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3-26日，“增长、发展与社会公正——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9届论坛”在越南社会科学院（河内）隆重举行，来自中国、越南、老挝、日本、韩国、印度、斯里兰卡、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英国、法国、德国、爱尔兰、奥地利、乌克兰、葡萄牙、荷兰、澳大利亚、南非等22个国家的百余名学者出席了此次论坛。越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范文德（Pham Van Duc）教授主持开幕式，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大西广（Hiroshi Onishi）教授致开幕词，越南社会科学院院长阮宣桑（Nguyen Xuan Thang）致欢迎词。开幕式上，学会颁发了2014年度（第4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学会副会长、美国麻省大学大卫·科茨（David Kotz）教授和中国复旦大学洪远朋教授获此殊荣；学会还颁发了第6届"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8位教授获此嘉奖，他们分别是：日本武藏大学横川延治（Nobuharu Yokokawa）教授、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米歇尔·莱伯维茨（Michael Lebowitz）教授、韩国忠南大学柳东民（Dong-Min Rieu）教授、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教授、印度巴拉迪大学的樊卡泰什·阿瑟利亚（Venkatesh Athreya）教授、荷兰社会研究学院霍华德·尼古拉斯（Howard Nicholas）教授、印度农业研究基金会主席、印度统计学院拉玛钱德兰（V.K.Ramchandran）教授和中国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开幕式后，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等7位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作了大会主题发言。随后，程恩富会长、丁晓钦秘书长与越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范文德教授在越南社会科学院院史展览厅一同为本届论坛特制的卡尔·马克思铜像举行了揭幕仪式，并参加了学会每年一度的植树纪念活动。
本次论坛期间共举行了两次全体会议、十三次分会研讨，以及两次理事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增长、发展与社会公正”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
世界政治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提出，发展应该为公正性的发展。他认为，各国在追求用GDP来衡量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付出了太多代价，应用“国内生产福利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Welfare，即GDPW）指标来检验经济增长中的国民福利水平。GDPW指标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经营活动所创造的最终福利总值，其考察的对象应是客观福利。他还进一步区分了正、负内部性生产福利价值和外部性生产福利价值，并提出了GDPW核算的基本框架和核算原则。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米歇尔·莱伯维茨（Michael A.Lebowitz）教授提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资本和雇佣劳动不仅是生产的前提，还是生产的结果。资本是剥削劳动的结果，雇佣劳动是异化劳动的结果。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了两种产品：商品和生产关系。如果只对其中一个产品进行核算，就是对生产关系的扭曲。而马克思强调“环境改变与人类自发改变同步进行”，所以他将这种观点纳入社会主义核算中，认为社会主义的核算必须同时考虑生产的物质产品（环境的改变）和联合产品（人类能力的开发）。社会主义核算支持生产关系的发展，即马克思所谓的“满足工人自身发展的需要”。
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认为，什么叫发展（what），怎样发展（how），为谁发展（for），依靠谁发展（by），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of），这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主题。中国的发展理论与实践证明：应该正确区分发展与增长，以及科学发展与非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着力实现创新型发展、协调型发展、绿色型发展、公平与和谐型发展和非依附型发展，着重解决what、how、for、by、of五大问题。
乌克兰基辅大学安东·菲利彭科（Anton Filipenko）教授提出，从1998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乌克兰的影响来看，不对现有经济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革将导致乌克兰未来经济前景悲观。乌克兰需要建立发展、社会公平、经济平等的社会体制以及包括自由民族市场经济和保护人权的自由价值观。印度农业研究基金会拉玛钱德兰（V.K.Ramachandran）教授则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研究了印度农村中严重的贫富分化和不平等问题，他发现，被调查的家庭中有60%以上都是贫农、中农和手工劳动者；大量的农民拥有极少量的不足以赖以生存的土地；目前农民分化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无产阶级化。他认为，土地问题仍然是印度面临的最重要的全国性问题，它的解决需要革命性的变化，包括激进和彻底的土地改革，这些改革需要废除封建地主所有制、放高利贷者的剥削以及农村种姓制度和性别压迫。
二、经济发展与经济自主
巴西阿拉戈斯联邦大学安娜·玛利亚·瑞塔·米拉妮（Ana Maria Rita Milani）教授认为，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发展中国家（拉丁美洲和除中国外的东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非对称性，强化了依附理论的有效性，世界上的依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发展中国家也以一种特有的形式被嵌入到世界经济的舞台上。
