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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模态话语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语言之外的其他模态如何参与意义建构。本文运用多模态话语理论分析文革宣传画这一话语现象，探究其如何实现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成意义，参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和传播，完成其政治宣教的功能。
关键词：文革宣传画；社会符号学；多模态话语
中图分类号：H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2—0112—03
一、引言
文革政治宣传的目的推动了宣传画这一艺术形式的空前繁荣，它不仅是那个时代变迁的符号载体，更为我们研究文革话语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本文将运用社会符号学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方法对文革宣传画这一融合了图像与文字符号的话语形式进行分析，以解构它如何在当时发挥其政治功能，完成其意识形态的建构和传播。
二、多模态话语与社会符号学理论
1.多模态话语
模态指交流的渠道和媒介，包括语言、技术、图像、颜色、音乐等符号系统。[1]多模态指的是除了文本之外，还带有图像、图表等的复合话语，或者说任何由一种以上的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文本。[2]韩礼德早就指出，除了语言，人们还借助其他许多表达意义的方法，如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等。[3]因此，多模态话语即语言符号与其他符号共同参与建构意义的话语，正如张德禄所指，多模态话语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4]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日益发展，多模态话语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2.社会符号学理论
韩礼德提出“语言是社会符号”，他认为语言既表达意义，也积极将社会结构和符号系统化。[5]他提出语言有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概念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的各种经历加以表达的功能；人际功能指语言具有表达讲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和他对事物的推断、参加社会活动、建立社会关系等功能；语篇功能指的是语言本身前后连贯，并与语域发生联系的功能。Kress & Van Leeuwen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的基础上，把语言的三大元功能延伸到对视觉的研究，创建了以再现功能、互动功能和构成功能为核心的视觉语法，来分析图像如何建构意义，成为多模态话语分析的重要理论和分析方法。[6]
三、文革宣传画的多模态话语分析
与语言的元功能相类似，视觉图像同样体现着三大意义。符号的视觉图像包含三个成分：呈现的参加者、互动的参与者和构图特征。呈现的参加者指的是图像中出现的所有成分或实体。互动参与者指的是阅读过程中的参与者，即阅读者和图像设计者或绘画者。构图特征指的是能产生结构连贯的成分排列方式，相当于“语篇功能”。[3]下面将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文革宣传画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成意义。
1.文革宣传画的再现意义
Kress & Van Leeuwen提出的再现意义相当于语言的概念意义，再现意义可分为叙事的和概念的。[6]在叙事的再现中，区分了行动的和反应的以及言语和心理这三个过程；概念的再现可以表现为分类过程、分析过程和象征过程。[2]在概念意义层面上，我们可以探讨不同的图像之间或同一个图像中不同成分之间有何联系，哪个成分相当于及物系统中的行为者（actor），哪个成分充当对象（goal），哪个成分表示环境（circumstance）。[1]
为了服务于政治宣传的目的，文革的宣传画在创作的过程中选取最能表现时代主旋律的图像元素。这些元素具有对应的象征意义，甚至是公式化的指代。分析发现文革宣传画的主要元素以毛泽东和工农兵形象或其象征指代物为主，或是根据需要，辅以表现不同主题的其他元素，如受批判的人物形象等。
从下图可以看出，在众多以领袖毛泽东为主题的宣传画中，其形象特征主要表现在“红、光、亮”、“高、大、全”。此外，为了烘托其高大形象，背景大多是“红太阳”或“旗帜”；或是直接以“红太阳”或“旗帜”来指代领袖人物，象征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普照，引领着革命群众不断取得胜利。在其他的一些宣传画中，则以毛泽东选集或语录来指代其精神领袖地位。毛泽东丰富的个人形象被高度抽象化、公式化，被逐渐剥离了凡人特征、政治化、神化，在一定的程度下造成了当时民众的集体盲从。从下图也可以看出，以工农兵为代表的群众是文革宣传画的另一重要形象。他们往往身着绿军装和绿军帽，头戴红五星，手握武器或毛笔，怀抱毛泽东选集或语录，体魄强健、红光满面、精神饱满、目光坚定。捍卫或手握拳头的姿势让工农兵形象显得刻板，象征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与领袖和工农兵形象截然相反的是文革宣传画中反面人物形象。在前两者高大英武的反衬下，反面人物身形渺小、面目猥琐，在革命群众的重拳或践踏之下狼狈无比。从图4、图5可以看出，手握拳头或武器的革命群众作为行为者，他们的行为对象就是图中的反面人物，行为者的目光及武器或拳头所指的方向使得行为者和对象之间呈斜线，形成矢量，而矢量是图像通过叙事再现意义的标志。宣传画塑造的“黑白”分明的形象把人性抽象化、简单化、范畴化，进一步强化了民众对“敌人”的仇恨，导致许多失去理性的行为。
2.文革宣传画的互动意义
Kress & Van Leeuwen提出的互动意义相当于功能语法的人际意义。图像可以造成观看者和图像中的世界之间特定的关系，它们以此和观看者互动，并提示观看者对所再现的景物应持的态度。[2]互动意义主要表现在接触、社会距离、态度和情态四方面。
