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形成逻辑述要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悉世界网络安全发展演进大势,准确把握我国网信事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任务,基于中国面临的复杂国内外网络安全形势,积极回应网上意识形态渗透,充分把握网络安全重要战略地位,科学总结网络安全鲜活治理实践,理性型构网络安全复杂世界格局,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洞见的新理论、新举措、新论断、新要求、新主张,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富有远见的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探究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的形成逻辑,不仅有助于把握其深刻内涵,更有助于指导建设网络强国的伟大实践。

  关键词: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形成逻辑;述要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7-0050-06

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以“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长期执政关”①的重大时代判断为起点,以强烈的时代担当着眼新时代中国发展要求和未来蓝图,明确提出了实现网络强国的“三步走”②战略目标;出于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③的初衷,提出了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网络安全治理策略;本着“和平、主权、共治、普惠”的目的发出了“中国愿携手国际社会,同心打造网络空间世界命运共同体”④的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倡议。可以说,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的形成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特色建网、用网、管网、治网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凝练,提供了推动全球网络治理体系变革向着更加独立自主、公平公正、安全合理、集约高效方向发展的中国智慧,提供了推动国际互联网安全整体格局朝着更加包容、美好、和谐发展的中国动力,对我国乃至世界互联网络治理具有开创性、前瞻性、引领性的重大意義。探究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的形成逻辑,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其深刻内涵,对全面推进我国网信事业走向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一、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发端于对西方国家网上意识形态渗透的积极回应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基础,对社会意识起着决定作用。社会意识只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不仅要受到社会存在的性质的制约,还要受到社会存在变化的影响。可以说,人类社会的任何思想观念、集体意识的萌芽和诞生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都必须要深深扎根在真切现实的肥沃土壤之中。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的萌芽、诞生和形成,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新时代中国网络安全所处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的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全球背景下的网络化远不只是一股信息科技与全球经济相互碰撞互动的浪潮。“事实上,世界体系各领域的每一个思想映像,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当时客观历史状况的限制。”[1]网络化必然造就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思想映射”,提出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新要求[2]。理性分析,多年来,我们面临史无前例的网络治理难题以及认识不到位、应对相对乏力的局面,致使当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受到严重影响。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3]现实时空下的传统安全领域在互联网络的作用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同时,世界各国对虚拟世界中的信息资源争夺,基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已经成为威胁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安全的现实问题。客观来说,从互联网诞生之初,美国就牢牢把控着国际互联网的核心与关键信息设施等中枢神经系统的“制网权”,奉行“能力即权力”的自然法则和单向度的网络绝对安全战略,打着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自由的幌子,在全球范围内肆无忌惮地行使所谓的网络预先自卫权,长期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采取“秘密监控、网络侦察、信息掠夺与文化渗透”,给这些国家的政权安全、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挑战和威胁。已曝光的“棱镜门”事件资料显示,美国不仅对其视为意识形态竞争对手的我国实施了长时间的渗透,而且对西方其他与其意识形态大致相符的国家也进行了不间断的袭扰。2015年5月,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借助网络问政平台、媒体公众号等网络媒介,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74.1%的受访者认为,随着社会网络化的急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不同文明的国家与国家之间主流意识形态竞争、博弈的新战场和主阵地。不管调查结果是否真实反映民意,不容置疑的是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以及“草根化”自媒体的愈加普及,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渗透侵蚀和负面影响与日俱增[4]。

为了应对西方敌对国家波诡云谲的意识形态渗透、袭扰、破坏和国内环境存在的错综复杂、极化发展的网络思潮涌动,彻底打破我国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较量总体呈现的“西强我弱”“西攻我守”基本态势,增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力和影响力[5],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创新、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对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化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着眼,对如何做好新形势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作了全面而科学的论述,为提升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功能、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习近平旗帜鲜明指出:“在信息领域没有双重标准和两样规则,各国都有权维护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6]这一正义主张,不仅给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绝对安全”网络霸权逻辑当头棒喝,且因其赋予世界各国同样的平等权力而赢得了绝大多数国家赞同。从2014年在巴西召开的全球互联网大会之后,长期受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操控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和模式已然接纳和吸收了前述彰显公平正义的思想理念,正实现由单极走向交互、由拒斥走向包容、由独断走向共治的新态势,各国交流合作、共享共治的局面逐渐形成。同时,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坚持辩证统一、内外兼修的治理思想,对于西方意识形态给我国网络空间带来的舆论恶化、形象妖魔化的不利影响,提出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工作,充分运用网络传播规律,积极弘扬主旋律,激发社会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宣传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的应对策略[7],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8],必须发挥作为大众传媒主力军的舆论宣传功能,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中的话语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近年来,全党上下大抓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成效显著,网络意识形态阵地不断得以拓展,传播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网上红色地带不断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进一步提升。

