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于延安时期，核心观点蕴藏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篇重要著作中。毛泽东从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出发，围绕创造中国的新文化这一目标，提出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树立人民大众的立场，走文艺为工农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服务的道路，为知识分子参与创造新中国的伟大实践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五·四”新文化民主追求的深度发展，它不仅缔造了一支革命的“文化军队”，为创造新中国摇旗呐喊、助威鼓劲，更重要的是，它作为文化软实力，成为创造新中国的强大理论武器和思想工具。
关键词：毛泽东文艺思想；文化软实力；新中国创造；政治责任感
中图分类号：A8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11-0067-03
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新中国的强大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革命队伍和革命群众，成功走出了一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道路。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两部伟大文献中。《讲话》成稿于1942年，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蓬勃发展，大量“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为了使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毛泽东审时度势，在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表了他指导“建设中国新文化”的鸿篇巨制《讲话》。《讲话》很快成为凝聚力量、创造新中国、创造中国新文化的纲领性文献，不仅直接孕育了后来的解放区文学，也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文艺发展的长期指南针。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创造新中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上高度重视文化工作，为创造新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提供政治保障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有“文武两个战线”，“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一思想从政治上对文化工作给以高度重视，表明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创造新中国需要文化软实力的强力支撑，这种文化软实力不仅来自党的政策、方针，更需要文艺创作把党的政策、方针、思想转化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各种艺术形式，使科学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与人民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从而转化为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强大力量。
在政治上重视文化工作，这是人类自氏族、部落时代就开始懂得的道理，因此有识别氏族和部落身份的图腾、史诗，有为政治寻找合理性的巫术和占卜。图腾、史诗和巫术、占卜，本质上就是早期人类的文化工作，是氏族和部落的文化软实力。但是，随着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政治发展为私产，政权的获得和维护越来越依重强力和依靠强权推行的所谓法治，政治层面的文化建设也随之蜕化为统治者自我神化的工具，或转化为愚弄民众的迷信，丧失了原初培养社会认同意识、凝聚族群力量共享、共信的强大地位。人类社会的政治由此进入强权时代，“成王败寇”，打天下靠兵强马壮，坐天下靠酷吏苛法，整个社会由于丧失了共享共信的政治文化，强权的统治长则维护几百年，短则几十年即陷入腐败。因此，中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陷入王朝更替的怪圈。你方唱罢我登场，最长不过几百年，天下必然重新洗牌，经历动荡劫难，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
毛泽东作为改造中国的政治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中国政治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如何解决问题自然有自己的思考。他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跳出循环论”的办法，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历史发展到了民主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是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的社会革命家，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又有苏俄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另外还有更深远的整个人类社会进入资产阶級民主革命时代的历史转折背景。因此，他具备了“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反思和超越历史英雄的宏大气概。人类所处的新的历史时代使毛泽东从一个全新的政治高度注意到了文化工作的价值，在抗日战争即将迎来新转机的艰难时期，他敏锐地抓住了抗日民主根据地革命斗争的新问题，经过“一个月里开了三次会”，广泛地与文艺界人士交流，写成了《讲话》，使之成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开创革命文艺新局面的指导文献。《讲话》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还有“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稳定发展”的思想，都可以归源到《讲话》的“文武两个战线”思想。
二、明确提出革命文艺应解决的政治立场问题，为知识分子参与创造新中国的伟大实践指明了方向
《讲话》诞生在救亡图存的民族自新时代，目的是要建设一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文化军队”，发展革命文艺事业，为创造中国的新文化和新中国发挥战斗作用。因此，《讲话》明确提出了革命文艺首先要解决政治立场问题，号召广大知识分子“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这种毫不含糊地把文艺政治化的主张是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是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它符合中国古代“文章合为时而著”“文以载道”等传统观念，但毛泽东对时代精神和革命之道做出明确概括，即追求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时代精神和革命之道被直接具体化为党的立场、党性，甚至党的政策。要求文艺从如此明确的政治追求出发表现生活，可谓史无前例。
