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越窑青瓷是我国古陶瓷的一个重要种类，其广泛的使用价值和独特的艺术价值使之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贸易商品，其生产贸易过程包含了诸多时代经济信息。通过分析越窑青瓷贸易特点，结合古代手工业经济发展史和现代经济学理论，对越窑青瓷生产貿易过程中的经济要素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状况的原貌，为“一带一路”战略建设提供历史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越窑青瓷；贸易经济；要素
瓷器诞生于中国，瓷器和丝绸、茶叶一起成为我国古代影响世界的最重要的外销商品，其对世界的影响力之大，乃至于西方以瓷器为名称呼中国。据《汉书·地理志》的相关记载，中国到东南亚和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在不晚于公元前二世纪时就已开通。“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出土文物表明，越窑青瓷是“海上丝绸之路”瓷器贸易中最主要的瓷器品种之一。越窑青瓷能够有悠久的贸易史，在于我国古代越窑青瓷的生产贸易具备了精湛的生产工艺、技艺高超的匠人、大量的窑场、完善的生产组织体系、强大的运输能力、较为开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面貌等时代经济要素，这也是我国古代手工业经济发展的面貌和时代特征。
一、越窑青瓷
“越州窑，在越州烧造，故以地名，其地即今浙江绍兴也。以青瓷为最佳，其质，明彻如冰，莹润如玉”。这是《中国陶瓷史》（吴仁敬、辛安潮著）对越窑青瓷的描述。越窑青瓷是指古代越州范围内出产的青瓷器，产区以现在浙江慈溪上林湖地区为中心的，包括了现在绍兴上虞、宁波等部分地区的地域范围。考古发现证明，越窑青瓷烧造历经千年，自汉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南宋。越窑青瓷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具，其中的高品质产品历来被视为艺术珍品，以五代时吴越钱氏国生产的仅供王家贵族使用和进贡中原中央朝廷的“秘色瓷”最为宝贵。1987年陕西法门寺出土的一批“秘色瓷”，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堪称国宝。
二、越窑青瓷贸易的特点
（一）时间跨度长
越窑青瓷有两个发展高峰，第一个在三国西晋时期，第二个在晚唐到北宋时期。有生产就有贸易，越窑青瓷的贸易时间和生产发展时间相一致，前后逾千年。早期越窑青瓷的兴起，主要受古代王侯贵族奢靡风和厚葬风盛行带来大量的需求所影响，产品主要为生活日用器和墓葬明器。海外考古发现，朝鲜、日本出土的越窑青瓷最早可到汉末三国时期；印度尼西亚有六朝越窑青瓷出土，唐宋时代的越窑青瓷更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各地都有大量出土发现。这些发现证明了越窑青瓷海外贸易在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就有存在，但越窑青瓷的海外贸易最高峰期出现在唐末到北宋早期期间，这时期海外需求爆发式增长反过来又促进了越窑青瓷的发展。靖康之后，瓷器生产发展经历动荡，南北瓷种格局出现较大变化，越窑青瓷生产逐渐没落。
（二）覆盖地域广
越窑青瓷在我国南方、北方均有出土，海外考古发现越窑青瓷的出土范围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合，但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却较少发现，这可能是相对于崎岖坎坷的陆路，海路运输更适合极为易碎的瓷器贸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路线东海方向从明州港（宁波）出发，去往朝鲜、日本；南海方向从广州出发，达到东南亚各国，并以苏门答腊、室利佛逝为中转站，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孟加拉湾到印度，再沿印度西海岸航行，到达波斯湾；再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到达大食国，即如今的巴格达地区；从乌刺国沿波斯湾西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达到亚丁湾和非洲东岸。越窑青瓷贸易范围覆盖了古代中国领土的大部分区域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行所能到达的极为辽阔的地域。
（三）产品质量好
越窑青瓷历来以品质高见长，除了巅峰之作“秘色瓷”外，一般产品也是制作精良。产品器型样式多、纹饰精美、釉色润泽、品质优良。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把越窑青瓷茶碗列为诸多瓷窑茶具中的最上品，对越窑青瓷极为唯美的赞美也常见于古代诗文。海内外各地出土的越窑青瓷器不仅有杯、碗、罐、盒、洗、盘、盅、碟、壶、盏、钵、盆、水盂、唾盂、注子等器型，可以满足生活中各种需要；甚至还有房屋、猪圈狗舍、小狗、小马、小鸡之类的摆设和儿童玩具。
（四）交易量大
越窑青瓷窑口遗址的考古发现，各窑口遗址都有大量碎瓷片的年代沉积，形成了不同时代的沉积层。海外海底沉船打捞中，出水的越窑青瓷也数量很多。当时贸易商船的巨大装载能力也可以反映了贸易交易量的规模。较为著名的黑石号沉船和井里汶沉船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商船，黑石号是古代阿拉伯商船，黑石号上装载67000件瓷器，大部分为长沙窑，精美的越窑青瓷约有200件，井里汶沉船上则装载了惊人的30余万件瓷器，其中大多数是越窑青瓷。“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陆上考古发现的越窑青瓷残片数量也非常多，远至非洲东海岸，埃及的佛斯塔特出土上百万片陶瓷瓷片，其中属于中国瓷片的大多数是越窑青瓷。
三、越窑青瓷生产贸易经济要素分析
（一）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
历史上，越窑青瓷生产区长期处于社会状态相对稳定区域。金灭北宋之前，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北方，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动荡和战乱事件大多发生在北方，南方经济所受的战火破坏程度远远低于北方，越窑青瓷产区受战乱的影响程度相对很小。唐贞观十七年，太宗诏谕广州、泉州、扬州三路设市舶司，专门负责海外贸易的管理。宋代年间，除了在更多地方设市舶司，还屡次派遣使者赴海外勾招进奉、招徕贡市；主要原因海外贸易能够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史书记载宋高宗有言“市舶之利最厚， 若措置合宜， 所得动以百万”。官方对海外贸易的开放和支持是越窑青瓷千年常盛的政策保障。
