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针对当下“双语教育”研究中的不足（其一，研究对象的民族和地区分布不均衡;其二，对于民族语的“人文性”缺乏应有的关注），特选取“武昌回民小学”为重点调研对象，对该校以“阿语”为介质的民族文化教育情况展开研究。文中详细论述了武汉市回民小学民族文化教育缺失的现状，结合调查问卷、个案访谈等途径获取的信息，较深入地剖析了造成这一现状的原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行性较强的建议。
关键词：回族 双语 民族文化
一.“双语教育”大背景
近年来，“双语教育”已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先后做出过积极探索，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另一方面通过分析现有研究，本研究小组总结出目前的研究中还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之处：
首先，研究对象的民族分布和地区分布不均衡。目前，对回族双语教育的研究还很少，而且忽略了非聚居地回族的双语教育，例如“武汉市回族双语教育”就很少有人涉及，正是这一部分被忽略的族群，往往遭受着更剧烈的“本民族文化传承”与“适应现代化”之间的冲突。
其次，对民族语言的“人文性”缺乏足够的关注。现有研究中的大多数，其关注点是民族语言的“工具性”作用，例如对于新疆维吾尔族双语教育研究的落脚点，概括来讲就是如何让维吾尔族年轻一代更好地接受现代化的科学文化。这种情况下，本民族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交流工具”而存在的，这是由于大多数土生土长的维吾尔族人对于维语的理解和使用能力一般是超过汉语的，而在中国，大部分现代文明是以“汉语”为载体而存在的，因此“维语”的“工具性”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语言还有另外一个特性——“人文性”，即语言还承载着传递本民族文化的巨大使命。对于我国境内的“特殊民族”——回族而言，这种“人文性”甚至是本民族语言的全部作用。回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语言，族内使用汉语，但是他们在日常口语中又保留了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阿拉伯语”在回族的的概念中是他们文化的一种符号，一种缩影。之所以定义回族为“特殊的少数民族”，是因为，他们仅仅是以独特的心理素质区别于别的族群，以“阿拉伯语”为缩影和符号的伊斯兰文化是他们区别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唯一特征。所以，许多国内外的研究者称回族对于中国主流群体而言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我国，“双语教育”多指“民汉双语教育”。但是对于回族这个特殊的族群，现有的“双语教育”概念显然是不适用的。因为回族并不像维族、藏族那样有自己的本民族语言作为交流用语，回族普遍使用汉语，而词汇中又保留了一部分阿拉伯语及波斯语词汇。尽管阿语（以下简称阿拉伯语为“阿语”）在回族人生活中几乎不体现出任何交流作用，但是他们依旧不愿完全割舍这种语言，可见，以阿语为介质的民族文化在回族人的心理素质中体现为一种民族认同感。
以阿语为介质的伊斯兰文化对于回族而言是民族文化的缩影与象征，他们大多会选择以回民学校的形式来开展民族文化教育。在我国西北这种大型回族聚居地，存在许多这种形式的学校，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也存在回民学校。这种现象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于是本研究小组以武汉市的两所回民小学——武昌回民小学、汉口回民小学为研究对象，想要借此探究生活在武汉的回族人如何看待和处理本民族文化传承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子代——处于启蒙教育阶段的回族小学生，是如何在回民小学中接受民族文化教育，并形成特有的文化认同。
一.武汉市回民小学的现状
调查资料显示：回族中的爱国人士，在“教育救国”的思想影响下，力图通过兴办教育达到救国、救教，振兴回族的目的。1912年在武昌起义门清真寺内创办了“清真小学”，开设阿拉拍文、教义、国文、珠算等课程。建国后，武汉回族教育迅速由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1955年，“崇真小学”被市教育局接管，改名为“武昌回民小学”，1977年，武昌回民小学与紫阳湖小学合并，依旧沿用原来的校名——“武昌回民小学”[1]。这便是武昌回民小学的来历。从这些资料中不难看出，武昌回民小学是由经堂小学发展而来的，它的历史渊源具有浓厚的回族色彩。
时至今日，这所饱经沧桑的学校已经难觅当年的民族气息。2014年本研究小组走访武昌回民小学时，全校仅有两名回族老师，20名回族学生。我们国家有关民族学校的相关规定显示，民族学校标准为少数民族学生占总人数的20%—30%，而现在的武昌回民小学回族学生仅27人，只占总数的5%，师资与生源都成了这个学校面临的巨大问题。
学校某领导者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当谈到阿语教育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武昌回民小学以前是教授阿拉伯语和少数民族文化知识的，但是最近几年已经取消了。不久前有位游学的阿訇自愿到学校来讲授过几堂阿语课，不过现在已经走了。当我们问起为什么不再找一个了解并熟悉这些知识的人来教时，领导说这是没有必要的。当我们追问说到我们觉得这些回族孩子需要这样的教育时，领导回答到：他们和汉族学生的学习一样好，不需要阿语教育，况且学校现在已经和普通社区小学基本没什么两样了，国家强调的是融合的民族关系，过分强调特殊性，这与国家政策不符合，况且我们有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学校文化墙上就画有少数民族的宣传画。况且现在的教学压力很大，我们没有多余的经历去搞那些特殊化的教育。
