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寅恪毕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在治学研究过程中非常注重档案文献的作用，通过批判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并汲取西方科学实证主义，逐步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档案文献鉴辨思想与方法体系：多方搜集，相互参证；注重原文，力求本貌；横向比较，扩大视域；纵向观察，系统把握。
[关键词]陈寅恪文献鉴辨治学态度
[分类号]G270
Analysis of the Thought and Method System of Chen Yinke’s Archives Identification
Li Zhen
（Tsinghua University History Museum，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Chen Yinke has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writing. H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archives in his research. By criticizing and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Qianjia textual criticism and absorbing the western scientific positivism， he has gradually formed a unique system of thoughts and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archives and documents： collecting from various sources and consulting with each other；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original text and striving for the appearance； comparing horizontally and expanding horizons； observing vertically and grasping systematically.
Keywords： Chen Yinke； Archives Identification； Academic Attitude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并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条件，然古往今来，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所致，大量伪误档案文献混杂其间，这就要求学者对其考证后方能利用。陈寅恪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治学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视档案文献的作用，并通过批判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并汲取西方科学实证主义，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档案文献鉴辨方法体系。本文拟从成因、理论内涵、实践应用等方面切入，对陈寅恪档案文献鉴辨思想与方法体系进行较为系统地梳理，深入剖析其理论内核及特色，以期在治学方略上对当今学人有所借鉴。
1陈寅恪档案文献鉴辨思想与方法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陈寅恪，别名鹤寿，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祖父陈宝箴曾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等，其父陈三立为清末民初著名诗人，故陈寅恪自幼便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1]，并师从王伯沆（名瀣）、柳翼谋、萧厔泉等著名学者[2]，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此外，陈寅恪还学习算学、地理、英文、音乐绘画等，为后来接触西方文化与西式教育奠定了基础。
1902至1904年间，陈寅恪赴日留学，1905年因病回家休养，插入复旦公学。毕业后赴欧游学，相继入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院校就读，主要学习语言文学。由于一战爆发，1914年陈寅恪回国，1918年获江西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入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东方古文字学等。在前后长达二十余年的留学期间，陈寅恪得以广泛接触西方治学思想和方法，并逐步形成了自身中西融汇之理念。
1925年，陈寅恪受聘清华国学研究院，次年到校任教；1929年国学研究院停办后，转任国立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等系教授。这一时期，恰逢国内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遗书、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等被发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陈寅恪在授课之余，利用中西方交汇融合的治学方法，对各种新史料进行深入研究，撰写有《大乘稻芋经随听疏跋》《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等论文，重点主要集中于梵文、南北朝隋唐制度等[3]。此外，陈寅恪还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及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通过对故宫满文老档的阅览，对明清历史亦有研究，其领域范围得到了不断拓展。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寅恪随校南迁，先后任教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9至1946年间，受聘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央研究院、英国牛津大学等。该时期，陈寅恪在教学之余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出版有《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等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回到北平，执教于国立清华大学，解放前夕至广州岭南大学等院校任教。1958年后不再授课，专力于学术著作，1969年逝世。
