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敦煌卷子《启颜录》受到“世说体”的影响，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对后世的谐谑小说的分类有着示范作用，但敦煌卷子《启颜录》分类已经显示“笑林体”非“世说体”;成为我国谐谑小说成熟的标志;《启颜录》“嘲诮”成为贯串全书的艺术手段，特征是“以隐为谐”;《启颜录》对小说“谐谑”生态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启颜录;谐谑小说;生态;文体;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言志人笑话继《笑林》之后，吸取民间的养分不断向前发展着，《启颜录》 [1]是又一部重要谐谑小说作品集，但流传不畅。新发现的敦煌卷子本《启颜录》载笑话四类共四十则，十分珍贵，这是我国最早具有分类意识的谐谑小说。敦煌卷子《启颜录》受到“世说体”的影响，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对后世的谐谑小说的分类有着示范作用，敦煌卷子《启颜录》分类已经显示“笑林体”非“世说体”。《启颜录》顾名思义是让人启颜大笑，故注重“谐”的娱乐效果。《启颜录》不仅是民间嘲谑艺术的典范，也为后世小说创作谐趣提供种种可供借鉴的手法，“嘲诮”成为贯串全书的艺术手段，特征是“以隐为谐”;《启颜录》对隋唐谐谑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整个生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敦煌卷子《启颜录》分类与《世说新语》分类的差异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论及《谈谐》一书时，提到三国时邯郸淳《笑林》，称“小说家有此格也”。《谈谐》是宋代陈晔撰写的俗文学作品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四说：“所记皆俳优嘲弄之语。”三国邯郸淳《笑林》是今所见最早的一部笑话集，故以此类体名为“笑林体”。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史通·书事》云：“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 [2]395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大唐新语》：其中谐谑一门，殊为猥杂，其义例亦全为小说，非史体也。《大唐传载》：其间及诙嘲琐语，则小说之本色也。《因话录》：五卷徵部为事，多记典故，而附以谐戏。在文体层面上，小说经历了先秦萌芽时期依附于各体文学之内的混沌小说因子到汉魏六朝时期“笑林体”与“世说体”的率先成型。小说文体早期发生的生态是“笑林体”与“世说体”杂糅在一起。如“世说体”（《世说新语》中《排调》《言语》《惑溺》《任诞》等） “调谑小辩，嗤鄙异闻”的内容属于“笑林体”，而“笑林体”也有类似“世说体”的文字（如《启颜录》中《王戎妻》《杨修》《孙子荆》《蔡洪》《陆机》《诸葛恢》《诸葛恪》七则直接抄录《世说新语》）“世说体”与“笑林体”早期形态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同属于文言短篇志人小说，在官修目录类常常被划分在轶事小说琐言类。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笑林》 “举非违，显纰缪，实《世说》之一体，亦后来俳谐文字之权舆也。” [3]64 确实，“笑林体”与“世说体”的文体形式都表现为散式文本结构;中立型叙事视角;具体条目叙事之戏剧性特征。但在传统目录学家如刘知己看来，两者取材、写作观念与创作目的并不相同。刘知几《史通·杂述》云“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 [2]459 刘知几将《说苑》《语林》《世说新语》收录于“小说”目录之内。以记录剧谈隽语为主旨的语录体《世说新语》等，基本符合刘知几所谓“偏记小说”的标准，更接近史传，具有“时有可观”的教化功能，而《笑林》《笑苑》《启颜录》等被刘知几排斥于“小说”目录，认为这类作品属于无甚可观的诽谐杂说，不屑一提。
从“世说体”门类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所说：“《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 [3]128 《世说新语》中的故事并非出自“创作”，而是抄纂《语林》《郭子》等书而成。《世说新语》将抄纂来的一千余则故事分为三十六门，呈现出一种类书的体式。刘义庆“纂缉旧文”而成《世说新语》，并非是一种偶然和特例，实在是时代风气使然。有些门目就如同刘义庆编《世说新语》那样，是作者（编者）自拟的，但有一些门目，则和六朝、隋唐之间的类书、类传有关。《世说新语》《五代新说》《大唐新语》等书是“纂缉旧文”，类书同样是如此，将三部小说的门目和《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三部类书的分类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在门目上重合和相近的情况。[4]
现今“笑林体”的分类，最早出现分类意识的只能追溯到敦煌本《启颜录》，敦煌本《启颜录》分类有“论难”“昏忘”“辩捷”“嘲诮”四门。《启颜录·论难》代表了一种诽谐故事化的论议文本，亦即对唐代人口头传诵的论议趣闻的记录。“论难”又称“论议”“问难”等。中国自古就有辩难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聚众讲学与游说就肇始了论议的风尚。两汉时“论议”有了较正规的仪式，包括“会议论辩”“儒生会讲”“俳谐嘲笑”等。[5]195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三教论衡，始用鄙俚语，后索性进入对嘲。因而注重临场发挥，讲求辩捷，在问难时往往机锋迭出，甚至流于轻薄戏谑。随着娱乐性和表演性的增强，论议伎艺又集中表现为对三教命题的嘲讽。《启颜录》所载的七则论难故事，即是把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等三教人物及其儒佛道等经典当作谑笑对象。敦煌文献《启颜录·论难》明显有别于《世说新语》的“论难”，《世说新语》《文学》《排调》等篇僧人与名士之间围绕玄理与佛理展开的论难，康僧渊、支道林等僧人论难追求“简约玄澹” [6]285 的雅量真致，谈玄说理“吐佳言如屑”（《世说新语·赏誉53》），“才藻奇拔”（《世说新语·文学55》）。而《启颜录》记载的是优人论难故事，具有伶人论议的嘲谑特色，按民间趣味塑造人物形象，把莊严喜剧化，用问难嘲弄的方式论说经义 [7]15 。
《启颜录》有敦煌本和《太平广记》两个系统的版本。《太平广记》作为一部古代小说总集，其中“谬误”“遗忘”“诙谐”“嘲诮”“嗤鄙”五类收录《启颜录》作品。张鸿勋通过《太平广记》与敦煌本对照发现，在某些方面《太平广记》尚存原著分类，如“嘲诮”;有些却有所改变，如将敦煌本“论难”故事改隶“诙谐”。这一改变，不但表明二书编者分类上着眼的不同，而且恐与宋初编纂《广记》诸公对儒、释、道庄严的讲经仪轨之一“论难”何以成为“启颜”之举不大赞同有关 [8]370 。从而反证了敦煌本《启颜录》分类的民间性，娱乐性。在游戏遣兴与载道训教间，更偏重游戏遣兴，“博君一笑”是创作的主要思想。朱瑶则通过敦煌本和《广记》引文相比较，发现《广记》增入了更多的子史旧闻、侯白故事、唐人故事和民间机巧言对，而删去了“昏忘”一门、石动筩与佛教大德论难以及侯白巧得富人钱财饮食之事。从《广记》引本对故事材料的取舍上，《广记》引本的编者在有意模仿《世说新语》类的著作 [9]敦煌卷子本《启颜录》虽然遵循“世说体”“以类相从”的原则，但具有注重娱乐的独立的谐谑观念，也显示了与“世说体”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