     二、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立基于对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地位作用的深刻洞见

网络安全其实不是一个从来就有的问题,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产物。在网络诞生之初,网络安全并不是一个有必要严格区别于传统安全的问题,也并未成为一个与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休戚相关的问题。即便是到了“冷战”对峙的紧张时期,人们对其地位作用的认知也更多体现为它是服务战争准备的一种技术应用。从美国1966年《信息自由法》和1974年《隐私法》的出台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看出,美国当时对网络安全的定位仍只是将其视为一种“需要维护的承载与传统安全直接相关的机密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及信息系统安全的技术问题。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的结束,阻碍网络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和扩展的重大屏障得以消除。虽然网络技术的安全边界不再受到曾经两大阵营边界的限制,网络旋即走向世界范围内的共享和联通,但是被人们所忽视的网络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的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以及网络对国家、社会的整合、型构和影响却并未随着“冷战”的消失而远去,反而愈发引发了来自于国家、政府、社会、个人等各类行为体的关注和博弈。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应用技术的革新发展,由遍布全世界的计算机和通信网络所创造与支撑的逻辑空间,一个表征图像、声音、文字、符码等载体的逻辑代码所构成的巨大的“人造世界”已然形成。网络空间愈发全面融合着社会的生产生活,深度型构着人们的交往习惯,深刻改变着全球的经济格局和安全格局。如今,这个与现实世界有着万千联系的新型空间正以开放、共享、交互为特点,向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成员以几何级拓展扩张,渗透到全人类生存生产生息的各个环节,重组重塑重构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军事形态,铸就着崭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模式、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酝酿着新的文明冲突对抗和国际政治关系变革[9]。世界各国为了在这个被誉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战场”上取得领先和优势,展开了以争夺规则制定权、信息主导权和舆论话语权的利益博弈和文明对抗,纷纷将维护本国网络安全视为国家安全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

习近平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⑤“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全局和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必须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⑥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中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产生,不仅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推动国家创新发展,打通社会经济发展信息“大动脉”的重大战略部署,更是巩固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安全,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战略决策。无独有偶,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积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本国网络安全的发展进行部署,这已然成为了大部分国家的理性认知和实践共识。如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印度等国家先后制定并出台了各自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和《网络国际空间战略》,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将网络立国、网络强国以及维护国家网络安全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加以顶层设计、预先规划。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深刻把握世界网络发展大势,从相互联系的角度来看待网络安全,深刻指出,“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方方面面,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代必须直面和应对的新的综合性挑战”⑦。网络安全与信息化作为实现中国梦的一体两翼和驱动双轮,既是确保我国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战略选择,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选择。同时,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采用总体与局部的辩证视角,把网络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一个有机战略组成部分,将之作为一个影响国家总体安全其他领域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可或缺、关涉全局性的核心方面。可以说是紧紧扭住了新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国家总体安全的“牛鼻子”,把握住了我国国家安全顶层设计中的“总开关”,体现了国家总体安全对网络安全的现实关切和客观需要[10]。习近平网络安全重要思想对网络安全地位的这样一种认知上的战略擢升,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网络安全之于其他安全领域处于“一网打尽、无网不能”的重要认知,更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维护国家安全、建设网络强国、打造世界网络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考量和宏伟目标。

     三、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孕育于对国家网络安全现实问题治理的科学总结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问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1]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就是在网络安全治理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长时间以来,我们不仅面临着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网络霸权逻辑下的单方面绝对安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网络核心技术壁垒和封锁使我国客观处于网络安全的多发、频发区,网络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对我们造成文化侵蚀和拒斥,还无奈承受着网络技术本身固有漏洞给人民群众合法权益造成的巨大威胁和侵害。可以说,全球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正在不断拓展,传统犯罪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作用下手段翻新,电信诈骗、金融诈骗等新型犯罪大量滋生,“网络恶意攻击、网络非法窃密已经成为危害世界各国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突出问题”[12]。此外,网上各类违法犯罪屡禁不止、境内外恐怖主义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和宗教极端势力利用网络相互勾连、活动频仍给网络安全治理带来许多新情况和新挑战。

