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如今电视媒介与历史题材的结合，已经屡见不鲜，像大型考古项目的现场直播、历史事件的回顾等等，相应出彩的研究文章也为数不少，在此层面和类型上的课题本文就不再赘述。本文是分别深入到历史与电视这两个不同领域的亚层次——田野调查和电视纪录片当中去探讨两者结合的利与弊。
关键词：电视纪录片；田野调查；天然的同盟
中图分类号：J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4-0122-02
纪录片是用影像手段纪录历史事件的一大手段，同时也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和考古学等领域的基本研究方法。两者具有相当的共性和互补的可能，因此在两者的实现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彼此的身影，甚至有时候孰轻孰重都很难去界定。本文作者总结以往纪录片的拍摄经验，试图解决纪录片创作与田野调查如何深度结合的问题。
一、田野调查与电视纪录片的共性
（一）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
田野调查是来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即“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也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田野调查涉猎的范畴和领域相当广，凡是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学、哲学、艺术、民俗等，都可透过田野资料的收集和记录，架构出新的研究体系和理论基础[1]。
（二）电视纪录片创作思路
电视纪录片是指纪录型的电视专题报道类节目，是运用电子采录设备和手段，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新闻题材，作比较系统完整的纪实报道[2]。
如今随着各种各样媒体平台和媒体手段的出现，电视纪录片和电视专题片的概念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很多电视专题片的手段也逐渐被运用到电视纪录片当中来，比如说情景模拟、特效和动画手段等等，形成了不同于传统观念的纪录片概念，这是广义的电视纪录片概念。本文所涉及到得电视纪录片的概念是指广义的电视纪录片。
（三）两者的共性
1.真实性。田野调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应该跟客观事实相符合。而既属于大众传媒领域，又属于艺术创作领域的纪录片所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受众且必须面对后世的推敲，从它的内核到外延都必须是真实的。
2.纪实性。记录真实的情况记录真实情况的文字或其他形式的资料，包括影像、声音等等。电视作为第一媒体，其现场或者是事件的纪实性相对于其他媒介来得更突出，更立体，其纪实性自不待言；而作为亚层次的纪录片，“纪”字更是把该类型的电视片的纪实性凸显无疑。然而这个“纪”字又不同于“记”字，笔者认为所有的纪录片都是摄制者拍摄制作的，只要有人参与的东西，其一定具有个人主观意愿，因此纪录片都是有立场的。这种在两者纪实性上的“先天不足”是纪录片和田野调查的共性之一。然而，两者技术手段上的差异性又让两者具有相互弥补的可能性。现在越来越多的田野调查运用先进的影像和音频记录技术就是很好的证明。
二、田野调查与电视纪录片的结合
（一）思想上的结合
电视纪录片要求作者要有历史观，具体来说是要有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3]，这样做出来的节目才会真实可靠，才会有时代的背景。做节目跟做人是一样的，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定位，那么做节目过程中就很容易迷失在时间的洪流中。而在创作纪录片的过程中，面对所拍摄、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一段时间后，也可能成为史料），往往会让创作者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这时候就需要创作者站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自己即将成型的作品在历史时间轴上应该是位于哪个坐标点。纪录片创作者有了基本的历史观以后，应该更进一步——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去处理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首先承认人的社会性，而纪录片作为社会舆论的公器之一，社会性是必须而且是第一性。但是纪录片的创作者又是个人化、个性化的，因此在创作过程中经常会面临个人意志与纪录片社会公器属性的矛盾。此时，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创作者应该持有的角度和历史高度。综上所述，不管是纪录片还是田野调查，两者的思想基础都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
（二）技术操作层面的结合
田野调查可分为五个阶段：准备阶段、开始阶段、调查阶段、撰写调查研究报告阶段、补充调查阶段。纪录片创作也分为四个阶段：收集选题、确定选题、采访拍摄、后期写稿与剪辑、补充拍摄与制作。两者的各个阶段存在天生的相似性和契合度，在各个环节均可相辅相成。笔者以2009年摄制的一部田野调查类的纪录片《匾问》作为例子，探讨一下田野調查与纪录片创作从技术角度上结合的可能性。
《匾问》背景介绍：来自台湾屏东的洪明章2000年就来到厦门创业。短短七年间，他收藏了上万件闽台文物，在这批文物中有一块乾隆三十六年圣旨匾，其上非常明确写有“福建台湾府彰化县”这样三级建制的字眼；如此明确的把台湾放在福建辖下的实物证据非常罕见。
如果此匾为真品，它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将不可估量。然而，该匾究竟是真是伪，它的来历又是怎样仍存在种种疑问。这些问题对于洪明章这样民间收藏者来说，考证过程是极其困难的。于是本片编导根据洪明章提供的一些线索，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买家、专家以及族人、谱牒等各种渠道去探究该匾的来龙去脉。历时三个多月，足迹踏遍福建、广东两省四县市，终于找到了确凿的物证和人证，证实牌匾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从该纪录片摄制过程中，总结出田野调查起的作用如下：1.田野调查贯穿始终——田野调查让笔者有了该题材，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搜集线索，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追踪拍摄。2.田野调查打开局面——关键时刻提供有效的方法。3.田野调查的精神增加纪录片历史厚重感。
必须要说明的是，在该纪录片的摄制从头到尾，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依靠田野调查才屡次让纪录片渡过危机：1.直接观察法搜索一开始的线索只有牌匾本身，并没有其他相关的资料来帮助调查，而牌匾的所有者也是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得的，而这个上线也中风许久，无法协助调查。于是我们采用田野调查中的直接观察法去获取更多的线索，从牌匾本身内容（日期、姓氏、地名等）入手，发散性思维去调查。比如在文献和网路上按照日期搜索牌匾上所显示的日期，在历史上有何重大事件发生；根据地点联系当地的文史办，希望能提供帮忙；联系姓氏研究会，望能从宗族方面入手调查；联系北京故宫博物院看能否找到圣旨原件等一系列方法，大面积的进行调查。2.区域调查法相结合：通过直接观察法，我们运用发散性的思维进行大面积的撒网，并经过分析、演绎和归纳以后，去假存真，从搜集到的各种各样线索中找到了最重要的线索——牌匾主人的祖籍。于是就是这一条线索在该区域进行了大范围的走访，最终锁定了上杭的某个小村子为最后的目的地。终于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答案，也为牌匾找到了家，同时也揭开了牌匾的身世之谜，最后甚至找到了牌匾主人的墓地。调查圆满结束，纪录片的素材也相当丰满。
三、总 结
用田野调查的精神，借鉴田野调查的方式方法，让电视纪录片更具客观公正的历史使命感！最终让专题片穿透演义迷雾，还原历史真实，也让电视纪录片得到更多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参考文献：
[1]郝时远.田野调查实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叶子,赵淑萍.电视采访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陆晔,赵民.当代广播电视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