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变革对澳门文学发展的影响
随着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历时态演进，文学也产生相应的变迁。因此，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发展是以社会的发展为前提，同时又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发展为文学内容发展提供基础，也为文学形式发展提供动力。文学形式适应着内容表现上的需要，新的内容是新的形式产生的重要的推动力。而内容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的不断更新有待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1.澳门文化模式影响澳门文学发展。澳门文化的主调是具有岭南文化圈特征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糅合了葡萄牙与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具有较强烈的南欧文化特征。澳门文化这一特色，既同中国内地传统文化有别，更远不同于葡萄牙和欧陆文化本身。可以说，澳门文化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期由西漂流而东的欧陆文化，与构成东方文化主要发祥地之一的华夏文化，长期互相接触、互相渗透、互相溶合、互相吸收的结果。它荟萃着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底蕴丰富，资源珍贵。
澳门居民同内地的各种经济、文化、乡情、亲谊联系从未间断，强大的族缘、血缘、情缘、俗缘纽带把他们和祖国大家庭、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澳门文化、艺术、体育、学术活动中，虽有较强烈的本地特色，但其主调始终是中华文化，主旋律始终是本地华人具有推动引导作用的主角演出。特殊的历史演进背景和特殊的社会现实造就了澳门与众不同、独具特色的文化发展模式，这里中华文化作为主体文化其色调鲜明，影响力不同凡响，但在语言、艺术、宗教、习俗等方面澳门又是全方位开放、全周边接触，互相尊重、互不侵犯、互补互济、共同受益的宽松兼容典范。
中国大陆在结束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走向改革开放，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澳门很大的推动，而且在文化和文学上，把香港和澳门都作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一翼，把香港和澳门作为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区域。在认同历史差异的前提下，积极推动中国内地文化和文学与港澳文化和文学走向新的整合。20世纪80年代后，澳葡政府逐步认识到过去对文化和文学不够重视的偏差，纠正了对华文文化和文学的忽略、缺乏规划与支持以及在资源分配上的不合理现状。随着文化和文学母体渊源的重新确认，和承认多元化前提的文化和文学的整合，对澳门文学社会角色的定位及其创作的活跃，都具有深远的意义。1999年特区政府成立，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重视澳门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养，加大了对文化和文学的投入力度，使澳门文化和文学有了正常的发展空间。在政府机构设置、民间文化团体建设、活动组织和经费支持等方面，都给予了一定的帮助，使澳门文化和文学活动的环境得到了较好的改善。澳门虽然地域狭小，但每年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文学研讨会，络绎不绝，盛况空前。
2.澳门微型经济带动澳门文学发展。澳门经济属于微型经济体系，也是高度开发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经济规模有限，但较有活力，运行机制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得到国际上广泛认同。澳门是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许多重要国际组织成员，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门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旅游博彩、出口加工、建筑地产、金融服务等四大经济支柱。1982-1997年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GDP）由75.5亿元（澳门元，下同）增至555.3亿元，增长6.3倍，平均年增6.05%。其中1995年人均GDP为135190元，即16970美元。居“亚洲四小龙”的中位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全球45个高人均收入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回归后，经济更是迅速增长，2000-2003年分别增长为4.6%、2.2%、10%、15.6%，2003年已超出历史最高水平，人均达至17782美元。