互联网虽然是无形的,但运用互联网的人们都是有形的。互联网是全球信息汇集的大平台,亿万网民在这里获得信息、交流信息,传统视域下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在这里充分映射,网络空间早已不再是一个“虚拟空间”,而成为反映社会现实的“真实影像”,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现实空间”。据媒体报道,2015年,网络犯罪已经占到英国犯罪总量的53%,作为美国传统头号犯罪的毒品犯罪已经被网络犯罪取代。2016年至2017年,瘫痪网络、信息泄露、盗窃银行等严重网络攻击事件在各国上演,有的攻击事件甚至影响到上百个国家。在我国,网络犯罪已经占到全部犯罪的30%,而且还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与一般传统违法犯罪相比,网络犯罪往往由于网絡的隐匿性和虚拟性呈现出“现场不明确”“非接触性”“边界难厘定”和“犯罪主体国际化”等特点。当然,除了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诈骗、盗窃、侵犯知识产权等犯罪类型外,还出现了互联网空间特有的破坏网络可信身份、互联网经济秩序、危害关键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等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并派生出为各类网络犯罪提供账号、恶意软件、手机卡、银行卡、公民个人信息以及为网络销账提供帮助等行为,为非法交易、犯罪经验交流搭建平台等黑色产业。特别是由于这类新型犯罪正变得分工专业化、利益链条化,如何维护网络安全、加强打击治理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

习近平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制轨道上健康运行。”⑧网络治理与网络安全休戚相关、密不可分,网络治理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为了确保网络达致广大网民的安全需要,网络安全是促使网络走向法治的前提,网络治理的关键在于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和网络秩序安全。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网络安全之于互联网治理的意义和重要性,坚持“积极利用、科学管理、依法管理、确保安全”⑨的方针,迎难而上主动作为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管理政策和法律法规。通过对互联网实行科学管理,对网络秩序进行依法整治,使安全的篱笆得以扎紧,网络空间得以净化,人民利益得以维护,国家网络安全屏障得以巩固[13]。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精准指出了网络安全治理的核心要义,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提出了应对网络安全的具体战略举措。一方面,明确国内网络安全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思想。习近平指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14]他反复强调:“互联网是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习俗的人们走进同一个网络世界组成一个新的全民生活空间,网络空间的主人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广大网民,人民的利益关切、网民的安全诉求是网络安全治理的最大公益。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为了保障全体人民的正当利益,要坚持国家安全建设发展、管理治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幸福安康提供坚强保障。”[15]另一方面,为型构公平正义、崭新合理的全球互联网安全发展及治理体系,发出了打造世界网络空间共生共荣、共亲共慕的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倡议。习近平在第一届全球互联网大会上就深刻指出:“当今世界在互联网的联通联动下真正变成了地球村,国际社会在这里交汇交融、紧密联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命运共同体。”[16]网络空间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休憩场所和行为活动空间,世界各国虽然对于网络安全的重心关注各异,但基本的合理诉求和安全需要是一致的,网络空间前途命运不应受到网络霸权国家的左右,网络空间的安全发展理应由世界各国共同署理、共同掌握。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言再次强调:“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互联网建设发展、安全治理体系,维护网络空间基本秩序和基本安全,必须坚持全人类同舟共济、各国互信互利的思维理念,必须摈弃零和博弈、你死我活、赢者通吃、一家独大的旧观念。”⑩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从国内和国际实际出发,高屋建瓴、睿智勃发,既有利于把我国从网络大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又有利于建构世界网络空间共生共荣的命运共同体;不仅对有力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革新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于全球共同构建公平、安全、开放、包容的网络公域空间,以及建构去单极化、去霸权化、去暗黑化的全球互联网治理新体系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四、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缘起于对世界网络安全格局型构的主动创造思考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人类社会正经历着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信息化和数字化革命。在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浪潮中,世界各国纷纷把互联网作为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科技创新、军事变革转型的重点。特别是,随着全球信息化、网络化进入全域渗透、全界融合、全速创新、全面引领的建设发展新阶段,世界各国围绕网络空间发展权、主导权、控制权的竞争日趋激烈,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平台、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新阵地、捍卫国家安全的新疆域⑤。然而,客观来说,由于世界各国网络技术发展和应用以及对网络空间重要性的认知不同,导致各国网络安全面临的风险以及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水平参差不齐。总的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先进国家处于网络安全的“上风口”,而以俄罗斯、中国、巴西为代表的后发展国家处于网络安全的“下风口”,而一些欠发达国家则处在了网络安全的“风险区”。

