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时尚，被看作是后现代的标志而受到热捧。当今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写作中采取原生态策略，使用本乡本土尤其是本民族题材的，最容易取得成功。这无可厚非。但是，在什么样的“原生态”才是本乡本土和本民族的本色这个问题上，读者存在着简单化的看法和猎奇的心理，少数民族作者也在迎合这种简单化的看法和猎奇的心理，因而出现了一大批津津乐道于奇风异俗，惯于描写“未开化民族”或“落后民族”生存状态的作品，人为地形成了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少数民族被客体化，甚至异化。
其实，身处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上未必一直在洪荒蒙昧中生活，只不过，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世沉浮之后，繁华落尽，封闭于穷乡僻壤，深受条件的限制而晚于世人一步实现现代化。在博物馆里陈设的少数民族文化展品，大多是刀耕火种的背景之下生产出来的物品。媒体向世人展示的，也是身穿古代服装、秉承奇风异俗、采用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形象。博物馆和媒体给少数民族打上了一个原始标签，而普通的民众为了便于归类，也乐于给少数民族贴这样的标签。而少数民族作家如果迎合这种标签化和脸谱化的认知方式，通过写作强化世人对少数民族的片面印象，从而寻求写作上的成功，那就意味着背弃真正的民族文化，这种作品是“伪原生态”的作品。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什么是真正的原生态？
1.在写作中秉持人类生活的真义，揭示真实的人类心灵地图；
2.正视历史和现实而不扭曲历史和现实，展现民俗而不媚俗；
3.在写作中有自由和自主意识，不受主流品味和时代话语的影响。
达斡尔族女作家阿凤的手写体散文集《书写本色》，基本上达到了上述三条标准，可称得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写作。
手写传递真意
《书写本色》最引人注目的特色就是用手写体印制成书，保留了纸笔操作的人文痕迹。这是一个仿手抄本。形制的特别，传递了一种回归传统和追寻本色的愿望。在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的便捷也造成信息的泛滥，而纸笔操作的时代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温馨而珍贵的回忆。读者与作者之间，仿佛回到了过去年代的书信往来的状态，手迹体现出的心态、性格、心理，蕴藏着丰富的文字以外的信息，彼此息息相通。虽然这些文字的内容简单，并无深意，但它真实，人的书写手迹赋予了这些回忆童年、叙述见闻、感叹人生的文字以生命。
正是因为贴近生活和心灵，以自发的形式写作，这个仿手抄本也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文字因未经雕饰而不够精美。这本书中，有一些错别字和不规范汉字，它是作为非母语写作的产物和一个时代的产物出现的，作者并不去理会这些文字的瑕疵，也没有编辑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正。例如，《记忆中的季节》在一个看似应该用“大腹便便”这个成语的地方用了“大肚翩翩”；《后花园》中本来应该是“心理”的地方赫然写着“心里”；在《爸爸你好》中有一处想表达“执行”之意的地方用较为潦草的笔迹写着貌似“指行”的两个字；《古城在风中》里的“T恤”写成了“体恤”；《阳台》里面，写小鸟“像剑一样地飞走了”，把“箭”字写成了“剑”；在《仙气扑面而来》中，有一个“相形见掘”，可能是“相形见绌”的笔误。因多人参与抄写，他们的汉语水平参差不齐，可能因此而产生了手抄时的笔误。假设这些不是由于抄写者的笔误造成，则按照通常的逻辑来讲，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如此这般地写作，是难以想象的。但无论如何，它是世界上的一个人口大国中的一个小小的族群在失去了母语言说方式之后用非母语进行文学表达的一种真实形态。无论针对它的内容还是形式，我们都有必要以一种宽容而审慎的态度去面对这样独特的原生态写作。它不是主流，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只是，它有存在的理由。
原生态是一个中性词，本身无褒贬之意。原生态写作的积极一面是真实，消极的一面则是粗疏。《书写本色》充分体现了原生态写作的这些特征。
记录生活的小悲欢
从内容看，在《书写本色》里，没有曲折动人的煽情故事，没有展现时代精神的宏大叙事，更没有独树一帜的深度哲理，甚至也没有构思巧妙的幽默段子。但是，它为什么能够温婉地浸润人心，使读者心有戚戚？一个个未经雕琢的小事件，勾画出了平凡生活的一幅幅剪影——追忆过去，怀念亲人，家庭琐事，夫妻感情，朋友交往，旅游观光……这些都是当今中国社会任何一个人生活中都可能有的内容，类似于很多人的空间、博客或微博里常常出现的那种随手的记录。但每一篇文字后面，都抒发了某种属于人之常情的感情，也提供了她所属的那一类人典型的生活细节。作者阿凤于不经意间，信手拈来地表现了融入现代中国社会的达斡尔人的生活真实的一面。这种真实，与北方少数民族在世人心目中的脸谱化形象相去甚远，也有可能会让读者小小地失望一下，但是，这本书有助于形成一个真实而不偏颇的印象，令世人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当今少数民族，理解和认同少数民族同胞的所思所感。