澳门作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全方位开放的国际自由港，作为微型经济体系的成员之一，不仅可以正常生存而且可以加速发展。全球的220多个经济体系中微型经济约占70个，将近三分之一的国家和地区属于微型经济性质。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微型经济有其相应的发展空间。澳门近30多年加速发展的经验，不仅为自身的未来发展，而且为国际微型精进体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生动范例。
从澳门文学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物质生产与文学发展生产是相平衡的，澳门经济因素是澳门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两者关系既有平衡的一面，也有不平衡的一面，因为文学的发展有它相对独立性和自身的规律。从澳门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因素与文学发展是成正比例的。
3.澳门教育发展储备澳门文学人才。教育的发展为澳门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1981年私立东亚大学创办，结束了澳门长期没有高等教育的历史。东亚大学1988年被澳门基金会收购易名为澳门大学，她的存在不仅吸引了一批文化人从内地、香港和海外汇聚澳门，而且培养一批又一批本地的优秀文学青年，对澳门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人才输送作用。从1983-1986年，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在80年代澳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确实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1984年6月，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出版了第一本学术著作《中国语文学刊》创刊号的论文集，收集包括饶宗颐、罗慷烈、葛晓音、云惟利、郑炜明等学者11篇论文，作者不少是澳门东亚大学中文系师生。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还于1985年1月出版了澳门历史上第一套文学作品集《澳门文学创作丛书》（共5册），作者仍以澳门东亚大学中文系师生为骨干。这套丛书的出版，引起了澳门文学界的 注意。1986年1月3日至6日，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在澳门日报社会议厅举行了澳门文学座谈会。与会的有中国大陆、韩国、香港和澳门的学者。他们就中国文学在澳门的发展概况，香港、澳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区域文学资料的搜集与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在这次座谈会不久，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又与澳门《华侨报》、澳门天主教区青年牧民中心及澳门学生联会等组织，联合举办了第一次青年文学奖。从1983年3月开始，一直到1986年，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学者称80年代中期的文学活动为“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时期”。再如，澳门新生代作家群中，他们基本都是澳门本土青年，而且基本上是“科班”出身，毕业于澳门本地或中国内地高校中文系或相关专业，有的已有硕士、博士学位学历。
除上述社会因素之外，大量新移民从中国内地、香港、东南亚、欧美涌入澳门，其中不乏作家、学者、诗人和艺术家等文化人。例如有以高戈、淘空了、流星子、穆凡中、穆欣欣、李观鼎、程远、黄文辉等为代表的由中国内地来澳门的诗人、作家和学者；有以陶里、胡晓风、云力、玉文、梦子等为代表的从东南亚或海外定居澳门的诗人、作家和学者；有以韩牧、谢雨凝、苇鸣、黄坤尧、凌钝等为代表的辗转于港澳两地的诗人、作家和学者。他们不仅增强了澳门的文学队伍，也改变了澳门文坛的结构。新移民所带来的迥异于澳门的人生经验和介入澳门社会之后新的人生体验，扩大了澳门文学创作的文化视野和文化蕴涵，对澳门文学发展是一种丰富和推动。