重庆邮电大学徐仲伟教授认为，没有自主地建立起独立的国家经济体系是乌克兰非但没有走向经济复苏，反而走向国家分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一个主权国家只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处理好发展自己与依靠外援的关系，形成国家经济自主发展的有效机制，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与繁荣。福州大学舒展教授从国家经济安全与经济自主性的关系人手，阐明二者之间是状态与能力、表象与内在的关系，并根据这种关系的耦合状态，将国家划分成主导型国家、附属型国家、潜在依附型国家和危机主导型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是属于潜在依附型国家，即国家经济虽然处于安全状态，但经济发展自主性比较弱。因此，应积极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着重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以确保国民经济的持久安全。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加罗德（J.z.Garrod）博士认为，基于对外来投资的不同解释，加拿大是否应该被看作是附属国或半边缘帝国主义的国家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资本主义与其说是渗透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不如说是一个更复杂的全球整合的生产和分配网络。他通过对加拿大经济结构和五个最具优势的跨国公司的所有权进行分析后发现，现有的民族国家框架不再与资本积累的地理分布相一致。
巴西乌贝兰迪亚联邦大学厄梅尔·艾梅达·菲罗（Niemeyer Almeida Filho）教授基于从依附理论发展而来的资本再生产模式，分析了整个拉丁美洲区域内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活动的现状，并以巴西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参与国际市场的拉丁美洲各国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增加了，但整个拉丁美洲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却大大加强，即它们的依附程度增强了；同时，拉丁美洲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异质性）。另外，从巴西的融资、投资、收入与财富分配反映的资本再生产模式来看，巴西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较高；进口与出口的产品结构存在很大不同，大部分出口行业都是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巴西的消费模式也是一种不成熟的消费模式（大部分家庭将几乎所有收入用于消费，且消费品几乎都是国内生产的）。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珍妮·克莱格（Jenny Clegg）教授指出，世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主张的“工业化政策应当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和韩国发展经济学泰斗张夏准主张的“遵循比较优势创造原则”，分别为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支持：美国通过贸易伙伴协定（如泛太平洋协定）来推行其市场主导的模式，限制以中国为代表的政府指导的模式。中国正同其他金砖国家一起通过国企间的合作加强工业政策的协调，进而发展“国家与市场混合型”模式。对于“国家与市场”结合的程度以及国企角色的分歧，则意味着开启了新自由主义和多元发展主义之间在地域斗争上的新战场。
三、经济发展与技术和创新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路易斯·桑多瓦尔·拉米雷斯（Luis Sandoval Ramirez）教授认为，从19世纪至今的技术经济革命是基于资本积累的规律和要求的，主要是生产性资本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要求。这种技术经济革命主要归功于能源和其他相关领域的革命性创新。新的生产资料（新能源）和生产过程（发明一套机器生产性地使用新能源）与新的劳资关系是革命性创新的主要内容。基于这种革命性创新，技术经济革命充分发展的民族国家将转变为新的全球霸权国家。美国就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者。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艾伦·弗里曼（Alen Freeman）教授提出，关于脑力劳动者的补偿和奖励问题，不少学者做了研究，尽管他们的研究基于不同的视角，但却得到了一些共同的结论：在世界经济的演化过程中，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者不仅在生产部门发挥着决定陛的作用，而且没有任何的内在约束。他认为，创造性脑力劳动的培育和增长不仅仅是经验性的现象，而目，具有历史必然性。如果没有为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创造条件，就不能带来人类的进步。因此，他建议政策制定者要充分激发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在培育创造性脑力劳动上的作用。
日本京都大学学者金江亮（Ryo Kanae）构建了三部门的马克思主义最优增长模型，并对资本的强积累阶段进行了分析。他通过把资本品分为K1和K2的形式构建三部类生产框架，同时将其引入到包含资本的生产函数中。消费品为最终产品，生产资料为生产消费资料的中间品。在经过上述变动后，三部类生产的均衡可以通过求解消费者消费行为最优化的方式得到。经过分析发现：在工业革命（K1的积累）前期，用于K1的积累为零；工业革命爆发后，用于积累的资本大幅增加，生产函数发生变化，资本积累朝均衡状态趋近。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后，用于K2的积累大幅增加，此时劳动在三个部门（K1、K2和消费资料部门）分配，K1、K2分别向最优路径趋近。两次工业革命前后资本积累的调整为突变性调整（早期用于相应资本的积累为零，革命后大幅增加）。当面临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发达国家K1较大，可用于K2的资本积累较少，因而其调整过程较长；而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因而其调整过程将更加困难。
日本大阪经济大学泉弘志（Hiroshi Izumi）教授比较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劳动生产率（TLP）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要素生产率（TFP）的不同，并指出了TFP的缺点，论证了TLP的合理性。首先，TFP基于完全竞争理论，而完全竞争在现实中极少出现，而且它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增长；其次，TFP不包含固定资本的增长，也无法包含劳动方式的进步。而与TFP不同，TLP包含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的产出，直接劳动产出代表用于生产的劳动力，而间接劳动产出代表用于间接产出的劳动力和固定资本。TLP可以用投入产出表计算，而且能用于所有的经济体系，计算所有生产过程的产品。因此，TLP能够全面反映技术进步。
四、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发展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分析了“权利经纪人”通过金融领域把危机输送到第三世界的过程。相比于1930年代的危机，此次危机之所以没有引起颠覆整个体系的恐慌，是通过高强度的外部经济胁迫来实现的。但此次危机却使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和贫穷更加集中，市场领域和非市场领域以及自然界都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来自底层的社会运动可能会改变公民社会、国家和金融家们的关系，推动金融体系的改革。
