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箅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在总结夏、商、周三代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致力于精心研究统治者的领导实践和主张，最终形成了十分丰富的领导思想。
一、以国为礼
礼，是奴隶社会的社会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它产生于祭祀，后延伸到道德和政治领域。孔子时期，天子式微，诸侯争霸，西周时代的各种制度规范受到严重破坏。针对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提出了“复礼”、“为国以礼”等“礼治”主张。他主张所有人都按照礼所规定的制度和规范行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信，非礼勿动。”
尤其是领导者，只有依礼行事，才能树立威信：“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在君臣关系上，他强调 “正名”，正名的基本要求就是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做国君要有做国君的样子，做父亲要有做父亲的样子，做儿子要有做儿子的样子。孔子还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正君臣之名，主张“君臣严”，君臣之间应“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孔子强调礼治思想，是企图通过恢复、健全和改进一系列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典章制度、法律法令，来改变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混乱无序的状态。其核心是强调用规范的制度、温和的手段解决问题，进行文明治理。这其中既有重视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的积极成分，对当时和后世都具有普遍意义，也有恢复落后的奴隶社会制度规范的消极因素。
二、克已、正身
孔子认为，要建立和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仅靠通过“以国为礼”、“正名”来确立等级名分格局是不行的，还应当通过“正身”使领导者成为表率去影响和感化人民。孔子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贤人才有资格成为执政者。所以他非常强调执政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熟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那么，怎么才能“正”呢？孔子认为，要做到正，就必须注意检查和反省自身，要求从政者通过“自省”、“自戒”、“自讼”、“自责”、“克己”、“修己”、“求诸己”，加强道德修养，以自身的模范行为来影响、感化和带动众人。对于身正的具体标准孔子也屡有论述，归结起来内容主要包括遵礼、处恭、有信、敬事、俭用等几个方面的内容。这些标准都是对领导者在工作作风方面提出的一些原则要求。在孔子看来，这些也都是领导者的必备素质。
孔子关于领导者的素养论述并不仅仅局限在工作作风这一点上，他同样重视领导者的才智和意志品质方面的素养，认为领导者就是智者和勇者，应该有胆识。另外，在思想方法上孔子也给了我们极其有益的教诲，提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意”就是不要主观臆测，“毋必”就是不要绝对化，“毋固”就是不要拘泥固执，“毋我”就是不要唯我独尊。这些思想，对于现代领导者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但孔子单纯以“克己”、“正身”来提高领导者素质的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和一定的保守性。一是修养内容局限于“德”的范围，对领导者才能的锻练重视不够。二是强调通过闭门思过的方式来求以“正身”，脱离了社会实践；三是过分迷信自律的功能，忽视了他律即制度法律的约束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四是更多地强调了“克己”，这使人处处谨言慎行，囿于传统，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进取精神，容易对统治者的暴政麻木不仁，对社会恶势力也难以构成抵御力量。这些也正是封建统治者不反对孔子倡导“克己”、“正身”的原因。而混淆道德与政治的界限，是产生这些理论弱点的根源所在。
三、以政为德
领导者能否完成好临民治政的重任，能否造就人人自励、各敬其业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领导方法是不是高明。孔子同样重视领导方法的重要作用，针对春秋时期诸侯无道的暴政，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即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先富后教，先惠后使，先教后杀，使“天下之民归心焉”。
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富民利民。孔子认为，只有老百姓富裕了，君主和国家才能富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尤其要很好地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二是教化民众。孔子认为，民众富裕之后执政者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对他们进行“教之”，使其“富而好礼”，教化的作用是政令和刑罚不可比拟和替代的。只有用礼义道德引导和教育百姓，才能使他们懂得做坏事可耻，从而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三是取信于民。孔子强调，任何人都要“言必信，行必果”，从政者更应懂得“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道理。
四、举贤、知人
用人是关系到国家强弱盛衰的大问题。孔子很重视用人，他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政息。”对于如何选贤任能、知人善任，孔子提出了不少宝贵的见解。他主张用人唯贤。孔子虽然尚未完全摆脱“尊尊”、“亲亲”的宗支观念，主张“君子笃于亲”，“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他主张对人要“听其言观其行”，以做到“知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即通过其行为来作判断。他主张要克服主观偏见。领导的主观意识在人才选拔中起到关健的作用，如果领导赏识成为了人才选用的标准，那么人才选拔变成了与领导搞好关系的竞争，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他主张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贤才并非全才，有所长矣有所短，故此孔子主张任贤一定要注意扬长避短。他主张要能容人。执政者“宽则得众”，所以应“薄责于人”，对人能“赦小过”。切不可以一眚掩大德。只要大的德行方面不出格，细枝末节的闪失可以不予计较。
五、中庸之道
出于对人及其伦理性的认识，孔子在领导手段上倡导“中庸之道”的理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提出的“中庸”思想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汲取的一种领导智慧。
中庸，亦称中行、中道，源于上古的尚中思想和尚和思想，经孔子发展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至《礼记·中庸》形成完备的理论学说。它的核心含义是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事、治国理政中时时处处坚持适度原则，把握分寸，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文明与和谐。倡导“执经达权”的领导方法，既非常重视领导活动所恪守的基本原则，即“经”，更强调实际的领导决策活动要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即“权”。适其时，取其中，得其宜，合其道，执经而达权，这就是孔子中庸之道的实质。中庸之道体现在领导哲学当中，就是讲求领导者的行为的合理与适度，提倡在进行任何事情时都要注意一个合理的范围，不偏不倚。甚至在领导者行为态度的选择上，也强调不温不火，不狂不狷。否则，“过犹不及”，过与不及都不是中庸之道，都不是孔子所提倡的。
在实现施政目标的进程方面，应缓急得当，“无欲速……欲速则不达。”在执法方面，孔子要求刑罚得当，“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经济方面，施惠于民时要“惠而不费”；使役民众时要“使民以时”，使其“劳而无怨”。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孔子主张“和而不同”，臣下即要忠心事君，有过则谏，但又不能盲目愚忠或强谏，而应适可而止。他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这种思维方式所反映出的理性精神和辨证思维，对领导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清醒的头脑，有很强的分寸感，不片面，不冲动，不偏执，不做过头过分之事，从而提高领导绩效，是很有益处的。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以保持事物旧质的稳定性为前提和目标的，它在追求目标至善、手段至当、效果至佳的同时，忽视了进取、创新和竞争；在重视保持事物限度的同时，没有指出必要时需打破限度，促进矛盾转化。所以它又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这是人们在借鉴中需要注意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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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广清等.中国领导思想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3]孙健.领导科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4]邱霈恩.领导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王晓一(1980-)，男，河南商丘人，硕士，商丘师范学院政治学与法学系助教，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