2陈寅恪档案文献鉴辨思想与方法体系的理论内涵
胡适曾称赞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4]。虽然陈寅恪对自身档案文献鉴辨方法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从其著述中可以窥见一斑。
2.1多方搜集，相互参证
我国档案文献浩如烟海，但书史者难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致使所记述史料无法客观地反映历史原貌，如私人著作易流于虚妄失实，而官方编修书籍又多存在隐讳掩饰等。因此，陈寅恪在史学研究中常扩大档案文献搜集范围，多方比较其异同，通过相互参证进行去伪存真。他在资料掌握和运用上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令人十分震撼。例如，“今人王子舟曾对陈氏著述《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总计论文八十九篇（除去《论再生缘》，外加《学衡》发表之《与妹书》），专著三部，进行参考、引用文献统计，得知陈氏90年代前发表77万字的学术著述（《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未计），共参考、引用各类文献达907种，6144次之多”[5]。关于《柳如是别传》一书所用文献，香港学者许冠三则单独做了统计，“仅《复明运动》一卷（三九六页），所用素材共在三百一十种以上。其中诗文集八十五种，包括《左传》《史记》在内的史传二十三种，地方志二十四种，纪闻、纪略类十九，杂记、随笔类十六，丛话、野史类十二，年谱九，实录四……在诗文集中，钱牧斋一人独占十二，钱氏同时代的士人二十余种，内顾炎武五，黄宗羲、吴梅村各二，余下的以唐宋名家居多，杜甫、李商隐、韩愈、柳宗元、苏轼、欧阳修等，应有尽有。比诸《天师道》的四十种，《李德裕》的五十种，《别传》的广收博采几乎到了极限”[6]。当同一事件在多种文献中记载而叙述有所不同时，陈寅恪则广罗异本，且注重利用不同史料相互参证反映事物的全貌。如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曾提出：“李唐世系之纪述，其见于册府元龟壹帝王部帝系门、旧唐书壹高祖纪、新唐书壹高祖纪、北史壹佰序传及晋书捌柒凉武昭王传等书者，皆不及新唐书柒拾上宗室世系表所载之详备，今即以此表与其他史料讨论之”[7]。此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陈寅恪还多处作按，如“可参同书同类同卷……”，这亦充分体现了陈寅恪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2.2注重原文，力求本貌
我国一些留存至今的档案文献在其整理、援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误，以致以讹传讹或断章取义，其意与原件相去甚远。因此，陈寅恪在要求学有根基、言必有据的同时，又特别注重原文资料，以求事物发展之本貌。例如，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晋至唐文化史课程时曾谈及：“‘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为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而讲历史重在准确，不嫌琐细。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就是要看原书，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8]。此外，陈寅恪还曾担任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务，加之自身的语言优势，这无疑为他阅览大量档案原文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清华时，不论天气冷热，常乘车到大高殿军机处看档案。清时机密都用满文书写，那是最原始的史料，先生一本本看，遇重要的就随手翻译”[9]。纵观陈寅恪著作，其行文大多以原始资料为主干，如他在《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一文中，“就梵文原本考证论主之名字，及此论之原称，并与中文原译校核”[10]；《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一文，“取此佛典与贤愚经原文校，已足见演经者之匠心，及文学艺术渐进之痕迹，而今世通行之西游记小说，载唐三藏车迟国斗法事，固与舍利弗降伏六师事同。又所述三藏弟子孙行者猪八戒等，各矜智能诸事，与舍利弗目犍连较力事，或亦不无类似之处”[11]。
2.3横向比较，扩大视域
陈寅恪认为在史学研究中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有助于扩大视野、提供更多的视角，因此他特别重视这一方法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本文主要对陈寅恪在档案文献鉴辨中所用的语言比较、学科比较两类方法展开论述。
（1）语言比较