长期以来,由于客观存在的全球性互联网基本规则制定被少数发达国家操控,以及关键基础性设施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导致各国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开发和利用以及进行有效网络安全治理上存在显著差距,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甚至是具有相近文明的国家之间,因在世界网络安全格局中所处的差异化地位而导致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信息沟壑、文明倾轧正呈现逐渐加剧的态势[17]。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利用所掌握的不对称甚至压倒性互联网技术优势,在长期奉行绝对安全的国家安全理念作用下,以邻为壑、与邻为敌大搞全球监听、监视和监控,基本上是置国际基本准则于不顾,制定网络霸权战略和情报侦察强权法案,强力把持网络技术制高点,纠集组合情商一体、沆瀣一气的“暗黑”同盟,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对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持续展开隐蔽的侦察控制与攻击。此外,由于各国大数据沉淀、挖掘和利用能力的不同,少数网络霸权国家对他国的网络肆意侵略和掠夺无处不在,绝大多数国家所共同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和挑战几乎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国际互联网不仅没有成为世界各国公开对话、公平交往、公益发展且造福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公域,反而正成为充满倾轧、剥削、支配、对抗、宰制与犯罪的新的公地悲剧。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意识形态敌对国家利用其掌控着的网络规则制定权、网络舆论话语权,打着“网络自由”[18]的旗号,恶意操控网络信息流动定向对他国持续输出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大肆鼓吹以数字信息、网络等新技术为支撑的新兴媒体应用,通过开设网站、推广社交网络等途径给他国不间断推送“政治雾霾”,企图以虚拟手段制造实体地震的“E颠覆”图谋昭然若揭,肆无忌惮地侵犯他国网络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可以说,世界网络安全格局呈现出了明显的“局部绝对安全”和“美国一家独大”的态势。

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从“网络主权是网络安全的前提”入手,旗帜鲜明地指出《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和精神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若没有网络主权,网络安全也就失去了根基”。习近平指出:“世界各国应该彼此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建设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治理模式、互联网基本规则和公共政策平等参与和治理的权利,不搞网络倾轧和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不参与、不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⑩这一系列以国家主权诉求对抗美国网络霸权的世界网络安全型构思路,不仅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遍好评,而且对世界网络安全格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少国家为了应对美国实际控制的根域名体系对网络主权带来的风险,纷纷主张采取“去中心化”的解决方案:各国构建自治的新根域名体系,形成国家间根域名解析联盟,简称“互联根”方案[19]。这个方案的核心是为了消弭美国对根域名体系的实际控制,通过在各网络主权国家之间建立一个基于独立自主、互不干涉的新的网络域名解析联盟。联盟各参与国按照国际互联网基本约定自主建立适宜自身的国家根域名服务器基础设施体系,将对互联网的首次解析功能置于本国的自主管控之下,使得目前各国所有网络域名解析的请求和反馈不再是首先指向被美国控制的全球13台基础根域名服務器,而是优先指向物理位置位于本国的“互联根”服务器体系。2016年10月l日,美国政府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和他国积极抵制宣布“放弃”自己对全球互联网基础性资源的管理权,将根域名解析体系下的管理机构ICANN移交给所谓的“多利益攸关方”。虽然从实际情况来看,国际互联网在美国控制下的根域名体系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但是世界网络安全格局朝着多极化进一步型构的方向和努力己经逐步展现。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高点上,提出了中国型构世界网络安全格局的积极倡议和优选方案,不仅彰显了中国作为网络大国的大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更为世界互联网更加美好的未来发展标示出了正确方向。

     结语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创新的原点。探究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的形成逻辑不难发现,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始终紧密围绕解决新时代中国网络安全走向哪里、如何发展等重大时代课题和现实理论问题。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网络建设发展和网络安全治理脉动,深刻洞悉国际网络安全大势,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网、用网、管网、治网新思想、新理论和新创见,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富有远见的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这一重要思想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在世界网络化大潮中,睿智识变、勇于应变、努力求变的执政自信和成熟跃迁,更体现了我们党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世界走向大同的使命认知和责任担当。

注释:

①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② 2016年7月28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由国家网信办、发改委、工信部三部委联合发布。

③ 2016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

④ 2017年3月1日,《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经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批准,外交部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共同发布。

⑤ 2018年4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⑥ 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

⑦ 2013年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⑧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⑨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互联网的相关管理作出决定。

⑩ 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2014年11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给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提出“尊重网络主权”的主张。在2015年12月19日第二届互联网大会上再次提出,各国要尊重网络主权,不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并将“尊重网络主权”作为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的第一条原则。在巴西国会演讲时习近平同志也指出:“每一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权益都不应受到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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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宇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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