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本总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封建专制王权中最具人道主义色彩的政治理念。传统民本思想与当代民主政治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以辩证的哲学观审视，传统民本思想与当代民主政治是既“悖反”又“契合”的对立统一关系。深入剖析传统民本思想与当代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挖掘民本思想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契合点，以实现民本思想中蕴含的合理性文化传统在当代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功能和价值；揭示和批判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封建糟粕和阶级局限，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和时代的升华，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依托，是我们研究民本思想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真正意义。
关键词：民本思想；民主政治；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4-0060-03
一、民本思想的早期发展及理论内容
殷商时期是一个神权至上的时代，但随着“小民方兴”，孕育了原始的、朴素的“保民”、“重民”的政治理念。《尚书·汤誓》中记载：“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夏桀荒淫暴虐，百姓不堪忍受夏桀的残暴统治，民怨沸腾，对其统治给予了无情的诅咒，“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商灭夏正是出于爱民、保民目的。在殷商的政治言论中，可以体会到统治者的重民理念，如殷商贤臣伊尹向太甲进言时曾说：“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尚书·成有一德》)匹夫匹妇指的就是庶民百姓。这句话表明。君主要完成功业，必须依靠平民百姓。殷商的第二十位君王盘庚为了避免水患，抑制奢侈恶习。决定将都成迁往殷地，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视民利用迁”。盘庚还将是否能够养育百姓并使百姓安居乐业作为衡量政绩和奖惩官员的重要标准，“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尚书·盘庚下》)这使重民思想从单纯的理论转变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制度，将殷商时期的重民理论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殷商时期的民本思想仍处于一个蒙昧的、模糊不清的状态。它还没有成为统治阶级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
西周初期的统治者非常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在对夏、商二代成败兴衰的历史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周人深刻领悟到“天不可信”。于是在西周的政治理论体系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惟命不于常”；二是敬德保民。由此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进入了萌芽时期。逐步走向制度化和理论化的发展阶段。
“惟命不于常”，意思是上天的大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周人的宗教观念里，“上帝”、“天’-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上神，王权的更替与转移完全是“上帝”的命令和旨意。这一点在《周书》中有大量的论述，“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天罚，敕殷命终于帝”。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兴废更替是天命转移的结果。在周人看来，天仍具有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但是天命的转移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标准就是君主是否做到了“敬德保民”。周人已不再完全迷信“天命”。而是更加注重人事的内容。“罔尤违，惟人”。(《尚书·君寅》)
在西周时期重民、保民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和认可。“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将人和天、地并称。足见对人的存在及价值的重视。第二，天意来源于民意。周人虽仍依靠“天”、“神”来庇佑王权，但“天”的地位已明显弱化，不再是主宰人间一切的至上神，却要受到“民”的控制和摆布。“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这三句话都反映出天意要服从民意，这振聋发聩的言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第三，君为民而设。天民关系的新变化。反映到君民关系上出现了君为民而设的进步思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尚书·泰誓上》)上天保佑下民，为下民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就是希望能辅助上帝。爱护和安抚天下百姓。第四。君主要永保天命。必须实行保民政策。应该说前三点反映了在西周的政治思想理论中开始注重人事的内容，肯定民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到民众的巨大力量。那么，落实到国家政治实践中就是要贯彻保民政策。“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梓材》)文王之所以能从上帝那里接受大命。正是由于文王能做到“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尚书·无逸》)保民关系到君权的存废，保民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出发点。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成为这一时代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特征。每一个统治者都从残酷的战争中深刻地领悟到：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君权存废、国家兴亡的决定因素。因此。如何“保民”、“亲民”、“利民”、“惠民”、“养民”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思维的主要导向，同时促进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进一步发展，丰富了民本学说，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随着人的地位的空前高涨。宗教神权观念逐渐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摒弃。人－神关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民最终走到神的前面，处在首要地位，而神却成为民的附属，民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最终决定力量。孔子对鬼神之事亦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之”。(《论语·雍也》)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更是明确地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人们对人神关系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剖析，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在中国传统政治中进入了以神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入的新时代。在政治思想领域。对“以民为本”进行最丰富、最系统的诠释的就是孔子的“仁学”、“德治”理论和孟子的“仁政”学说。
二、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运作中的价值目标与现代民主精神相悖反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较早出现“民主”一词的。主要在《尚书》和《左传》中。在《尚书·多方》中出现三次，“天惟时求民主”；“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在《左传》中出现两次：“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左传·文公十七年》)这几处的“民主”指的都是一种为民作主的君权观念，完全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涵义。
春秋战国以降，民本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统治者都将其作为愚民、欺民的统治之术来有效地维护君主专制政权，这是民本思想在古代政治运作中最主要的价值目标。
“民本思想的根本缺失，即在于对君主专制的承认和契合”，我国民本思想产生于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它体