在我国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和权利——这是不言而喻的，并不是像学校领导层所理解的那样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是搞特殊化，或者是没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即使回族并不需要借助阿语来辅助汉语言的教学，但作为回族这个民族独特的民族符号和文化象征依旧有存在的意义。
之后多次去到武昌回民小学，利用放学的时段采访了一些回族小学生。在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你了解本民族即回族的文化吗？”时，有的孩子回答“并不了解”，有的孩子回答“爸爸妈妈说我们要信仰我们的真主”。他们中真正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人是很少的，而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大部分直接来源于他们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父母。当我们问到“你觉得回族和汉族有什么不一样？”时，他们大多数只是迷茫的看着我们。我们又抽样调查了一些该小学的汉族学生，问起“你怎么看待学校的回族同学？”时，汉族学生的回答大同小异，“他们不吃猪肉”、“他们的祖先是猪，所以不吃猪肉”、“他们很奇怪”。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难道回族就是汉族小学生口中因为“猪是祖先不吃猪肉”的民族？这样的误解广泛存在着，并不是个案。难道我们的民族融合政策，给予我们的理念是让我们在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如此误解的基础上带着身为汉民族的优越感，让少数民族的孩子处在接受主流文化的教育而变得与汉族无异实则又融不进汉族的尴尬境地吗？所谓的民族文化教育就是在文化墙上画几幅关于少数民族的宣传画吗？
结合多次实地调研，我们认为武汉的回民小学存在如下问题：1、校园周边环境不理想;2、师资力量薄弱，生源少;3、以阿语为介质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从有到无;4、对应试教育过于重视，几乎沦为社区小学，基本上不开展以阿语为介质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5、领导阶层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
二.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初探
为什么武汉市的回民小学不再承担起传承回族文化的责任？为什么回民小学的回族学生不足5%，与国家制定的民族学校少数民族学生人数不少于20%的标准相去甚远？
首先，经济发展和城市变迁，使回族人打破“小聚居”的生存状态;其次，国家颁布的有关民族双语教育的政策法规，对于回族来说缺少针对性;而且容易被误读;另外，武汉市的回民小学师资力量相对薄弱，而且回族文化传承和升学率之间存在着固有矛盾。回民小学民族文化教育缺失这一现状的最终形成，以上几方面的原由都为之添砖加瓦。
（一）经济发展，城市变迁，回族人打破“小聚居”的生存状态
据统计，早期（元代至近代即鸦片战争）从外地迁徙到武汉落籍的后代有5984人。解放后，1990年与1964年相比，增加回族7319人。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武汉市少数民族形成了几个相对比较集中的聚居区。如：武昌辕门口、起义门、楚材街，汉口广益桥、二七街，洪山马家庄聚居区和蔡甸军山镇龙湖回族自然村的回族聚居区。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来武汉就业、就学、经商、走亲访友、观光旅游的回族流入人口逐年增多，而武汉回族聚居区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环境较差，聚居区的常住回族人迁移到武汉经济交通状况较为优良的地方，客观上打破了回族人“小聚居”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父母为了经商或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往往会选择其它学校就近就学。这使得设立在聚居地的回民小学的流失了一部分回族生源。
（二）国家颁布的有关民族双语教育的政策法规，对于大城市的散居回族而言缺少针对性，而且容易被误读。
1.一方面，现有的民族双语政策，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适用于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因为这些民族需要借助他们精通的“民族语”来学习以“汉语”为载体的现代文明。于此相适应地，国家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往往更多的注重民族语的“工具性”。然而对于回族而言，阿语的工具性在他们的生活中几乎是不加以体现的，只有一些特殊的宗教用语才会用阿语来传达，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以“阿语”为介质的伊斯兰文化是作为一种文化认同而存在。这才是回族人真正看重的东西。因此，从总体上看来，国家颁布的有关民族双语教育的政策法规，对于散居回族是缺少针对性的。
2.另一方面，教育活动的领导阶层对于国家民族教育政策的误读现象屡见不鲜。由于国家现有政策宽泛而缺乏针对性，使得教育部门在开展教学工作时，对于这些政策的理解会流于表层，难以深入文化内部。如我们采访的学校领导人认为在文化墙上画上关于我国多个少数民族的宣传画就是搞民族文化教育，他还提到“古尔邦节的时候学校还会给回族学生发学习用具”，但这种浮于表面的行动并没有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学生需要的是对民族文化的介绍以及针对民族文化的课程或介入活动，如教授阿语、在古尔邦节等少数民族特殊节日时介绍节日文化等，这些都具有可行性。当然校长提到了一个较好的活动，如“六一儿童节”学校会让少数民族学生穿上民族服装，展现民族特色，并对学生有特别慰问，这个是可以继续实行的。总体上来看，前文所描述的访谈记录显示，领导阶层认为融合等于同化，而且认为国家政策不支持民族文化教育，不应该搞特殊化。
