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泽宣教育思想探析

庄泽宣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教育家、知名学者,为我国早期西洋教育史、职业教育和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长期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工作,关注国内职业发展,积极探索教育救国之路,形成了自己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思想。介绍国外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和教育理论,积极倡导职业指导,发展职业教育以推动民族工业的发展,批判国内大学的虚浮现状,改进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为大学发展科学定位是其极具超前意识的职业教育思想和高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庄泽宣从事高等教育20余年,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有20余部专著和大量论文问世,这些著作集中反映了庄泽宣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本土化的诉求,其中关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著作最为丰富。

庄泽宣关于职业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庄泽宣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活动,探讨职业教育理论,参加职业指导,成为名副其实的职业教育活动家,他的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活动推动了我国早期职业教育的发展。

1、庄泽宣关于职业教育目的、范围的认识。庄泽宣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发达关于职业上的专门技能及知识”,职业教育的范围也应该是广泛的,“凡是做医生、律师、工程师农夫、园丁、家妇、俑役、水手等都包括在内”。他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职业专家,而在于学习各种技术的内容并加以运用。他把职业教育分为高等职业教育、农业教育、商业教育、工业教育、家事教育等几种。

2、庄泽宣关于职业教育内容的认识。关于职业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庄泽宣认为职业教育的内容就功课的性质而言可以分为关于职业技能的、关于该职业的直接理论和关于该职业的间接理论三个方面。关于职业技能的功课,一定要进行实践教学或教学实习;关于该职业理论的功课,要能够直接在实习中应用;间接关于该职业的理论,改制也有一定的联系并有助于该职业的发展,如学医的应该学习医学发展史等。关于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庄泽宣归纳了三种,一是计行,即运用职业理论与实践;二是短期学习,职业训练在于精而不在于博,所以在具有一定根底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较短的时间学习掌握某种职业上的学问;三是学习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的功课相互联络是职业教育中最为重要的方法,“凡是学理的功课,教的时候,一定不可忘了他的应用”。他关于职业教育的这些理论探讨对当时国内职业教育理论具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庄泽宣的高等教育思想

1、深入分析、批判虚浮势利的大学现状。1924年国民政府颁行新学制,刺激了高等专业学校的快速发展。数量的跃增并没有带来高等教育的全面春天,反而因为标准的降低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些学校课程设置简单、程度偏低和严重的重复建设。庄泽宣在多篇文章中批评了盲目的求多、求大、求全将必然导致“争经费、争教授、争学生”现象。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为此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精神科举化。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心理仍然深受科举遗毒的侵害。学生“进学校为了升学不做别想”,“课程内容不必深究,文凭却要好看的”,毕业时自然不可避免的“不能升学,毫无办法”,成为高等游民;在当时高等教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敲门砖,高校也成了躲避乱世的戚所,这也是精神科举化的根源所在。庄泽宣批评当时的高等教育“只有躯壳,而无精神”了!二是形式商业化。受利益驱使,在教育救国思潮涌动之时,一些商人、财阀假教育救国之名行教育营业之实。他们以出名的教授和繁多的功课招徕学生,而不问课程是否实用、适用;部分教师、教授或视教育为暂时之栖所、升迁之跳板,或视之为生财之道,“四处赶场”,教学质量极难保证;而学生抱定科举意识、只管缴费求文凭,不肯努力。可见当时的高等教育不但办学的一切经济关系如此,连“师生情、学问传授”都经济化、商业化了。他无奈喟叹:“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机关的灵魂是科举思想,而其躯壳则周身无一不具商业色彩”!

2、重视高等教育的地位和和高级人才的培养。相比于初等教育、民众教育,他更重视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眼中,高等教育机构不仅是全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实际上的表率和模仿对象,而且是国家领袖人物的养成所,并通过这些领袖人物间接影响到社会的各方面。发展高等教育不但可以使中国民生于复苏,而且能拯救中国文化于垂危。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要发挥培养实用人才的作用。他认为以高等教育显要的地位和作用,必然不应拘于培养一般人才,尤其不应“制造若干具有好听的衔头的人”,而是应养成“学术专家”和“实用人才”,“真正有实际学术技能的专门人才”。

3、大胆改革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庄泽宣自己就是推动教材本土化的实践者。他除编写了大量教育理论论著外,还积极组织、参加了大量的社会专题调查,编写了众多本土化的教材。

实际的教学中,他又不迷信教育内容。他认为丰富实用的教学内容屈从于陈旧、反动的教学方法,就一样会教出“上等书呆子”。受到五四以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Ⅱ向,庄泽宣十分反对传统的“三中心”。他认为在这种教法下,学生既不能活用思想也学不到研究方法,只能成为“洋八股”。而他则可以算是我国较早在大学阶段实践活动教学法的教育家。上世纪20年代他供职浙江大学时,就曾在自己教授的“教育社会学”课程中大胆尝试了一种“不讲演不看书”的方法: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以总学时的1/3深入社会,搞观察调研;2/3的时间参观广义的教育机关;具体每次教学中则用两小时实地考察,一小时讨论;最后以调查报告替代考试。这样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使学生初步了解了社会,提高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培养了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和合作精神,这在当时尤其难能可贵。庄泽宣在总结这种教法经验的文章中曾明确提出,之所以在大学二年级就采用这样的方法,旨在使学生提早认识社会,找到感兴趣的研究内容,打下研究学术的功底甚至“终身研究不尽”。

4、系统阐述实用性的教育、教学管理思想。针对当时教师四处兼课,教学质量难保的情况,庄泽宣较早地提出应建立一种联合组织,或者说是建立针对教授的联合聘任委员会制度,希望用健全的制度来强化管理、遏止不良风气。一是要对有志担任教授者进行包括注册、分配、调动、待遇、进修等多方面的统一管理,不至令无能者滥竽教席;二是建立针对教授(教师)的强制性七年进修制度。他认为若教授日以其所知授以学生,而不自求精益,对于教授自身和高等教育都是自杀的举措。

对学生的培养和管理,庄泽宣从“选、养、用”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招生上要做到宽进严出,鉴于当时学者的缺乏,难有某一校可以做到一切科系的完备,故应给学生转学的自由,以便学生随时根据自己的兴趣或实际的需要选择要学的内容,应在职业指导的基础上来决定,本校如有该学科则于本校学习,本校无则送出洋,中途也可出洋深造;在培养层次上,庄泽宣认为应该根据学生的程度,提出不同的要求。对中等的学生,要加强基础知识技能的教育,而对精英的学生则不仅要加强训练,还必须延长培养期限、给予资助、提供更多深造的机会,以养成真正的专家和社会领袖人才。庄泽宣主张既不可迷信外国,也不应吝惜经费停止留学,更不能不切实际的把国内大学办大办全;在人才的使用上,他提倡“量才适用”,主张既要通过加强职业指导使毕业生“有事可做”,又要使其“力所能及”。对于某些地方把刚毕业的教育系大学生或高师毕业生请做一县教育局长的事情,庄泽宣感到十分震惊。他认为这样的职务即便是在欧美,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的毕业生也不足以胜任,更何况中国大学的训练又不是极到位的,实在是冒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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