二、创作主体的独特审美体验之凝结
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说，作家独特的审美创造是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文学创作是一种审美感觉、感受、体验以致审美认识，是一种个人的、极具个体性的感情活动。而感情活动在人身上时时发生，时时会对生活现象产生瞬间感受与体验，因此审美是人的一种自由的感受、体验活动，所以也可以说，审美的本性是自由的。由于审美活动的特征是个人的、个体性的、自由的，同时也是独创的，一种独创的审美发现，所以即使作家关心人类、社会，但进入创作，他瞄准的总是个人，他感兴趣的只是个人的命运与际遇，而且只是个人的独特的命运与际遇，个人活动、个人品德，他注意的是个人在家庭、私人场合的种种活动与表现，甚至是非理性的行为与行动。作家力图传递一种时代的氛围、意味、风尚，但也只能在自己作品里通过众多个人的、具体复杂的、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加以表现。
在澳门文坛，陶里称“生平最怕听到人家说我写的东西像某人的作品”，“我从来不模仿别人”。①在小说创作方面，他虽然只出版两本小说集，却锐意创新，敢于实验，既不模仿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小说集《百慕她的诱惑》（以下简称《诱惑》），独特、怪异，《聊斋志异》的志怪传奇，拉美的魔幻写实都被作家所吸收、借鉴、消融，正是在这种荒诞与神奇的审美空间中，重构出观照世界的真假美丑的价值体系。
诗歌则是审美创作中最敏感的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一些青年诗人一反几十年来的假大空诗风，创作新的诗歌，重新把个人自我、独特体验、瞬间感觉，把象征、甚至总体象征、暗示、无意识、意识断裂、深度含蓄的朦胧意象，引入诗作，并被称作“朦胧诗”，一些诗作还显示了审美批判的活力。新的诗歌出现，使诗歌的语言为之一新。这一倾向一下子就在诗界与诗评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朦胧诗的诗意古怪，读不懂，不反映时代精神，不写英雄主义，不歌战斗精神，不抒人民之情，只面向个人心灵小我，咀嚼个人悲欢。一些年长的诗人已经习惯于政治群体意识，一见个人抒情、内心悲欢、象征、寓意、怪诞、意象重叠、暗示、多义、瞬间感觉、非理性感受，甚至少量隐晦的批判，深感这无疑是对辉煌时代、辉煌命题的反叛。迫于多方面的压力，“朦胧诗”在大陆最终未能形成规模。在港澳台暨海外华文文学圈子内，却完成了中国诗歌从旧体诗到新诗、从新诗到现代诗（包括后现代诗）的嬗变。 港澳台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一个功绩，就是把现代诗（包括后现代诗）发展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在澳门文坛，苇鸣可谓诗歌文体的革新能手。他的《无心眼集》，给人强烈的印象是诗歌形式的无定格。为之写序的香港诗人羁魂认为，此集中的诗“毫无定格的形式”，“勇于探索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大大拓展了诗体的畛域”，“他那果敢大胆的尝试，揭示了诗的无限可能”。诗篇中这些置数字、顿数、音尺、音步、行数、韵脚于不顾的样式，这些用格律诗的眼光来看真正是荒诞不经的诗，这些图象诗、数字诗、诗报告、诗政论、诗杂感、诗广告乃至诗的电影，倒是充盈着诗情，表现着作者的诗心。他的作品不仅有“调查报告”，还有短剧《拜拜，香港的无题》，有40个镜头组合成的《镜头、路环海边，暮色中》，用广告文体写成的《广告：新生改正笔》，还有《澳门行人交通常识五条》、《缅甸录像》、《清晨新闻报道后记》、《剧——两伊战争片段》、《炎夏的梦之初冬时候的笺注》，等等。这些应用文、新闻报道、电影镜头与诗歌的联姻，是一种大胆的试验。这种试验是成功的。像《对话》，有人物，有时间，有地点，有对白。短短几行，从1920年写到1988年，从上海写到香港，表现了青年人爱情观的急剧变化，作品批判了爱情商品化——“只要绿卡，不要爱情”的利己主义思想。《广告：新生改正笔》利用改正笔速干的效能，讽刺那些“错误是应该越快掩饰、越快忘记”的文过饰非者。大陆学者朱立立认为，苇鸣的诗歌创作，在奇巧多变的形式背后隐藏着沉重的历史感和现代悲剧精神，反映了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清醒的文化反思，它也折射了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真挚的人文关怀和沉重的道德良知，它还表现出一位现代诗人对宇宙人生敏锐犀利的感知力和对黑暗的不妥协的挑战性。苇鸣的诗，确实讲究形式的奇特，但这种怪诞的形式却又是结合时代特色的。