《书写本色》中有一篇题为《做了一次嘉宾》的文章，写的是作者参加了电视台的一个谈话节目，对有关年轻人花几千元去拍婚纱照的事情发表了她的看法，她以较为犀利的语言反对婚纱照改变人的真面目，打造虚假的千人一面的美女。文章结尾处标注了写作的时间：2000年12月。在此文前页，有一张插图，是手绘的一个身穿达斡尔族传统服装、手持曲棍球棒的青年男子，这幅画命名为《打曲棍球的少年》。在此文后页，也是手绘，是一个传统的达斡尔族猎人形象，头戴皮帽，身穿皮袄，手托猎鹰，半跪于雪地之上。这幅画命名为《猎人与猎鹰》。画作署名都是台本（阿凤的儿子）。《做了一次嘉宾》这篇散文的内容丝毫也没有提及作者的民族属性或者民族特性，内容简单平常得不能再简单平常，这是一个发生在2000年的中国某个城市中的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件。但作为插画与该文同时呈现的，是远离这个浮躁时代的传统达斡尔族民俗风情。这看起来很不搭调，然而这就是作者阿凤所传承的民族血脉的象征，在这里，达斡尔族民俗不再被视为用作研究或观赏的化石和标本，不再被好奇的人们围观，而是充满了作者的主体意识，体现了写作者和绘画者热爱和珍视本民族传统文化，热衷于追溯自己生命之源的冲动，这是阿凤一切人生体验和文学书写的背景和底色。
对于《书写本色》中的自说自话、回到原初的写作，我们没有理由苛求它有多么精美，或者宏大。但是，我们有理由奢望在不久的将来，和阿凤一样具备少数民族典型生活体验的作家，能够写出精美或者宏大的汉语作品，在世界华文文学中当仁不让地占据一席之地。
自由的写作策略
差异化，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通常就是不知疲倦地罗列民俗事项。而在《书写本色》中，那些贴近作者生活的达斡尔族特色奶食、野菜、曲棍球运动、打猎等等生活情境，原本可以成为散文中值得大写特写而又容易吸引眼球的题材，但作者往往举重若轻地一笔带过，自顾把她与朋友散步于住处附近的“后花园”、个人生活的变迁、对社会现象的看法、游天安门看升旗仪式、游庐山、游九寨沟、与南方人交往、与外国人交往的经历娓娓道来，自由而不经意地勾画出了一个生活于现代中国的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场景。这些场景，同样是许许多多已经融入现代城市的少数民族人民所司空见惯的。这本书中大量出现的城市生活场景，刷新了历来已经被写滥了的少数民族风情散文作品中的乡野和边疆题材，令人感到耳目一新。阿凤在经过长期的写作历练之后，决定采取一种自由的姿态，无拘无束，无所牵挂地走一条摆脱差异化的道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预先设定一个达斡尔人的身份，也不沿用任何已被世人接受的达斡尔族民俗文学的套路。在写作的时候，她是芸芸众生的一员，是一个与全世界息息相通的生活于当下的人。在汉语写作中，对她来说，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但这种姿态和策略也成全了其作品的原生态属性。而这种原生态，不是潮流所至的那种对差异化甚至异化的沉迷。不是那种经行后现代这个地标之后绕了一个大圈子，貌似回归本乡本土和本色但实际上已经失真变假的伪原生态。
如果说风情画式的作品最容易陷入对伪原生态的追求，那么阿凤的《记忆中的季节》恰好是一幅20世纪60-70年代东北达斡尔族乡镇风情画，它抒写春夏秋冬的典型场景——春天杜鹃盛开，母牛产崽，春夏之际村中妇女采摘野菜柳蒿芽，夏天的田园充满蔬菜和鲜花，秋天有风有雨，女人们精心晒制形形色色的干菜，冬天冰凌满窗，滑雪、玩纸偶哈涅卡和玩具萨克是孩子们的乐趣，这些生活的点滴，是以怀旧这一超乎种族和民族的人类情感为核心的，它立体而饱满，不是着眼于介绍某一地域或某一人群的特定生活方式，而是成功地在特定生活方式的描写之中渗透了普遍存在于人心之中的那种成年人回忆童年的温馨感，怀念往事而又无法重拾旧梦的无奈感，对已经永远地失去了的特定地域的特定生活方式的追念，称得上是以情动人。这在崇尚本色、追求原生态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当中，是非常难得的。真性情是《书写本色》写作的核心，同时也是大众写手与严肃作家的区别。
穿越历史的迷雾走到今天的少数民族，无法回避集体无意识中存在的心灵磨难、个人身份认同的困惑、母语走向灭失的尴尬、文化的差异与互动、地域的差异与互动等等错综复杂的事项，作家是民族的代言人、文化的传承者，作家的心灵应该比常人更为敏感，感情比常人更为丰富，思考比常人更为深入。生活在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作家作为特殊群体的代言人，就更应该如此。少数民族作家不能满足于原生态写作的生活小悲欢和自由抒情，而应当向全人类的心灵更深地掘进，以博大的思想、厚重的文学修养和宽广的人文胸怀寻求艺术的突破。
责任编辑 五十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