（三）武汉市的回民小学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1.一方面，回族老师奇缺
在教学水平与一般教师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回族教师作为与回族小学生同族同源的教育者，这种一致的文化认同，可以增进他们与回族学生的交流与沟通，同时也有益于开展民族文化教育。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调查的武昌回民小学和汉口回民小学存在着共同的现状——回族老师奇缺，这无疑会给回族文化教育的开展带来相当的阻力。
2.另一方面，回民小学教育事业的领导者未做到与时俱进，他们思想保守、固化甚至偏执。
我们判断一个事物的价值，并不是以它当下的位置，而是以它前进的方向，在一个团体中，领导者就像船长一样，掌握着前进的航向。可想而知，当领导者思想固化、偏执，那么这个团队就难以取得辉煌的成就。回民小学的领导阶层“坚决不搞特殊化”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教育的公正与平等，但是这一主张的贯彻实施是以牺牲民族文化教育为代价的，同时，也是置“回民小学”作为民族学校的特殊性于不顾的。
（四）回族文化传承与升学率的固有矛盾
升学率还是民族文化教育？这个看似两难的问题，导致社会主流文化在做出抉择时往往会选择牺牲民族文化教育。在思考和规划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时，需要从适应现代化和少数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和立场来分析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必要的调整与改进措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如何发展，关系到新一代少数民族在社会中的竞争能力，关系到各民族在未来中华民族大家庭政治结构、经济体制、文化生活中的相对地位。当我们在考虑“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适应现代化”的关系时，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首先解决——是保护“人”还是保护“传统文化”？[2]
如果我们首先考虑要保护“人”，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就是在关注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在现实中的发展前途。那么只有使这些群体的年轻一代进入现代文明当中，与社会主流群体成员一起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享受到现代文明带来的所有成果，并随着社会发展得到同步发展，这才算使“人”得到保护。如果我们选择将“保护人”的理念贯彻到底的话，很显然，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内容很可能会在这一选择下消失不见。
那么，我们应当为了保护这些传统文化而牺牲这些群体的“人”的发展，还是应当为了“人”的充分发展而放弃先祖们创造的传统文化呢？由此看来，保护“人”与保护“文化”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不和谐之处，这种不和谐的具体表现就是民族文化教育与升学率之间固有的冲突与矛盾。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固然民族文化教育和升学率之间有着矛盾冲突之处，但这种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我们认为，代表现代化的现代学校制度与传统文化之间应当可以找到沟通、互溶的方法，具体建议将在下文中呈现。
三.反思与建议
武汉市回民小学现状非常特殊，而且导致这一系列现状的原因又涉及经济发展、国家政策、师资力量以及文化等多个层面，这种复杂的局面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在大城市的回民小学中，以“阿语”为介质的回族文化教育是否有开展的必要？如果有，又该如何开展？
（一）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在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3]，回族的形成历史比较特殊，他们通用汉语，散居于全国各地，他们仅仅是以独特的心理素质区别于别的族群，以“阿语”为缩影和符号的伊斯兰文化是他们区别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唯一特征，以阿语为介质的民族文化教育其根本作用在于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在内维系民族的团结，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在外强化民族标志，突出民族特征就变得很有必要性。
