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试图通过重新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错误思想。他认为第二国际破产的理论根源，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并提出与之相对立的总体性原则。这不仅在卢卡奇哲学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有助于我们用总体眼光看待当今中国社会的问题、制定相关政策并付诸实践，同时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时代新思想。
关键词： 总体性 科学发展观 和谐社会 新时代思想
第二国际盛行的“经济决定论”“宿命论”一度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统性，卢卡奇认为想要获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即总体性的思想。卢卡奇总体性原则不仅诠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还在一定意义上，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和实践理论依据。
一、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为坚持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方法论。
第一，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是辩证的总体性，能够实际导向以实践为基调的认识论，而科学发展观是一种辩证的发展观，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理论指导。在卢卡奇看来，历史的现实性本身只能在错综复杂的中介过程中才能被认识和被描述。他认为“中介的范畴作为克服绝对观念的纯直接性的方法论杠杆不是什么从外部（主观地）放到客体里去的东西，不是价值判断，或和它们的存在相对立的应该，而是它们自己的客观具体的结构本身的现象”。所以，科学的历史认识必然以中介即实践为前提，不可以只是主体对客体简单直观的反映。十六大以来，我国各方面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跻身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更在国际上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从总体性战略高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既有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又面临着压力。从国内看，我国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如社会发展欠协调、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为了顺应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为了使认识符合实际的变化发展，政策和发展方略要随之创新和发展，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既符合时代潮流，又符合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国情;既坚持在国内和国际的大背景下，以总体性为原则看问题，又将这种原则付诸实际，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总体性”的实践观发展到新的理论高度。
第二，卢卡奇“总体性”思想中一个内容为它是共时性结构中相对部分的整体，也就是说在衡量一事物时，要从“一”看到“多”，从“多”实现“一”。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战略思想，要保持各方面、各要素的协调稳定。卢卡奇强调，辩证法的方法之所以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不仅在于只有它能认识总体，而且在于这种认识由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已变得根本不同于在以反思规定为基础的思想中的关系才成为可能。要求把社会看作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因此，应该发挥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通过合理对待要素之间的关系，协调它们的发展，以此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之前的發展观进行的扬弃和超越，立足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从社会现实发展的整体视角出发，秉承“以人为本”的原则，植根于“五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协调社会各要素的发展，强调用整体协调的社会发展替代片面的经济增长，着眼于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和谐统一与可持续发展。就一定意义而言，它与卢卡奇提倡的总体性思想具有融通之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发展理念上的现实体现。
第三，卢卡奇认为“总体性”是历时性视角中相对有限历史存在的全程总体，也就是说我们要立足于事物的纵向发展，立足于事物不断前进上升的过程。科学发展观正是围绕“历史过程的总体”向前推动社会进步。总体性的辩证法至关重要，在于对历史事件的真正本质和这些事件在历史的总体作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够描述一个历史事件的实质。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无论社会现状是什么，无论新的理论纲领是怎样的，都需要把发展作为这些历史过程的总体，把发展放在战略总体的位置上。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实践是向前进步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生态等不断朝着更好的方向迈进，因此，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历史过程，看待当前和以后面临的机遇。必须立足于事物不断上升的过程，以纵向的方式从整体角度观察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二、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第一，“总体性”思想有利于我们在实践中正确处理宏观和谐与微观矛盾两个层次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位一体”的战略方针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微观的具体扎实工作，总体框架并不等于事物的完美存在。由于经济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以及中国长久以来的发展状况，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大力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以此为社会进步奠定充足的物质基础，从而促进社会其他方面不断发展。然而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没有政治、思想、文化、生态领域的相应变革和社会的和谐，经济领域的变革和发展不可能深入持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应正确看待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如城乡之间的矛盾、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及物质和资源之间的矛盾等。在依据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只有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中华民族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现实中存在的一些不和谐、相互矛盾的方面，才能真正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第二，“总体性”思想有利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坚持主体性意识，发挥个体及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在奴隶社会，生产资料归奴隶主所有，被统治阶级即平民百姓缺少报酬并丧失人身自由;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出现冲突和矛盾，农民阶级受到地主阶级在土地、财产等方面的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些社会形态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性，将个体及群体的自由抛之脑后，只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表面的物化现象。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关注“人”本身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首要任务是重新成为持有社会整体的主体，自觉成为整个社会意识的代表。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意识的观点，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有助于我们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要积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人民为中心。在社会发展中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充分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出谋划策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体创造性，增强他们的责任感，才能以实际行动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赢得充足的群众支持。
三、卢卡奇总体性思想从一个角度为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一，卢卡奇“总体性”思想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他认为：“主客体缺少一方，总体性就会失去意义。”主客体相互作用并不只是停留在个体主体与个体客体的统一，更应当放在社会历史领域，实现社会整体主体与社会整体客体的统一，实现主客体相统一的中介便是实践，一切理论的中心问题无非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变化。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既然当前社会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么作为主体的人的思想就要随着整体客体的变化而变化。新时代，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工作、所实行的一切战略决策都要围绕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进行。“八个明确”“十四条基本方略”“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等，这些新时代根据国情和实际制定的发展理念全面贯穿“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立足于实现主客体的相统一，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做到以实践为基础、以人民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从而实现整体主体与整体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
第二，卢卡奇“总体性”的历史观揭露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虽然各种社会历史形态各有特点，但是存在相统一的整体发展脉络，因此应该把“历史的趋势和过程”看成一个整体，从总体性视角出发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深厚的历史理论根基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些先进的思想都是习近平新思想的历史理论支撑，新时代新思想通过积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方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卢卡奇认为“历史的本质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变化”，意义在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走什么样的道路，坚持什么样的理论方针。虽然在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实行的具体战略有所不同，但从整体视角看，各环节、各因素仍处在动态的辩证关系中，只要把握总体性的原则，以整体性为理论视角，就可以掌握现实的社会发展的过程和脉络，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从“总体性”理论视角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思想，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动力。
总之，社会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虽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之处，存在一些内在困境，但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方法。对于我国如何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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