苇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写作的80年代末，港澳社会是比较都市化、商业化的时代，所以用广告、电影等是可以的。我觉得还有许多是可以试的。”②他还曾说过，“形式本身带有诗学意义”。现代诗难得之处是能脱离死板的音乐上的束缚，而有一种情绪的形式，节奏能跟着情绪而跳跃，形式也变成了节奏的一部分，变成了表达感情的节奏。他甚至举例说可以试试骈文和皇帝诏书等形式。他认为，未来文学的发展一定会突破所有文体的限制，文体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所以诗在形式的表现上可以有许多种，将来可能只会称“一种写作”。你要看的是这种“写作”有没有意思。文体只是写评论的人为方便评论而定的，形式发展到自由就是取消文体的分别。文学变成一种“综合”的形式。他说自己正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苇鸣又不是形式主义的守望者，在他看来，“诗人与哲学家只是一线之差”，诗歌最重要的还是诗中透发出来的思想性。苇鸣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深有体会地说：“没有思想而去写诗，诗就真的没有出路。现在太多人写诗，但写的时候太少去想东西。”②苇鸣自称“我是一派”，特点就是对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思考的深度比别人更加深，而他认为这是许多诗人所回避的。
当然，澳门作家的独特审美创造，不仅仅局限在陶里、苇鸣二人身上，它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作家群体。譬如，前面谈到的小说创作方面，梯亚、钟伟民、吕平义、寂然等，都有较为自觉的形式实验意识，他们各具特色的文本实验，构成了澳门小说新的创作景观。在审美创造方面，他们都有自己的“绝活”，都有自己的“杀手锏”，在创作实践中，他们都能各擅胜场，游刃有余。澳门的作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作群体，他们独特的审美创造，是推动澳门文学发展的一种内驱力。
三、作家实现自我的个体精神之需要
澳门是没有专业作家的。澳门作家都是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克服来自社会、工作和家庭等多重压力，甘受寂寞地从事自己钟爱的文学创作。这正是自我实现需要的一种显现。在某种意义上说，澳门作家的精神需要和创作动机，是马斯洛“需要层次说”及“动机层级说”的最好诠释。在文学本体内部，哪些因素是推动文学本体发展的内驱力？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以创作主体为核心，并由此而形成的创作个性及文学风格、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亦即创作群体。如果不是精神需要和创作动机的驱动，这种甘于淡泊、献身文学的状况是难以持久的。鲁茂是澳门濠江中学一位教师，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写出《星之梦》、《恩情》、《小兰的梦》、《辫子姑娘》、《黑珍珠》、《谁是凶手》、《莫负青春》、《冬暖》、《百灵鸟又唱了》、《蒲公英之恋》、《杜鹃花开》、《铁汉柔情》、《路漫漫》、《白狼》、《望洋小品》等，共约千万余字。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做全职作家？他诙谐地说：“我想我不会有这种想法，我的确从未想过当全职作家，我认为教学是我的妻子，文学是我的情人，很少人会为了情人而抛弃妻子，我也不会这样做。这些年来我两面兼顾，左右逢源，既满足妻子，又讨好情人，已经学会了平衡之道。”鲁茂认为，澳门的写作环境、文学市场、文化形态都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澳门作家互相竞争的心态不是很强，澳门地方又小，人和人的联系比较紧密，每一位作者都另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写作自然能各安其分，你写你的，我写我的，不会像其他地方那样天天处于作战状态。
更重要的是，澳门作家争名争利的情况比较少，所以大家都写得温和、从容。 陶里是澳门文坛的一位艺术“通才”，著作有诗歌、小说、散文、文艺评论等10多种，其创作实绩是有目共睹的。诗集《紫风书》、《蹒跚》、《冬天的预言》、《马交石》、《危阑高处》等，散文集《静寂的延续》，小说集《百慕她的诱惑》等，评论集《逆声击节集》、《让时间变成固体——现代诗新读》、《从作品谈澳门作家》、《水湄集》等，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坛有着广泛的影响。陶里是一个生活在紧迫工作中的业余作家。他的作品大多不是在窗明几净的安静中诞生的。他大部分时间是做一间中学的舍监、总务主任之类的工作。这些琐碎而又联系着伟大的保姆式事务，缠得他一脑子的诗情都给赶跑了，然而人们庆幸还读到他的源源不断的作品。