那萌动的心怀。春天的鹅黄嫩绿,瓦蓝如洗的洁净天空,极白如玉的天界飞云,组合成欣欣向荣,崭新而无限光明的喜悦,这首歌曲仿佛非常真切地迎合着我们的感觉。每次播放完,马上在场的几百个学生一起呼喊着再放一遍,别换。于是这首歌曲就这么一遍又一遍地放了一天。也就学会了这首感觉好极了的歌曲。

  

  那时,喜欢音乐的高中男生流行口琴,书包中除了书本作业外,还要随身带着一把重音口琴。否则,说喜欢音乐就有叶公好龙之嫌。课后,几个人在一起比较谁的拍子打得好,互相切磋学着新听来的歌曲。那时,在校园的角落中,经常看到一个或几个将帽檐反转到后面,(这是为了方便动作,顺便表示自己很酷),双手捧着口琴独奏合奏的学生们。也是我们平时重要的娱乐。

  

  仲夏的傍晚,薄暮落日时分,洒进西窗一片金黄,我登上小土楼,打开面向朝西的大门,把那将要隐没的晚霞迎入房间,让房间敞亮起来,走出房门,不宽的外走廊,仅是木栏相护。拿出口琴,坐在大榆树伸展过来遮住了大半个阁楼的枝叶下,对着天边的黄昏学吹着听来的歌曲。最适合的口琴曲中有《我们的田野》,《啊,朋友再见》,《半个月亮爬上来》《我发明人的生活充满阳光》。尤其是《我们的田野》,每每吹奏时,我似乎能看见日月山西那片辽阔的原野,青海湖边仲夏夜晚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景象。清凉而悠远,苍茫而漂泊。口琴那单纯而单调的乐音就软软地在小院中上空回荡着,把安静的帷幕轻轻地拉扯,随着音乐摇摆不定。外婆的小猫悄悄来到阁楼的门口,对着西边日落后的蓝色光亮的余晖,支着前爪坐下,瞪着圆圆的眼睛,凝视着远方,紧贴身子的尾巴尖时不时地晃动一下。仿佛是一个人在茶余饭后,听着音乐用脚趾打着节拍陶醉其中的模样。有时,外婆拄着拐杖,从屋里出来,听到楼上的音响,扭头向上,从老花镜后面看看,小声地叮咛,娃娃小心呐。然后慢慢地从大榆树边的大门踱了出去。

  

  高中时代,收音机是我获得音乐的唯一方式。在我的床头,放着一架上海牌台式晶体管收音机,打开旋钮,需要等待半分钟预热,声音才会慢慢地响起来。每天晚上入睡前的十点多,有十五分钟的外国音乐节目。在这个栏目中,我第一次听到了很多被称为轻音乐的好听的外国器乐作品:《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啤酒桶波尔卡》、《美国巡逻兵》,《春天圆舞曲》《杜鹃圆舞曲》,《小夜曲》,真让我大开眼界,一下子爱上了这个令人愉快的世界。这是我高中时代记忆至深的美妙至极的时光。那时虽然出现了立体声收录机,小舅买了一台小三洋,平生我第一次听到如此华丽音色,李谷一气声唱法的《乡恋》从中播出,仿佛是一个真人站在了眼前,连换气声都能细致入微地听清楚,真是动人心魄。于是,一定要买一台录音机听音乐成为我为立志奋斗的、可以看得见的低俗的理想目标。

  

  李谷一在《乡恋》中改变了传统的唱法,在当时开风气之先,以近似邓丽君的气声唱法演绎歌曲,令听惯了多年亢直紧张、尖利高调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曲的耳朵,突然飘进来一种别样的柔和深情,可以说是一次胆大包天的颠覆和复辟,对执左以生的、道貌岸然的耆宿们仿佛因为看到了女人裸露的胳膊大腿,于是邪恶地联想到了性交杂交一般,于是怒不可遏地将自己不断实现的欲望表达为对别人这种欲望的狂怒。一时间引发正统的舆论口沫四溅大加挞伐,因为这简直就是邓丽君继承的、代表着三十年代上海滩灯红酒绿腐朽生活的李香兰、周旋那种唱法的公开化,是可忍孰不可忍!邓丽君虽然在青年人中广为流行已经不是秘密,但官方的媒体舆论坚定地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认为她代表了反动黄色歌曲和腐朽的靡靡之音,其目的就是在她绵软无力的歌声中,让大陆的年轻人背叛革命的气节,躲在狭小的个人天地中,缱绻于甜美的温柔乡中贪生怕死,丧失革命的斗志,最后就是亡党亡国。这和美剧《加里森敢死队》包含着同样目的,即通过文化的方式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因此要提高警惕,在班会课上,班主任把平时是否唱过邓丽君的歌曲作为评价一个学生好坏的重要依据。那个年月中,因听了邓丽君歌曲被官方发现而给一个处分---现在看起来颇为滑稽愚蠢而匪夷所思的做法-----在我们学生时代却是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直到九十年代初,中唱公司正式出版发行邓丽君的歌带,无声地表明了解禁。实际上也表示多年来对邓丽君抵抗的失败。追求美好的力量,是人间正道,什么都阻挡不了。