本调研小组在走访中发现这样一个案例，A是一名国家“211工程”高校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高校的本科生，回族，他在接受我们调查中谈到他来自湖北省某市，小学时就读的也是一所回民小学，近年由于人口迁移，回族逐渐减少。学校所招收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汉族学生，学校并没有任何关于民族文化的课程教学内容。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基本没有任何差别，由于学校没有清真食堂，甚至回族学生也开始于汉族学生一起吃住，也有的学生由家长每日送到学校。他自己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了的小学学业，由于不一样的生活习惯与饮食习惯，他难以融入汉族学生群体。回到家里又经常会有回族同胞评价像他一样上学（学习汉文化）的人已经不再是正宗的穆斯林同胞。回顾自己的教育历程，他几乎湮没在教育的题海里，似乎成了一个特殊的人，没有归属，融不进汉族又融不进本民族。起初会义正言辞的告诉别人自己的“特殊”身份。现在更多的时候会收敛起那样的特殊，说起自己“特殊”身份时同学们好奇的追问，仿佛自己是闯入巨人国的侏儒，供人观览。周围有很多这样的穆斯林同胞，因为忍受不了不同的环境、饮食和文化而辍学，甚至连基本的九年义务教育也无法保证。许多像A同学一样的回族学生，他们对自己的回族身份到底应该怎样看待？我们的教育并没有刻意的强调民族，甚至抹杀了民族的差异。但是不同文化和思想总是会有冲击和碰撞的，这样的冲击和碰撞很难不让回族学生们困惑。
生活在大城市的回族家庭，在环境的影响之下，一方面把注意力放到孩子的主流文化教育上，一方面又希望孩子可以保持族群特征。很显然回族学生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出现了一个冲突，回族学生的身份认同主要来源于家庭，然而，学校的不教育很容易产生疏离感。亦或是产生对主流文化的排斥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自卑感，这些都将对回族学生的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产生消极的影响。汉族学生与回族学生文化的相互不理解很容易不和谐，从而形成孤立和对立，不仅不利于学校的管理，更是不利于回族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多个民族的群体，每个民族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民族文化，只有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才能够昭示文化走向和谐，民族文化的和谐不止包括求同，更有求异。这种“和而不同”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文化哲学。
因此，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看来，回族的确有学习以阿语为介质的民族文化的必要性。然而，当前的情况是，阿语教学在武汉市的回民之中已经岌岌可危，这种危机异常明显的体现在回族本身对于自身民族文化认同上。
（二）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肯定了以“阿语”为介质的回族文化教育的存在价值，此外，反观前文的原因探析，我们意识到那些导致回族文化教育缺失的每个因素，都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大的恶性循环。我们要反思的是如何走出这个怪圈，并形成一个新的良性互动与循环。因此，针对武汉市回民小学回族文化教育缺失的现状，本研究小组构拟了几个可行性较强的建议：
1.经堂教育可以为之提供帮助，学校与社区清真寺建立友好的交流合作关系。
虽然回族学生少，但是依旧有开展的必要，因为一个人的教育与千万人的教育是同样重要的。另外回民小学的汉族学生，也可以参与其中，从个体发展来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深入了解不同于自身文化的另一种文化，这不仅可以开阔他们胸襟，同时也能完善他们知识结构，从各民族的友好交往方面来说，冲突的根源往往是对于异文化的不理解与猜疑，如果同校的汉族学生能学习并了解回族文化，而且能够对这种文化生成一种包容与理解的情感，那么必将有益于民族间的友好往来，不同民族才能冲破隔阂，携手共筑中国梦。
2.定期举行回族文化的交流与展示活动
可以借助重要的回族特色节日开展这类活动，例如古尔邦节、宰牲节等。这样的话，回民小学作为民族学校的特色就会大大增加，这种具有文化展示与交流性质的活动并不是指不是在古尔邦节的时候发发铅笔这种流于表层的活动，这类活动应该是以深入文化的形式来开展的，若能让回族和汉族的学生都能理解这些节日对于回族这个族群的重要意义就再好不过了。
3.内外兼顾，双管齐下
前两点建议是针对回民小学作为民族学校的特殊性而提出的，除此之外，作为小学——承担启蒙责任的教育机构，回民小学与其他小学无异，若要提高整体的教学质量，必须内外兼顾，双管齐下。内，要完备基础设施提高教学质量;外，要改善校外环境。任何人都不希望我们祖国的花朵在嘈杂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在拉满横幅的巷子里浸染抗议强拆的口号。
我们提出以上三点建议正是为了打破导致回族文化教育缺失的恶性循环圈，希望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各方人士积极努力，贡献力量，力图形成一个新的良性的循环，从而使武汉市回民小学发展得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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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光萍，于福生：《武汉回族的经堂教育与现代教育》，《武汉文史资料》，1995年第1期。
注 释
[1]马奇明，王光萍：《武汉市民族工作特点及其地位浅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2]费孝通：《民族生存与发展》，《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北京群言出版社第395页。
[3]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斯大林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