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傅斯年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他对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都颇有建树,他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历史著作。他提出了 一系列史料整理的原则和方法,也为中国历史档案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傅斯年;史学思想;历史档案
中图分类号:KG270.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1-0224-02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3月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被誉为“开代文章第一家”的书香世家。他聪明好学,毕业于北京大学,并先后在英国、德国留学七年,是一位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现代著名学者。他曾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傅斯年先生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教育学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史学上独树一帜。
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思想可谓恢弘巨富、磅礴崭新,为档案学研究,特别是档案史料编纂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除此之外,傅斯年还与中国四大档案的其中两大档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为发现、保护和弘扬我国的历史档案瑰宝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高举“史料便是史料学”大旗,重视档案史料开发
傅斯年先生早年留学德国,受西方19世纪历史考据学派的思想影响很深,他对西方史学兰克等人的史学思想加以运用和吸收,逐渐形成自己独到的“史料便是史料学”的观点。他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他的这一思想,一反历史考据学观点,特别重视对新史料的挖掘与研究。他把治史方法与档案史料的研究方法紧密结合起来,在强调历史研究一定要充分占有史料的同时,尤其要注重档案史料,档案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他认为,档案史料是最可直接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可信史料,并明确指出,“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因而他特别重视档案史料的发现与运用,尤其十分重视档案原始材料的开发和积累。他多次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运用地下地上的一切档案史料于史学研究之中。他认为,史学研究的进步,离不开档案史料研究的进步,没有档案史料研究新发现,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正如他所说:“新材料的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他把档案史料的研究与历史研究的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档案史料的研究看成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是他对中国传统档案学思想的概括和总结。
二、提倡一种对待档案史料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傅斯年先生提倡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对待史料的精神,他说:“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傅斯年认为,任何一种档案史料的发现与使用,“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我们但要问某种史料给我们多少知识,这知识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价值便以这一层为断,此外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在他看来,史料整理工作之所以能成为科学,首先是因为史家必须以纯客观态度研究史学,从史料中求取万事万物的真相,而不能加以任何主观成分。基于这种认识,他明确地表示说,“我们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很明显了。”如在“两种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为此必须做到“客观处理”材料,对任何材料采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手段,“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谴;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他强调要“照着材料出货”、要“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反对以“推断”、“假设”、“疏通”来代替历史实在的主张,十分明确地揭示了档案与历史、档案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傅斯年先生这种对待档案史料要客观实在的思想和主张,在今天仍然是历史学界、档案学界应该恪守的一项重要原则,是进行档案史料研究的重要指导。