可以想见，其中渗透着他多少毅力和精神。他曾说：“特别是诗，我在创作时对诗的要求特别严谨，我有六个字的原则：‘情真，词美，意赅’。情不真则写不出东西来，矫情不是一个诗人能做到的，因此没有真感情是写不出诗来的；也有人说，诗人从不说谎，就是这缘故了。词美是整首诗的结构、意象配合的和谐美，这不是在遣词造句的技巧中便能简单地达到的。意赅，我认为当激动得非写不可时，仍要有深刻的表达，反映大时代对自己的冲击。……对文学，我是死心塌地的，一踏入澳门笔会后，我便很努力。……怎么说也好，我还是全情投入的去干了。我花在写作及笔会上的时光，比我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所花的时间还要多。”
散文和小说写得俱佳的林中英是《澳门日报》副刊部主任，要管整个报社30种副刊、专刊中的14种，仅是组稿、审稿、安排版面、联系作者、对外活动等工作已经一大堆，而且还要管自己的家务，其繁重的劳动可以想见；但她仍然锲而不舍，坚持业余写作，写出许多散文、短篇小说、儿童文学。她在繁忙的编辑之余，从不中断文学创作。她说：“文学是‘寻回失去的时间’，它记录了自己想过什么，自己是如何走过。……对个人而言，我觉得是‘我是这样走过来的’；或者像普鲁斯特说的，‘追忆似水年华’，可以凭这些作品回溯自己的过去。”周桐供职于《澳门日报》国际新闻翻译部，酷爱文学创作，以周桐笔名写出14部长篇小说，其中《错爱》曾被中央电视台拍成电视连续剧；以沈尚青笔名写散文，以沈实笔名写专栏《西窗小语》，迅速传递欧美科技、社会生活等各种最新信息，短小精悍，富有文采，是一个很受读者欢迎的专栏。知道周桐家庭生活的朋友，还了解到她有一个特别需要花气力照顾的孩子，这就平添了她的一种“特别负担”。有人问她这样长年累月投入写作可会觉得累？她说：“我从来不觉得累，我真的喜欢写，也从未想过要停下来。写作不难，难在你肯不肯坚持下去。”凌乃《华侨报》副刊编辑，她的精神需要和写作动机是求得与广大读者的沟通。“写作最喜悦的收获就是有读者看我的文章，那种满足感，比稿费的收入更重要……我之所以能坚持写作这么多年，跟读者的鼓励是分不开的。”以写《流动岛》成名的懿灵认为文学作品就是跟读者的接触、沟通。而且，懿灵说她就是想把美好的东西带给读者，即使她本人的诗写得很灰，可最终还是希望通过这灰色去反思如何可以获致美好的东西。在澳门作家群中，像上述追寻精神需要和创作动机的不乏其人。澳门作家为了生活，在追求外在生存需要和目标的同时，其内在的精神生活是相当充实的。澳门作家关注人的灵魂、关注生存、关注社会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把思考深入到澳门作家的心灵深处去探究，那正是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状态，一种也许只有澳门作家自身才能体验到的快乐、惬意，一种从容的、自由的创造美和诗意美——一种精神的高级追求或自救。这种精神状态，正好应验了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③。
四、为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的群体诉求
“建立澳门文学形象”不仅是澳门全体作家的共同心声，更是一种文学观念走向自觉的标志。文学的自觉首先表现在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上。文学观念就是对文学的看法，是对“文学是什么”的回答。文学观念是对文学自身的认识，是关于文学内质和文学活动的理论反思。文学观念的出现标志着文学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无意创作过渡到有意创作。也就是说，人们力图用文学观念去说明和解释文学，去影响或指导创作。因此，文学观念体现了文学的自觉意识，是文学自我反思的产物。
1984年3月，韩牧在《澳门日报》主持的“港澳作家座谈会”上提出五点建议：（1）组织文艺团体；（2）与外地交流、办文学班等；（3）出版年度文选；（4）举办文学奖；（5）发展儿童文学。这篇文章唤起了澳门文学界的自我反思意识，从而带动了澳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自觉。缘源在一篇文章中说：“这在澳门文学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促使他们醒悟到自己肩负着的历史责任，自觉地意识到必须凝聚力量，凝成势头。”此后，“建立澳门文学形象”，成为澳门作家的一种广泛的共识与奋斗的目标。