  

  邓丽君的歌,把我们生于六十年代因而长期浸淫在空洞刻厉,忿恨紧张、崇高虚假、激情做作的政治歌曲中变异了却不自知的心怀解救了出来,回归了人性。我们通过她的歌曲才体会了人性的善意和美好。她的歌声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也正是通过她特有的歌声,表现出中华传统女性具有的敦厚、含蓄、雅致,以及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幽娴-----这些在大陆正是被焚琴煮鹤的文革摧毁得几乎靡有孑遗的珍稀品格。

  

  进入大学,校园中丰富的文艺活动提升了我们对音乐的理解和体验。那时,充满青春活力、健康自然的台湾校园歌曲在大陆传唱,是八十年代流行歌曲的一个高峰。砖头式收录机出现在学生当中,音乐欣赏开始了个性化的追求,大学生最喜欢的磁带依旧是被禁止的邓丽君。虽然很多磁带经过多次转录音质下降,噪音增大,但还是一带难求。播放时,声音不能太大,同时舍友站在门口放哨,警惕辅导员之类的人经过。完全是一副地下党在开会的模样。交响乐也开始在校园中启蒙,中央乐团首席指挥李德伦到校作报告。以《梁祝》和贝多芬《第五交响》为例,剖析了交响乐如同作文一般具有的要素构成,什么是动机,什么是主题、副主题,什么是呈式部,扩展部再现部等等,让我们面对庞大的音乐作品时,有了理解的形式结构和立足点。对一个交响乐团而言,指挥是一个乐队的核心和灵魂。指挥对曲目的理解把握塑造了乐队的风格气质。一个完整的音乐作品是由作曲家、指挥家及演奏家共同完成的。让很多同学以为指挥就是站在乐队前面打拍子的错误观念得到有力纠正。芬兰国家交响乐团邀请他为客座指挥,刚开始,对他这位来自与世隔绝很久的中国的指挥家实力颇为怀疑,给了一部交响曲的总谱后,问他需要多长时间熟悉。他看了曲名后向对方说,马上就可以指挥排练。因为在我大脑中存有二百部的交响乐总谱。他自豪地说,并说如果做不到这点,就不能做一个好的指挥。听说此言,心中真是佩服得紧。才知道音乐世界的广阔与深厚。对我们而言,别说将这么多部交响乐的总谱背下来,就是把这二百部交响曲的作者姓甚名谁搞清楚都不容易。几天后,去听他指挥的音乐会,贝多芬降B大调钢琴协奏曲《皇帝》,开始,雄壮的音乐一响起,场内观众立即鼓掌喝彩。只见他向乐团做了一个停顿手势,训练有素的乐手像正步走的一队军人听到了立定口令,齐刷刷地停了下来,众人愕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放下指挥棒,转身向观众,用洪亮的中音向大家说道:欣赏音乐时要有一些规矩,鼓掌欢迎需要等到音乐结束后,而不能打断行进中的音乐。这样会干扰演奏,也会影响观听众的欣赏。当然,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听音乐会,没能培养这些方面的素养,不怪大家,但现在请大家遵守这些音乐会不成文的习惯,乐章结束时再鼓掌。让我们更好地为大家做精彩的演出。这番话,引来了一通热烈的掌声。这是一次交响音乐的现场启蒙。

  