三、本着科学的态度,坚持用比较的方法整理档案史料
傅斯年在提起整理史料的方法时明确指出:“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傅斯年认为,历史事件只有一次,但是,关于历史事件的档案史料却不止一件,而是有许多件甚至有许多种。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提出了将不同性质的史料加以对勘互证的八则比较方法,即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述对远人的记述、经意的记载对不经意的记载、本身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各类史料价值的优劣异同。比如,对于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无疑他重视直接材料,但他也不轻视间接材料,他认为应该辩证地对待这些史料,直接史料虽然较为可靠,但它往往零散、不系统,所以,若没有间接史料作为知识基础,恐怕会看不明白。再如,对于官书和私记,他提出“凡官书失之讳,私记失之诬。”即官书所记载的内容,多出自档案本身,在年月、职官、地理等内容方面,比民间的记载要准确,但是有为统治者隐讳之处;私记则少忌讳,往往能说出官书所不能说的或不敢说的,缺点在“时而失之诬”。由此可见,傅斯年强调对于档案史料的整理与使用,一定要进行比较与鉴别。傅斯年这种把比较的方法作为整理史料基本方法的思想,不仅对历史学来说很重要,也是对档案史料整理理论的可贵探索与贡献。
四、重视档案史料搜集,拯救明清时期珍贵“大内档案”
清政府于康熙九年(1670 年)起开始存放于紫禁城里内阁大库内的档案被称之为“内阁档案”或“大内档案”,是档案财富中价值甚大、最可珍贵的历史资料。关于这批档案,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是指北洋政府时期的一次严重转卖、废弃历史档案的事件。
北洋政府财政空虚,将重15万斤的清内阁档案装了八千麻袋,以四千元大洋卖给同懋增纸店作造纸原料,之后几经辗转,几易其主。论数量,大部分流转到了一位清朝遗老名叫李盛铎的手中,还有部分在日本人松崎及清遗老罗振玉那里。社会上对北洋政府教育部出卖历史档案一事舆论四起,到处是谴责。傅斯年先生对此也感到义愤填膺。一个偶然的机会,傅斯年先生听说李盛铎要出卖一批大内档案,傅斯年先生考虑到这批档案十分珍贵,为以后研究历史必有利,若不立即购买,这批档案不知又要经历多少磨难,或损坏不知其数,或飘洋过海流转至外国人手里。因此,傅斯年先生致函蔡元培先生,恳请筹资购买之后,由史语所整理。在他几尽努力之下,蔡元培先生致函杨杏佛,商议购买。待筹足款后,1928年,史语所派人到北平,由马衡介绍,与李盛铎洽谈,最后以—万八千元买下了这批档案(约12万斤)。由此可见,傅斯年先生以及参与抢救这批档案的人们均是功不可没。
五、编纂出版“大内档案”,奠定明清历史档案研究基础
1928年,傅斯年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在购得这批大内档案之后,为整理之便,傅斯年先生将史语所从广州迁到北平,并组织20 余人开始在午门楼上进行整理,为后来的编辑及出版工作奠定基础。在傅斯年先生支持下,他所领导的史语所组织了明清史料编刊会,由他与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徐中舒五人为编刊委员。对于这批大内档案的编纂出版,傅斯年先生原本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就是 “最完美之办法为俟整理完事,再将一切认为可以列印之篇,详加别择,以类相从,附加考证,而刊行之。”然而,考虑到全部整理完毕,“完工不可期之于十年之内”及“国内学人近年已甚注意档案一类之直接史料,不早刊布,无以答祈求者之望”的实际,“于是不待整理完工,先分期刊行之。”在他的指导组织下,编印了《明清史料》,共分十编,每编10册,共100册,陆续刊印。解放前出版了甲、乙、丙三编。丁编是史语所迁台后,书稿留在上海,解放后出版的,可谓是近代档案史上的大事。戊、己、庚、辛、壬、癸六编是史语所迁台后编辑的,至1975年已陆续出齐。在此之后,该所仍利用这批档案出版、影印了不少刊物,这些出版物对于后人研究明清历史提供了真实而全面的资料。
六、领导安阳殷墟发掘,保存远古史料贡献突出
傅斯年先生对于中国历史档案的又一重大贡献,是领导与组织了安阳殷墟挖掘,不但考证了甲骨档案的可信性,把过去对于甲骨档案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而且也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有组织系统的考证甲骨档案的活动。
为顺利完成挖掘,其间傅斯年先生经历了莫大的艰辛,克服了重重阻力和困难。该挖掘从1928年到1937年,经历“七七事变”,历时10年,一共进行了大小15次挖掘。该挖掘发现了大量殷代铜器及甲骨文等,所得器物169万件,有文字的甲骨2.5万片,还出土了1万多件居延汉简和一些西周及战国时期的器物。这次发掘在中国档案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这次挖掘证明了甲骨档案的真实性。在殷墟挖掘之前,曾有人数度怀疑甲骨档案存在的真实性,甚至许多严谨的历史学家对甲骨档案也不能引起应有的注意,不能也不敢把甲骨档案材料当作第一手资料进行使用。这次挖掘有力地证实了甲骨档案的存在,大大提高了甲骨档案的档案价值与学术价值,从而确定了甲骨档案在中国档案上的历史地位。其次,殷墟挖掘为甲骨档案的真假提供了辨别的标准,随着发掘资料的不断问世,使得一些甲骨檔案赝品的流传受到了遏制。这样,就从考古研究的另一个侧面奠定了甲骨档案在中国档案史上的科学性及其地位,使以后的甲骨档案研究建立在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1] 丁华东.傅斯年档案史料思想发凡[J].档案学通讯, 2000,(2):78-80.
[2] 张书学.傅斯年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贡献[J].文史哲,1995,(6):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