（二）技术条件
越窑青瓷一千多年的烧造史，由此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代表了中国瓷器生产的时代最高水准。瓷器生产有取土、练泥、镀匣、修模、洗料、做坯、印坯、旋坯、画坯、荡釉、满窑、开窑等一系列的标准生产程序，越窑青瓷的生产者较早就掌握了标准生产程序中的主要部分。五代吴越国向中原统治者大量进贡“秘色瓷”，生产技术上必须精益求精，促使越窑青瓷生产技术达到巅峰状态。历代窑工对越窑青瓷烧造技术探索提高的不懈努力，是越窑青瓷产品精良的技术保障。
（三）自然资源
越窑青瓷烧造以高岭土、长石和石英的混合矿物质为主要生产原料，釉料采用石灰釉，具有光泽好、透明度高、硬度大等优点。这些原料在越窑青瓷产区自然蕴藏量丰富，瓷土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窑口所在地森林覆盖好，燃料充足，采伐方便。豐富的自然资源造就越窑青瓷产区窑场林立、窑火千年不绝。据考古调查，仅在上林湖及其周边方圆数十公里地区，各时期的越窑青瓷窑口遗址发现的有190多处；上虞地区发现窑口遗址400多处，其余越窑产区的窑址发现也数量众多。这是越窑青瓷能够烧造千年的物质保障。
（四）人力资源
我国古代陶瓷产业属于手工业经济，中国古代手工业水平长期领先于世界，越窑青瓷千年生产实践造就了生产技术的高度成熟，而技术的发展和传承，得益于有一大批从事瓷器生产的技术高超的窑工。我国古代手工业经济具有和农业经济紧密结合的特征，早期的窑工群体以民营作坊和家庭作坊方式参与生产，具有半农半工的特征，到唐宋时期，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手工业产业领域已经出现了几十万专业的手工业劳动者，并且产生了雇佣市场。具有高超技艺的熟练技术工人群体是越窑青瓷延续千年的人力资源保障。
（五）交通运输
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是海上贸易发展的必要条件。据史料记载，我国汉代已能造宽6～8米，长30米， 载重50～60吨的木船，可在近海航行。到隋唐时期，中国能够制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而且所造船舶已经具有一定的机械动力。史料记载，五代至宋时期江南和东南地区是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所造海船载运量大，最大载重量达到1100吨，所造船身上部平衡，下部侧面如刀，吃水深，抗风浪能力强，可以远涉重洋。同时指南针的使用，使得航海过程中从原始的“昼观日，夜观星”导航，发展为即使阴天黑夜也能看指南针导航，大大提高航行精度。宋代船舶一般有四桅杆，多的有十二桅，风帆也有两种，正风、偏风都可利用，有“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之说，驾驶技术极为成熟。船舶制造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大大促进了越窑青瓷海外贸易的发展。
（六）文化环境
越窑青瓷贸易促进了文化交流，尤其是汉文化的对外传播。越窑青瓷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因子，器型和纹饰都体现了我国宗教、文房、茶饮文化。越窑青瓷器型、釉色、纹饰不仅有日常生活审美文化的汉地传统纹样；还带有极具中华传统神话和墓葬文化色彩，如龙、凤、龟、莲瓣、牡丹、荷花、八仙人物等体现吉祥、长寿、富贵等美好寓意的纹饰。这些携带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偏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播地域外民族的观念。
考古发现唐宋时期外销往东南亚、印度的越窑产品的器型纹饰多带有佛教文化题材，而销往中亚地区的产品多带有伊斯兰教文化色彩，这说明外销越窑青瓷产品有以“来样加工”的方式生产的，而且证明了在唐宋时期不仅国内文化昌盛，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也极为开放包容。
（七）生产经营方式
古代瓷器的生产属于手工业经济，中国古代手工业经济三种经营形式长期并存：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其中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最早的官营瓷业作坊就出现在越窑，五代时期，越窑青瓷成为吴越钱氏王朝宫廷专用器和向中原统治者的进贡用器，臣僚和庶民不能使用，这就要求为钱氏烧造“秘色瓷”的窑口必须是官营窑口。宋立国后，设官监烧。史料记载，直到南宋时期越窑还有二次为朝廷烧造明堂大礼祭器和御厨瓷器，其生产组织是“呼集窑工，工毕罢散”，所以生产组织形式应该是官监民烧或官搭民烧。除了有特殊用途的“秘色瓷”之外，越窑青瓷中的民用器和数量巨大的外销瓷器的生产，因为需要有数量庞大的窑场来支撑巨大的需求量，必然是以民营作坊方式来进行组织生产经营。
四、总结和展望
贸易输出的是商品，传播的是文化。瓷器贸易改变了产品到达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到达地原住民原来“饮食无器皿”的生活方式和不良卫生习惯在中国瓷器的传入后得到了改变，大大提高了当地民众的文明程度和健康水平。当前正值我国倡导“一带一路”战略建设时期，我们研究和还原越窑青瓷贸易兴衰，揭示其背后的经济学规律，不仅仅是对特定历史事物的研究，也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提供参照和借鉴。
陶瓷的研究历来以陶瓷考古和文物保护方向为主，但“古外销陶瓷”和“贸易陶瓷”研究也已有百年学术史的基础，与之生产贸易相关的经济学方向的研究比较有限，存在很大的深入空间。进一步开展越窑青瓷的贸易方式、生产组织和管理体系、各种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现实意义，成果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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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杭州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