所谓“研究本原首在通达其言语”[12]。陈寅恪曾先后留学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达二十余年，在此期间学习和研究了大量语言文字。例如，“他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德、日、希腊诸多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札儿文也懂”[13]。同时，陈寅恪留学西方时期，正是欧洲语言历史学派鼎盛的阶段，故其研究思想与研究方法深受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为首的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等的影响，善于运用多种文字及语言学方法来相互参照、印证史料。例如，他在《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译序》中即指出：“治吾国语言之学，必研究与吾国语言同系之他种语言，以资比较解释，此不易之道也。西夏为支那语同系语言之一，吾国人治其学者绝少，即有之，亦不过以往日读金石刻辞之例，推测其文字而已，尚未有用今日比较语言学之方法，于其同系语言中，考辨其音韵同异，探讨其源流变迁，与吾国语言互相印证发明者”[14]。《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中再次提出：“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15]。在治学实践中，陈寅恪借助于语言工具进行了大量考证工作，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通过比较蒙文、满文等不同语言版本的《蒙古源流》来展开考证研究工作；《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一文曾参考了敦煌写本、梵文原文、突厥文本、藏及蒙译本等多种语言版本[16]。
（2）学科比较
第一，考古学与文献学。1940年陈寅恪发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其中谓：“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17]。考古史料与档案文献记载相结合以印证史实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在陈寅恪的考据中亦常被采用。例如，对于唐代史料的特点，陈寅恪曾指出：“唐史的材料虽不少，但多重复。重复可以有所比较，也有它的好处。史料却少的可怜。加之所有的史料多注重政治，其他各方面的则更少了。因此我们只好到地下去寻找碑铭之类的文章”[18]。在研究唐代政治史时，陈寅恪曾利用碑刻资料对一些问题给出了新颖而深刻的评点，如利用《瘐子山集》中的碑志及出土的唐初石刻分析唐統治集团中不同政治势力的派系关系，利用《常何墓碑》碑文探寻玄武门事件背后的历史成因等[19]。但该类资料往往对使用者要求较高，正如陈寅恪所强调，石刻、敦煌文献等地下出土资料属于新材料，《资治通鉴》《新唐书》《太平广记》等则属于旧材料，“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20]，“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书很熟，中古以下必须史熟”[21]。
第二，文学与史学。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背景，记述某些史实，因此也可以用来印证档案文献的真伪。正如陈寅恪所言：“我之所以要搞唐诗证唐史，是因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记录存在很多错误。唐代历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接触面也很广，并且很多史料遗留在国外。但唐代的诗歌则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实录，唐史的复杂性与接触面广这些特点，都在唐诗中有反映，成为最原始的实录。文章合为时而作，所以唐诗中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22]。陈寅恪以诗考史、释史作品甚多，如“《柳如是别传》，通过对柳如是、钱谦益两人诗文的释证，不仅‘窥见’了柳、钱两人的‘孤怀遗恨’，而且还从遭受残阙禁毁之余的诗、文篇章之中，辨析出了被‘讳饰诋诬’了的柳如是之身世以及明末清初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详细始末，从而充分显示了诗文的史学价值。这部著作是他诗文证史治学方法的总结”[23]。再如，《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等在诗史互证方面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此外，陈寅恪认为历朝小说的撰写亦与所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能够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状况，因此他也经常从演义小说中来解析历史人文景观。例如，“唐人元稹《莺莺传》为王实甫《西厢记》之蓝本。该小说写崔莺莺与张生由互相爱慕到私自结合，后又为张生抛弃的故事。以前就有人提出过《莺莺传》中有元稹的影子，陈寅恪更独具慧眼，通过对元稹有关诗文的考据，将元稹的身世、当时社会风尚与该传奇作品所叙情节联系起来，提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24]。
2.4纵向观察，系统把握
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历史档案文献往往具有一定的截断性、发散性和局部化等特点。因此，陈寅恪在进行史料分析时，通常将其与历史背景相联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如他所言：“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国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断断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25]。陈寅恪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因此，“他看历史问题很重视纵向观察，看源流和演变，能以几百年历史为背景来观察，正由于如此，陈先生的论著大都视野广阔而辨析精深，符合于辩证法，在讨论政治史时，无论人物、事件或典章制度，陈先生都不是就政治论政治，而往往联系到文化来考察其关系，这样就更全面而有说服力”[26]。如，“杜甫的《哀王孙》是读唐诗的人所熟习的诗篇，其中‘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句，注家释“朔方健儿”为朔方军或泛指北方士卒，好象没有什么不通。陈先生把杜甫写诗的背景联系起来加以推敲，便发现这两种解释都不妥。……杜甫在诗中申明此意，并预测安禄山部必将崩馈，以此告慰困留长安的唐宗室，于事于理皆可通，‘朔方健儿’便可得一确解”[27]。此外，在缺乏确信证据的情况下，陈寅恪往往提出假设性观点，对史事等进行解释。如，“他在《元白诗中傣料钱问题》一文里，据元稹《遣悲怀诗》中的‘今日傣钱过十万’之句，引出唐代地方官吏傣料钱问题，他把元稹、白居易诗中的记载与唐代文献史料相比较，‘重加审查，别拟假设，以为解释’，认为‘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傣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28]。
