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普遍历史观念是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观念。它以单向度的时间意识为根基，以人类的整体、普遍历史为叙述的中心，为西方历史宏大叙事提供了分析和解释的工具。普遍历史观念输入中国最初由传教士开其端绪，后来日本明治学者站在东亚历史的角度接纳西方普遍历史观念，发挥日本“中转管道”的作用。20世纪初叶，西方普遍历史观念的传播开始由传教士和日本学者之手转移到由中国学人主宰的对普遍历史观念的解读与实践，它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演绎出一种全新的历史编纂模式，对于中国史学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普世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从历史观高度上决定着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路径、方法和解释工具，而且也对中国历史编纂的书法、分期和叙事策略产生深刻影响。
关键词普遍历史观念传教士日本新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普世史观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0-0078-11
普遍历史观念是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观念。它以单向度的时间意识为根基，以人类的整体、普遍历史为叙述的中心，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既寄寓着神启或者理性的目的，又在精神的烛照下符合普遍的历史规律。“普遍历史”在西方的兴起，必然导致西方历史哲学的变革，引起历史哲学家对历史规律的反省。理性的普遍史以理性来疏解和阐释历史规律，以进步观念将过去-现在-未来连接，以大写历史为历史编纂提供宏大叙事的范型。“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必然造成历史编纂重视中西时间的融合，并深刻影响着历史时代的划分，进而将历史叙述的视角投射到当下和未来。由此可见，“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构成中西历史“会通融合”最基本的环节，成为中国史书编纂变革的重要触媒。传教士在输入西方普遍史观中的作用当不可小视，它在和合中西历史、输入西方编纂体例、扩大历史叙述的空间范围等方面，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提供了线性的异国经验，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日本“中转管道”的作用。20世纪初叶，西方普遍历史观念的传播开始由传教士和日本学者之手转移到由中国学人来主宰对普遍历史观念的解读与实践，它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演绎出一种全新的历史编纂模式，对于中国史学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普世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从历史观高度上决定着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路径、方法和解释工具，而且也对中国历史编纂的书法、分期和叙事策略产生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中国前现代的社会性质、社会状况纳入到经济的构造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加以解释，试图以欧洲的历史进化模式和制度形态安排来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它们的历史解释模式留下了欧洲现代性思想的烙印。这样的编纂模式有可能遮蔽了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我们需要从政治和历史的夹缝中梳理和解读唯物史观的普世史价值。
一
普遍历史观念是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观念。经过18世纪理性思潮的洗礼后，普遍历史观念在时空维度上进一步拓展，在时间维度上发展出了未来可以预测、历史的意义可由其发展过程本身决定的思想；在空间维度上则与整体史观、全球史观接轨，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以全球史的视野梳理历史的变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universal history的指称来看，它研究的对象是普天之下的所有事物，并体现出一种与混乱相对立的有序的整体性”。“universal history不仅具有时间上的整体性，同时具有空间上的整体性”。参见Ewa Domanska， “Univers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Storia della Storiographia， no.35， 1999，p.129.再如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也从整体史观的角度解读“普遍历史”：“只有在关于历史整体是统一的这一思想指引我们时，我们才可能领会普遍历史的意义——不管它是否具有这样的意义，还是仅仅是人类才认为它具有这样的意义。”[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9～40页。所谓“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简言之即是试图将人类历史描绘为一个整体，理解为一致的发展过程。普遍历史观念是对古希腊循环观念的彻底变革。它源于基督教启示录历史观，在启蒙运动中基本确定，并经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历史决定论，对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均影响深巨。
“普遍历史”的编纂，最初由犹太民族的先知和基督教神学家开其端绪，本着 “普遍的目的”或“天意”的观念，按照历史发展的始末来叙述历史，求证历史的变迁之迹。其中，以理性哲学诠释和解读历史的目的和规律的，当推18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维柯和康德等人。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重在对历史做“思辨的考察”，强调对历史做 “哲学观相”的重要性，因而有别于此前的编年体和历史叙事体的模式。黑格尔认为，“反省的历史”包蕴了向“哲学的历史”转变因子，即当“反省的历史”进展到“以普遍的观点为观点时”，便潜在的是“哲学的历史”。[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8页。维柯的《新科学》，针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原则，提出了“velum et factum convertuntur”（真理和事实互相转化）的行动与理解的同一性原则，并据此整理各民族的史料以期发现历史中的“神明天意”。[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9页。维柯的历史哲学已经触摸到对人类历史的内在必然解读的内核，对普遍历史作了较深入的阐释。但要因此高估维科理性哲学，却也并不符合实际。正如黑格尔的高足干斯所言，《新科学》中确实包含着一些“深湛的真理”，不过还具有着“可厌的外表”。[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干斯博士为原书第一版所作的序言”第4页。康德的普遍历史观念建构在“永久和平”论之上，为此他提出了历史的终极目标亦即“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试图用理性来理解历史。换言之，这种“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观念，并不是理性的人“自己的目标”，而是理性的人在自身历史中可能发现或假设的“自然的目标”或“大自然的计划”。因此，在“意志自由”与“普遍历史”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即没有丝毫的必然性的保障。[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