现的是一种君主民从的特定关系，君为民主可以说是民本思想的本质所在和政治前提。既是像孟子这样一位中国历史上最积极的民本思想倡导者，一面发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振聋发聩的响亮口号，同时又提出“无君无父。是禽兽也”的论调。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民本思想是被整合到君本政治中的。并沦为君本政治的工具。它强调君为民主，君主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行政、司法、立法、军事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即“主权在君”。而当代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元素之一是“主权在民”。“主权在民”，是指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民主管理。在民主政治中，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都是在人民的授权范围内依法行使权力，同时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在权力来源问题上，民本思想与当代民主是完全对立的。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民众只是政治的客体，是君主统治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参与政治，或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就如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庶民不议”。(《论语，季氏》)国家政事完全不容许普通民众过问，民众毫无政治权力和政治参与意识，只是被动地期盼圣君贤相的怜惜和施舍。总之，民本思想的价值目标不是通过赋予民众政治权利而否定君权至上。而是通过规范君主对民的政治行为稳固统治地位，即只有“庶民安政”，君子才能“安位”。
民本思想是以承认人的社会存在为理论基础的，这种“对人的关注导致神的淡化和圣的凸显。”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运作中价值目标之二，是对君主的圣化。从而引出了“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圣化开始于殷周之际，原因在于民本主义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政治学说中，圣化君主的理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认为君主能够操纵和统摄人类、自然界、天地，是万能的主宰者，能使天、地、人和谐相处。儒家认为，君主将人类从混沌无序的状态引向光明。荀子说：“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能理，礼仪无统。”(《萄子·王制》)葡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人性恶的代表，“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他认为圣王通过“起礼义、制法度”能够矫正、教化人类的性情。韩愈则把人类的存在归之于圣人的有无，“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原道·韩愈》)在《中庸》中，指出君主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并可以“与天地参”。在古代文献中，君主常与天地、天神相提并论。如《左传·宣公四年》：“君，天也。”(《荀子·正论》)中称颂圣王、君主“居如大神，动如天地。”其二，认为君主是道的载体，是道的人格化，君主掌握了天道和人道的必然性。“道为最高本体和普遍法则。与之相应的主体则为圣人。”王安石曾说：“王者，人道之极也，人道极则至于天道矣。”(《王安石老子注辑本·致虚极章》)
圣化君主的特质文化将君主的价值提升到了无以伦比的地位，君主成为民众的崇拜对象和宗教偶像。在这种文化背景的导引和影响下，一方面使专制化的王权政治找到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使古代政治建立在“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之上。
在政治的诸多要素中，人处于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但这里的“人”绝非是广大民众，而是“君主”。“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荀子也曾明确指出：“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由于君主在政治运行和实践中居于核心地位，权力的行使完全依赖于执政者的主观意志和道德自觉，缺乏刚性的、外在的监督机制。这种缺少制度约束和保障的权力极易滋生权大于法的现象，导致权力腐败。在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中，我们之所以强调依法治国，其目的就在于完善制约、监督权力机制。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治理模式。法治是当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是紧密结合的。为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力，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此。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治国方略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依法治国的实质是按照宪法和法律治国，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等等，都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民本思想与民主政治的产生前提和文化实质是相契合的
第一，民本思想与民主政治的产生都是以对人的生命、对人的存在的认可和尊重为前提的。民主的目的，就是将人的存在和价值发挥到了最完善、最至高的境界。“马克思在唯物主义者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人的存在和本质、人性，探讨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规律，规定了社会的阶段性和阶级性，提出了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的论断。这样，民主就是人类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国家的一种存在形式，其根据不仅在人的生命，更在于人的社会存在。”在这一关键点上，可以说民本思想与民主政治是相契合的。
民本思想的产生同样是以对人的生命、对人的存在的认可和尊重为前提的。在孔子的“仁”学中，非常重视人的主体本身，尊重人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尊严。而孔子的“仁”学。是传统民本思想进入了理性阶段的显著标志。“孔孟儒家创立仁学，如郭沫若所说，这是‘人的发现’，是对人的人格承认，也是对人的社会价值的充分肯定。”孔子对“仁”进行了极其详实和丰富的阐述。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仁”的基本涵义是“爱人”，这里的“人”超越了阶级的局限。孔子强调“泛爱众”，“节用而爱人”，显然“众”和“人”包括了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关于这一点，更是有两个事例为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孔子家里的马房被烧了，孔子退朝回来。知道了此事急问“伤人乎”，而不问马。孔子对用人陪葬深恶痛绝，痛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无论在马房里的“人”，还是用作殉葬的“人”，指的都是奴隶。由此不难看出，孔子对个体性的人的存在的认同，对个体性的人的生命的重视，对人自身主体的深切关爱。儒家思想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也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尊敬和肯定。“承认个体性的人的实在性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承认个体性的人的存在。并且肯定个人的价值，由此就有可能导出民主政治。”
第二，就其文化意义而言，民本文化与民主文化的实质是一次“人取代神”的重大的文化转型。“民主文化的出现是一场革命，民主文化的实质是人取代神(上帝)……成为社会的主体。民本文化的实质亦是从对神的崇拜转向对人的认同。自从殷商时期，在统治者的政治言论中，开始出现人事的内容，直到西周以降，人逐渐取代了神的地位，人本文化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与殷周之际。”就其
文化意义而言。人神地位的变化，是殷周时期最深刻的变革。周人根据血缘关系建立分封制、宗法制、制礼作乐，从此神的地位退居其次，人的权利逐渐上升。春秋战国时期。人神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代表性的论述有这样几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左传·僖公十九年》)这个时期，中国政治理论已开始由宗教、神事向伦理、人事过渡，同时民本思想发展到理性阶段。
综观这两点可以看出，民本思想与民主政治是相融相通的，民本中蕴含着民主精神的因子。钱穆先生曾说：“至于民主共和之新政体，以理论言之，与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论及政制精神靡不合。”传统民本思想为我国当代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本土资源。
辩证的否定，实质就是“扬弃”。即它并不是对原有事物的简单抛弃，而是舍弃原有事物中陈旧的、消极的东西，吸取、保留原有事物中积极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理念虽然与当代民主政治精神相背离，但民本思想在重视民众利益、关注民生、尊重民意等方面和其所蕴含的德治传统、注重贤良、严于吏治、修身节制等内容在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因此，批判和抛弃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封建糟粕和阶级局限，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和时代的升华，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依托，是我们研究民本思想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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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