我们知道，自晚明以降至民国前期的二百多年间，澳门作家队伍主要来自中国内地，都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带有“过客”心理。所以，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文学在澳门的出现，主要是一种“植入”现象，而非“根生”现象。澳门文学这种“草根性”的不足，文学创作主体的不确定性，使澳门文学发展缺乏驱动力。陶里在一篇文章中说：“澳门没有专业作家，自从写作人团体‘澳门笔会’成立之后，有了自己的组织，作家队伍才正式出现。外地论者反复说澳门作家有三种成分，就是一、土生土长的，二、从中国南下的 新移民，三、北上的归侨。这个立论起于五月诗社。当时（1980年代中），鉴于澳门人口流动性大，‘朝澳暮港’和转眼移民外国者多，在界定‘澳门诗人’身份的来源，于是得以上述的三类身份。但时至今日，那种分法随着时间的转移而不符合实际和没有意义。按照法例规定，凡在地方上连续居住满7年者，可以成为当地居民，那么，是否还有必要把这些人再烙上个‘归侨’或‘新移民’的印鉴呢？当然没有必要。再说，这些‘归侨’或‘新移民’经过多年的浮沉，基本上适应了澳门的生活方式，什么疏离感、过客心理属于意识形态上的不协调也应日渐减退或消失，否则，怎么可住得那么长久？根据他们在澳门生活而写作的事实，只有称他们为澳门作家有实际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澳门文坛已形成一支有不同身份的人组成的作家队伍。土生土长的“草根”作家和长期生活在澳门已在此定居的作家，构成了澳门作家队伍的中坚力量。他们生于澳门或长于澳门的人生经验，使他们的作品植根在澳门的文化土壤里。即便一批后来进入澳门的“新移民”作家，也在努力改变自己的“过客”心态，以澳门为自己的定居地而努力融入澳门的社会现实，带着自己的人生经验来摄取进入澳门之后新的文化体验。作家构成的“草根性”的扩大、“家园”意识的增强，以及作品内涵“本土”色彩的加浓，都表现了澳门文学逐步获得自己独立的自觉地位。
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前后的岁月，澳门文学发展更是进入快车道，呈现一幅丰富多彩、多元并举、充满生机的气象。单是1999年，就有三套大型丛书出版，为澳门文学20年来的成果做了一次阶段性的总结。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一套20册的“澳门文学丛书”，包括小说卷、诗词卷、散文卷、评论卷和青年文学卷，老中青三代作家，土生华人、土生葡人、海外及大陆移民等不同文化背景，都在这套由澳门基金会、教科文中心、中国文联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套书中留下深刻、多元、生动的记录；其次是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五本“澳门人文丛书”，包括李鹏翥的《澳门古今》、吴志良的《东西交汇看澳门》、黄晓峰的《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评论》、陶里的《水湄文语》、刘原的《澳门写真》；第三套丛书是在澳门回归之前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澳门文学袖珍丛书”，共收陶里的《等你在冬季》、林中英的《相思子》、凌钝的《你一定要来澳门》、林玉凤的《咖啡档》等四本散文作品，这是每本约五万字的小开本口袋书。这些丛书的出版不仅说明澳门文学主体性格的日益鲜明，而且也向世界华文文坛展示了澳门文学的丰富性、多元性和无限生机。澳门文学的生机，尤其表现在新生代青年作家崛起与对文学创作的自觉突破和勇于尝试中。寂然、廖子馨、黄文辉、梯亚、冯倾城、林玉凤、梁淑琪、周丽娟、毛顺好等人，在创作上都有令人眼睛一亮的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廖子馨担任责任编辑、澳门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非常正经系列”丛书，这些报端专栏文章结集的文学书籍，多由年轻人执笔，已出版了小说集《抚摸》、《双十年华》，散文集《雌雄同体》、《娃娃脸》、《愚乐版》、《见习闲人》等多册，编排设计用心，新生代的声音汇成一股不容小觑的新潮流，也为澳门文学的生机注入活水。应该说，澳门文学自1980年代起步至今，在世纪之交已经完成了自身命名与定位的文学使命，不再是漂流的过客，而是精神家园的守护者。在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生存空隙中，澳门作家与研究者，已经找到了“回家”的方向，家在脚下，家在心中，家在不断书写、上下求索的笔端。他们过去的成果，使澳门文学成为世界华文文学家族的一支，而未来的努力，相信能让澳门文学这块“新园地”的新苗，向小城之外开枝散叶。澳门作家群体是一个团结的群体，具有很高的团队精神和群体意识，是一个开拓进取的作家队伍。他们已经完成和正在完善“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的历史使命。
注 释
①陶里：《百慕她的诱惑·序》，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
②黄文辉、邹家礼：《澳门作家访问录》，澳门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③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