2.5充分认识和利用伪材料的价值
固然，真史料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必备条件，伪史料则会造成假象、混淆史实。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陈寅恪并不孤立静止地看待材料，而认为材料之真伪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主要“端赖观察之角度，有自历史语言学视之为伪者，自哲学思想视之又不失为真者”[29]；“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30]。因此，陈寅恪对于伪误档案文献的价值并未给予彻底的否定，而是坚持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有分析地审慎对待。如他在《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一文中曾说：“真论本文可以有后加伪序，而真序亦可附于伪论，二者为不同之问题，不可合并论之也。复次，真序之中可以有伪造之部分，而伪造之序中亦可以有真实之资料。今认智恺序为伪撰，而伪撰之序中实含有一部分真史料，特为标出，以明其决非后人所能伪造”[31]。
3陈寅恪档案文献鉴辨思想与方法体系的特色
陈寅恪一生治史严谨，力求言必有据，颇具古风。但他的考据方法又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单纯考据，而是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注意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
3.1对中国传统乾嘉考据方法的批判继承
清代学术文化极为发达，档案文献鉴辨在此时期也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潮，即乾嘉考据学的兴起。陈寅恪生于儒学世家，“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工”[32]，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中，也是“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乾嘉考据学派往往拘泥于寻章摘句、字斟句酌之琐碎，委实难有贯穿恢宏之法。而陈寅恪亦并不满足于清代朴学家们的史学成就，认为“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不逮宋人”[33]，因此，他在史学考据中不仅极为重视史料的完备和考据的严谨，往往又以考据为治史之手段，通过详察史料、深究渊源，求证历史演变之规律。“譬如讨论白居易《琵琶行》‘移船相近邀相见’一事，似属生活琐事，不值得花笔墨考证。可是陈先生的考证是为驳宋人洪迈评议白居易夜入商人妇船为不道德之说而发的，目的要证明唐宋两代男女礼法不同”[34]。对于陈寅恪在这方面的成就，季羡林曾评价：“寅恪先生继承了清代朴学考证的传统，但并没有为考证所囿。考证学者往往不谈义理，换一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不大喜欢探索规律。但是，寅恪先生却最注意探索规律，并不就事论事。他关于隋唐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证”[35]。
3.2对西方科学实证方法的吸收融合
陈寅恪认为，历史研究在方法上不应拘泥于一派一家之见，而应该博采众长，融汇百家，“他的史学方法既非一元论，也非二元论，不属唯心论，也非唯物论，可说是多元的史学方法；既吸收中國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又结合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等西方的语言文字考据方法”[36]。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认为，“研究历史应以实证性与经验性为主，要求对史料，特别是档案史料做严格的考证，并力求在可靠的史料上如实地再现历史”[37]。陈寅恪早年在留学欧美期间深受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特别注重史料的考证，往往在广泛搜集不同版本的基础上对其异同进行勘对，加之自身国学根基深厚又精通多种语言，故能够从中得出新颖且确凿的观点。亦正如有学者所言：“在陈寅恪的研究过程中不像清儒那样仅限于汇集排比史料以归纳法推求出结论，而是常常穿插运用带有强烈的西方逻辑推理色彩的演绎方法，使他的历史研究方法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38]。
综上所述，作为新考据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陈寅恪，将清代乾嘉考据学与西方科学实证方法融会贯通于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档案文献鉴辨思想与方法体系，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档案文献鉴辨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当代学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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