  音乐世界浩瀚无际,难得其门而入。由杨民望编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套四册的《世界名曲欣赏》,对音乐发烧友而言是部难得的好书;紧接着,上海辞书出版了一本令爱乐者爱不释手的《外国音乐曲名词典》。打开这些书,好像打开了音乐殿堂的大门,不经邀请就可登堂入室,流连忘返。但看到的与听到的并不相同,虽然感觉相通,但音乐需要的听觉而非是视觉。什么作品动听又动心,如何动听,通过文字,只能吠影吠声地想象。看到评价说莫扎特《C大调长笛竖琴协奏曲》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只能判断,此曲必定令人心旷神怡,但仿佛是想象中的美人,容颜难得真切。于是,欲睹芳容成相思,然而,上天入地求之遍,却难觅踪迹。某年到南宁,在新春细雨霏霏的街头徜徉,偶遇一小唱片店,从中发现一张尘封的1963年西德黑胶唱片,上面的曲目正是这首求之不得的莫扎特作品。真是探骊得珠大喜过望。把它转录到磁带,放进随身听中,在旅途和闲暇中无数次地倾听。这部作品往往和《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放在一起。两种情绪和风格非常接近的曲目。长笛竖琴协奏曲以童真的快乐抚慰着你困倦的精神,而《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尤其第二乐章,则以纯净悠远的宁静,抚慰你焦虑不安的心灵。莫扎特的音乐的确能使人的灵魂得到安宁。的确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读小说杂志,其中一篇是王蒙的中篇《如歌的行板》,讲主人公如何醉心于老柴《D大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即《如歌的行板》,小说具体情节已经忘记,似乎记得是对作者自己经历的再现。但这篇小说对我的意义是知道了柴科夫斯还有一部我不知道的令人感动的作品。于是,成为我寻求的目标。但也和莫扎特长笛竖琴协奏曲一样,到处寻觅不得。满世界的世界名曲的磁带中,看不到柴科夫斯基的《如歌行板》。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我背负着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使命,在地置绝域的小山村中度过了几十天,冬天夜晚的农村和白天一样枯寂无聊,但在海拔三千多米的山脚下,竟然能够收到中央台的调频立体声,这对我而言简直是一种奖赏,每晚必听。十点到十二点的激光音乐节目欣赏,可以说是我人生历史听中央广播电台时间最长的一个栏目。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收听率最高的栏目之一。几乎把整个古典音乐世界的珍品一一展示了出来。在激光唱片还没有完全普及的年代,这个栏目,对贫穷的爱乐者而言,简直免费的饕餮大餐,真有大快朵颐的狂欢般地过瘾。这天,当冽冽的寒风刮过月光下的山庄时,我照例打开调频戴着耳机盘坐在热炕上,等待节目的开始,忽然,女声的预告和介绍中,报出柴科夫斯基《D大调弦乐四重奏》,在一怔后却是怦然心动,终于在这穷困的山村遇到了心向往之的音乐!我全神贯注地聆听了这部完整的作品。终于对托尔斯泰老泪纵横的四重奏有了一些粗浅的认同和体会。

  

  王蒙在他后来的《行板如歌》中写到只有柴可夫斯基,他抒的是我的情,他勾勒的是我的梦,他的酒使我如醍醐灌顶。他使我热爱生活热爱青春热爱文学,他使我不相信人类会总是像豺狼一样的你吃掉我、我吃掉你。我相信美的强大,柴可夫斯基的强大。他是一个真正的催人泪下的作曲家。普希金、莱蒙托夫的抒情诗的传统和屠格涅夫、契诃夫的抒情小说的传统。我相信这与人类不可能完全灭绝的善良有关。这与冥冥中的上苍的意旨有关。我喜欢——应该说是崇拜与沉醉这种风格。特别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只有在这种风格中,我才能体会到生活的滋味,爱情的滋味,痛苦的滋味,艺术的滋味。柴可夫斯基是浓缩了情感的与滋味的作曲家,是一个极其投入极其多情的作曲家。他的一些曲子很重视旋律,有些通俗一点的甚至人们可以跟着哼唱。其中最著名的应该算是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了。

  

  人生的苦难无处不在。尽管我们经常遭遇愤懑和压抑,但到了晚上十点以后,有了去处,一个可以沉醉其中的自由而美丽的世界,虽然只有两个小时,但足够了。这一点让我觉得生活中还真有值得期待的美好,还不能轻易地悲观厌世。人生的苦难可以咏唱,可成诗歌,可以成为如歌的行板,只要有如歌的行板,就能为我们抒怀,就能化解心中的块垒。世界在会在我们心中少一些狰狞,多一些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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