其实，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政治对舆论的依赖一直十分强烈。如前所述，图腾崇拜、史诗、巫术和占卜一直是政治的重要手段，甚至是决定性的工具。这些看似充满神秘色彩的传统文化，本质上就是文化软实力，是人类古远时代的“文化军队”。中国有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封建政治逐步走向强权和法治，政治的注意力转向了武力和依靠武力维护的法律，曾经备受倚重的图腾崇拜和相关祭祀、史诗流传、巫术和占卜等“文化建设”逐步被边缘化，王权也因此愈加走上脱离民众的道路，不再依靠营造什么舆论合理性，而是转向赤裸裸的“秀肌肉”。然而，这其实是政治的退化，是野蛮、粗暴和强权的泛滥。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城市化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促成了新的社会互动方式，加上普选政治的发展，舆论和民意再次成为政治关注的焦点。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中国虽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是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发展已经把中国带入了世界浪潮中，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具备站在世界浪潮前端的条件。《讲话》的成功撰写及其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的广泛传播，充分说明毛泽东把握住了世界潮流的新动向，具备了世界领先的传播理念和舆论引导、民意掌控等思想。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不是有些人简单评价的所谓农民革命领袖，他是掌握了最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是开创人类新时代的政治家。因此，《讲话》提出的解决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政治立场问题，不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建立“文化军队”的关键问题，也是人类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新时代，新的政治模式建设必须重视的关键问题。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广大知识分子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纷纷选择了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参与到创造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中，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卓越贡献。丁玲、赵树理、艾青、贺敬之、李季、周立波、光未然等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创作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暴风骤雨》《黄河大合唱》等立场鲜明、爱憎分明、鼓舞人心、指引方向、凝聚力量的优秀作品。假如没有这些作品，也就没有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艺，也可以说，如果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不能创造出这些优秀的文艺作品，也不可能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伟大胜利。因此，《讲话》的确发挥了缔造一支“文化军队”的作用，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核心文化软实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五·四”新文化民主追求的深度发展，是革命的“文化军队”创造新中国的有效手段
《讲话》在提出革命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的基础上，指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如果说“立场”解决的是思想观念、情感和维护谁的利益问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坚持“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的自然发展。所谓“人民大众”，是指“最广大的”“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可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其实是个简略说法，《讲话》的准确原意是为“四种人”服务，包括工、农、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以及知识分子。尽管《讲话》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定性为“革命的同盟者”（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坚定的革命者），有那个时代“唯出身论”的历史局限性；在论述“为什么人”的问题时，《讲话》在感情上也明显推举工农兵而排斥“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但是，在框定“人民大众”的范围时，《讲话》明确指出了“四种人”。也就是说，革命文艺是为工农兵和城市劳动群众服务的，这是《讲话》的精神实质。
文艺为工农兵和城市劳动群众服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追求的深度发展，也是具有改造社会实践意义的更高层次的文化转型。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言：“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基础上，《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如何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从文艺的角度来说，要求革命文艺工作者首先完成立场转变，要从“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想问题、做事情；要关心人民大众，表现人民大众；创造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而不是从个人主义、个人自由解放出发思考问题，这实际上是对“五·四”新文化運动张扬个性的解放、个体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文化的一种提升发展。《新民主主义论》对新文化的界定表明，“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可见，毛泽东文艺思想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科学民主”口号中的“科学”因素，也就是继承了人类工业文明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文明成果。但是，对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口号进行了巧妙回避，用“民族的”“大众的”进行了新的阐释。这表明毛泽东不一定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倡导的个性解放、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等理念，但是，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显然认为靠这些不能救中国。因为毛泽东说过：“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尽管这句话是“驳‘左’倾空谈主义”的，但是足以表明，毛泽东用“民族的”“大众的”这对概念替换“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概念，是出于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考虑，也可以说，他是在为“革命的文化军队”提供创造新中国的有效手段。他断定，“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定论决定对中国新文化的表述不可能再沿用“科学”“民主”这对核心概念。“科学”是工业文明的知识体系，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更高阶段的文明成果，中国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家走向民族独立的现代化社会，“科学”是不能丢弃的，是必须遵循的社会进步的一般规律。而“民主”基本上属于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具体路径，毛泽东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角度做出了新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论述，认为“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可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建设方向，其实是在政治上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具体的方法就是文艺为工农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以及知识分子服务。历史实践证明，《讲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理论，成为指引“革命的文艺军队”建设并创造新中国的强大理论武器，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创造新中国做出了伟大贡献。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