从图1～图5可以看出，虽然图中的人物无一与观看者有目光接触，但并不能说他们与观看者之间毫无互动，相反，图中人物目光注视的方向正是宣传画的制作者希望观者关注的方向。它起到呼吁观者加入，成为画中工农兵的一员，与他们一起行动、并肩作战的作用。
Kress & Van Leeuwen指出图像所表达的三类社会距离：特写、中景和远景。[6]距离的大小表示人际关系的亲疏。特写镜头只记录人物的头部和肩部，表示画面人物与观看者之间的亲近距离；中景画面呈现人物的膝盖以上的身体部位，象征其与观众之间的社会距离；而远景镜头呈现人物全身，提示着其与观众之间更疏远的公共距离。从图1～图5我们发现这些画面中的工农兵形象都是以中景镜头出现，表明宣传画作者所传达的这些人物与观看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号召观者成为他们这个工农兵革命群体中的一员，成为他们的圈中之人，正好呼应前面提到的相同的目光注视方向，对观者产生强大的号召力。
就图像而言，态度主要体现在观看的视点，可以分为仰视、平视和俯视。当仰视/俯视/平视某物时，我们会对物体产生象征性的权势，平等的和不平等的。[2]在以上几张画中，观者分别仰视领袖，平视工农兵群众，而俯视 “反面”人物，这正好呼应和强化了当时的政治话语，表达了工农兵群众对毛泽东的尊敬崇拜之情，对同等政治地位群体的认同，以及在“敌人”面前的优势地位和对其痛恨蔑视之情。
此外，情态也是互动意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情态指我们对关注的世界所做出的陈述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情态可以分为高、中、低三种程度。Kress & Van Leeuwen指出在视觉模态中，情态值的高低由以下八个因素决定：色彩饱和度、色彩区分度、色彩调和度、语境化、再现、深度、照明和亮度。[6]文革宣传画的色彩运用主要体现为“红”、“光”、“亮”。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喜庆、吉祥、热情，也代表革命、鲜血，容易赢得认同。文革宣传画以红色为主基调：红色的太阳、红色的旗帜、红色的背景、红宝书以及红色的袖章、肩章、帽徽等。画面整体色彩明亮，充分反映了“祖国山河一片红”和“红的海洋”的政治气氛，突出表现人如海、歌如潮、旗如画的政治风貌。“红”、“光”、“亮”的文革色彩以其鲜明的象征性及政治隐喻性，激发了民众空前高涨的革命激情。
3.文革宣传画的构成意义
Kress & Van Leeuven提出的构图意义相当于功能语法的语篇意义，构图意义的实现有赖于信息值、取景及突显度三要素。图像成分因其在构图中位置不同而拥有不同的信息值：左边代表已知信息，右边代表新信息；中央的信息往往是最重要的，周围的则显次要；上方与下方分别表示“理想的”与“真实的”。[6]“理想的”是指信息的理想化或概括性的精髓或实质，因此也是信息最突显部分；“真实的”指具体确凿的信息，或者说贴近实际的细节性信息。[7]取景是指通过造成分割线条或实际分割框架的线条割断或连接图像中的元素。突显度指构图中的一些元素被有意地突出以吸引观者的注意，影响突显度的因素有：尺寸大小、色彩比较、亮度对比、视角的选取等。
从以上的文革宣传画可以看出，毛泽东形象及其指代物“红宝书”、红太阳等被置于画面上方，而工农兵群众位于中下方，寓意广大革命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朝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前进。而在批判题材的宣传画中，工农兵群众形象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反面”人物则被置于最下方或角落，比例很小，强烈的视觉反差突出了革命群众的高大和敌对分子的渺小。在色彩对比方面，用“红”、“光”、“亮”来烘托领袖和群众形象积极的精神面貌，而“反面”人物则被刻画得阴暗、龌龊，体现了文革非白即黑、敌我分明的思维方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宣传画中文字比例虽小，却起到补充乃至强化画面主题思想和政治意图的作用。宣传画的文字多以红、黑色为主，字体简单、富有力度。内容多采用标语、口号或毛泽东语录，如“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坚决镇压反革命”，“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文字内容及字体的设计与制作无不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
四、结语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把语言的概念、人际及语篇三大元功能延伸到对视觉的研究，创建了以再现功能、互动功能和构成功能为核心的视觉语法，有助于我们理解图文结合的符号如何建构意义。通过对文革宣传画的分析，我们发现鲜明的人物形象与简洁的文字有效结合，实现了其再现功能；构图所传达的恰当的接触、社会距离、态度与高情态的饱和红色共同作用，发挥其互动功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的革命激情； 构图中色彩的强烈对比、人物形象的巨大反差更进一步加强了其政治宣教的功能。从多模态的角度研究文革宣传画将有助于解构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和传播过程，提高我们的批评话语意识。
[参考文献]
[1]朱永生.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J].外语学刊，2007（05）.
[2]李战子.多模态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J].外语研究，2003（05）.
[3]杨信彰.多模态语篇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J].外语教学，2009（04）.
[4]张德禄.多模态话语理论与现代媒体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J].外语教学，2009（04）.
[5]胡壮麟.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01）.
[6]Kress，G.& T.Van Leeuwen，T.Reading Images[M].London：Routledge，2006.
[7]孙毅.多模态话语意义建构——以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会徽为基点[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