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创新的相关论述中，之后经历了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异化发展，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得到很大发展。基于当代中国创新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仍需在转化、吸引与解决理论和实践问题中继续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创新理论；异化；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具体论述，经与熊彼特创新理论融合，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需要结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初步形态，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形成和完善都有赖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新实践。新时期，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呈现明显的新常态趋势，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发展之后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沿着中国伟大复兴之梦阔步前进，必须要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动力机制。这个动力機制历史性的落到创新上。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性，进一步引申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创新理论问题。因此，如何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自身发展和当代中国发展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起源于马克思创新理论，马克思创新理论经过异化与发展的演化历程。
一、马克思创新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基本思想最初主要蕴含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如《共产党宣言》、《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多部著作中，涉及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关系等许多方面。
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渗透在有关生产力的论述之中。从18世纪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国家，特别是英国爆发了以蒸汽机为重要标志的伟大的工业革命，这对各国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对这一现象非常关注。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马克思认为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将推动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在《资本论》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
马克思制度创新思想则融入到生产关系的变更论述中。马克思强调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后，生产关系必然与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对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则表现在生产力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之中，或者说呈现在生产方式的创新之中。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认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形成巨大的影响，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事实上马克思关系创新理论的论述还涉及到创新理论的方方面面，甚至熊彼特都不得不在他的多部著作中强调，他的创新理论是对马克思创新理论的继续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异化发展：熊彼特创新理论
创新理论的正式提出，学界通常认为是源自熊彼特的贡献。熊彼特创新理论可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发展的一个异化分支。说其为异化主要是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主要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创新的极限及由此导致替代性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与发展，而熊彼特创新理论则仅具体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创新发展内容。
熊彼特于1912年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创新”概念。熊彼特从马克思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中寻求经济发展的动力——创新，从劳动力、地方和资本家之外抽象出企业家，从资本与要素关系中挖掘出信贷要素。认为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强调创新主体不是企业而是企业家，并把企业家界定为改变生产函数的人，把创新内容概括为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市场、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和新的组织的使用和开拓，并对创新与发明作了明确区别。企业家只有与资本结合才能将其创新应用于推动经济发展，而信贷则为企业家从银行获取资本提供了可行方式。因此他强调只有私有财产，才使得企业家创新活动起作用的必要因素。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更多关注单个企业家的作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则转向“合作型的企业家”和大公司组织的创新活动，考察了行业R&D试验室与技术创新的相关性，以及大公司在创新中重要性。
熊彼特创新理论提出后为许多学者所追捧和发展，可以将相关成果概括为企业家创新理论、新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三个方面。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斯和诺斯在继承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础上，考察了制度变革的原因和过程，并提出了制度创新模型，补充和发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学说。
熊彼特创新理论虽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培养和发挥企业家在创新方面的作用，协调企业和银行等金融领域关系推动创新发展，推动企业合作实现创新协同发展具有重大借鉴价值。制度变迁理论为中国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
新旧熊彼特创新理论都未能完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问题，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研究上。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及其异化发展的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丰富内容相比，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研究显得非常之少。相关文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启示上，如刘巍和周琬（2011）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技术创新思想的启示，崔泽田和李庆杨（2015）分析了马克思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发展思想的当代价值等。
2.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的源发性概括，如向刚云（2000）将创新引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中的定位问题。李玉虹和马勇（2001）、杨朝辉（2014）与崔泽田和李庆杨（2015）等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中技术创新与/或度创新内容等等。
3. 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挖掘，回答了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所未能回答的问题。孟捷（2001）等分析表明马克思有关于产品创新的丰富论述，通过产品创新的引入，可以很好地回答荷兰马克思主义者范盖尔德伦在《春潮》中提示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的“春潮”现象。孟捷（2002）等通过挖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内修正新熊彼特提出的假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合理解释。
4. 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驱动力理论的研究。杨晓玲（2015）在分析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驱动力及存在形式基础上，对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创新驱动理论的尝试。裴小革（2016）通过分析表明，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创新驱动理论“既可以包容西方经济学中一切有用成果为物所用，又可以提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充分研究最广大人民群众不同于物的特点。”
正如歌德在《浮士德》描述的那样，“理论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树常青。”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政策和领导人讲话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的思想实践内容，最近最典型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论述，详见201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一书。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引领十三五规划的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居第一位。
习近平总书記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关键的新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得以推动，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对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这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
创新理论在当代中国得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发展，特别是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则把创新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推进到理念创新高度。
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完善与发展
虽然创新理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了较好发展，但仍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没有解决。正如洪银兴（2010）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判断为创新型经济，创新发展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方式，而其中的理论问题必须加快解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必须首先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的社会主义转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最初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考察基础上的，如何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创新理论将成为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异化思想的批判吸收。新旧熊彼特创新理论及制度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有关创新理论的研究对创新的方式、重要性、效果评价等方面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这些认识不能直接拿来，必须批判吸收。
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与实践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历史发展中的汲取营养，立足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之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总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必须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基本思想基础上，批判吸收熊彼特创新理论相关观点，在充分考虑当今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经济、科技、制度和知识等发展成果之后，归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基本内容，并按照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巍，周琬.马克思恩格斯科技创新思想及对中国的启示[J].科学社会主义，2011（01）.
[2]崔泽田，李庆杨.马克思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发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理论月刊，2015（05）.
[3]李玉虹，马勇.互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理论比较[J].经济学家，2001（01）.
[4]向刚云.对创新理论基本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再认识[J].经济问题探索，2000（01）.
[5]杨朝辉.创新经济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渊源分析[J].青海社会科学，2014（04）.
[6]孟捷.产品创新：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J].当代经济研究，2001（03）.
[7]孟捷.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J].教学与研究，2002（03）.
[8]杨晓玲.创新驱动、经济的非均衡运行与马克思经济学时代化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07）.
[9]裴小革.论创新驱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J].经济研究，2016（06）.
[10]洪银兴.创新型经济：经济发展的新阶段[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本文受省社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项课题（2016）资助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中共江西省党校系统课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研究”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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