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理查德·柯瑞尔（Richard Corell）、恩斯特·赫泽格（Ernst Herzog）和斯蒂芬‘米勒（stephan MUller）认为，欧洲金融不稳定的背后是生产价格不同引起的各国竞争力的不平衡。一方面，共同货币阻止了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另一方面，从施罗德政府时期开始，德国政府采取紧缩政策，通过国家职位的任命拉拢工会领导人，成功边缘化左翼政党、削弱工会力量，使单位劳动力成本相对于欧洲主要竞争对手和美国一直下降。这样，德国依靠相对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带来出口大于进口，加重了各国间的贸易失衡。德国如果实行进一步的紧缩政策，和法国联手掠夺其他被共同货币政策削弱的国家将会导致不仅在德国，还会在其他欧洲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另外，增长、社会公平甚至国家主权的自主发展都将受到质疑。
日本武藏大学横川延治（Nobuharu Yokokawa）教授运用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框架——马克思制度政治经济学，综合动态比较优势和金融不稳定性假设，考察了198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他认为，19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陷入了结构性危机，资本积累的新核心体制转移到了亚洲。但是，美国通过金融化和全球化控制世界经济，并在1990年代恢复其动态比较优势；在1990年代亚洲出现结构危机，进一步使资本积累中心，从日本和新兴经济体转移到中国，加剧了2000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而从2007年开始的发达经济体的全球性危机属于系统性危机。
牛津大学普瑞坦·辛格（Pritam Singh）教授认为，资本主义空间转移带来的全球可持续性内涵导致了当前的资本主义非平衡发展，但与以往不同，资本主义不能够在金砖国家和其他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中重复其以前的模式，其应对当前危机的唯一可持续的途径就是生态社会主义。美国麻省大学大卫·科茨（David Kotz）教授认为，应对危机的两种资本主义改良模式——商业管制的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的资本主义，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问题，而且对人类文明的长期进步有潜在威胁。他提出向民主参与的计划型社会主义转变，才能解决当前资本主义的结榭性危机。
奥地利学者赫尔曼·多扎克（Hermann Dworczak）通过希腊的例子证明，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的小的变革，并不能带来可持续性的增长，也无法实现社会公平。如今，资本主义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开展，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被提上日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许建康研究员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中国的根本关系是，复杂巨系统及其高阶子系统与低阶子系统之间的复合关联，巨系统的剧烈震荡时期，是参与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的不发达社会主义增强跨越卡夫丁峡谷自组织能力的最好机遇。
美国棕榈滩州立大学大卫·佩纳（David S.Pena）试图把“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发展的能力”的“可持续发展”这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能被不同国家接受的“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的成功实施有赖于七个要素的协调：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共同繁荣的经济系统；一个坚持而积极的人民民主集中的政治制度；强大统一、主权完整的社会主义祖国；一个渐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合理的资源管理政策；协调的适合的国情；保持党的领导地位。他认为，只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通过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与会专家还就“经济发展与民主”、“福利体系与社会公平”、“土地使用与社会公平”及“马克思的资本与货币理论”、“马克思主义与农业问题”、“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美国麻省大学大卫·科茨教授主持了论坛闭幕式，程恩富会长致闭幕词，越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范文德教授宣读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9届论坛共识宣言。宣言指出，经济增长是一国或全球的生产总值的增加，它对于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建设和民生是重要的。而传统发展观是一种“物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观，它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价值目标，将社会发展归之为经济发展，将经济发展归之为经济增长，在现实经济中表现为坚持唯GDP论。这样的发展观总体上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和价值理性的缺失。而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是以坚持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目的必须紧紧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或以人的生命和生活的改善与提升为中心，最终要体现在各国和世界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提高，以及经济发展过程和分配结构的公正性上。因此，各国在重视国民经济量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应更加重视国民经济质的经济变化，要重视经济增长的结构和方式，实现“公正性发展”。为此，与会专家一致呼吁：公共（或社会）所有权应该占主导地位，而其他形式所有权的角色应当根据条件来决定；按劳分配应当占主导地位，反对财富分配不均，反对收入差距过大；基于科学共识的国家管制应当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主要机制，反对将市场化作为主要机制；发展衡量经济福利的新标准，来替代对GDP的过分关注。
责任编辑：孙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