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测度

摘要: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及有效集聚是促进制造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本文为探究长江经济带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及演化规律,采用指数与区位熵两种方法分别从行业和区域角度对长江经济带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了测度,得出以下结论:长江经济带整体处于中等集聚状态,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总体来看,下游各省份集聚度大于上游和中游。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测度 θ指数 区位熵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經济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入“服务经济”时代,此前一直关注制造业集聚的欧美经济学家也逐渐开始关注服务业集聚问题。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的起步较晚,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开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服务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20世纪90年代,作为服务业主要分支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因其具有的创新性强、产业融合度高等优点,目前已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1]。

2013年的我国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发展格局,长江经济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横”,由此长江经济带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紧接着2014年又发布《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加快长江经济带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及有效集聚,为推动下游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中上游地区承接下游地区产业转移、促进制造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1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人们最初认为服务业集聚的根本动因与制造业集聚相似,在于获得外部经济性,Moullaert和Gllouj从产业角度出发,认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特征区别很大,并质疑制造业的集聚理论在生产性服业集聚问题上的适用性。S.Illeris(1989)把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动因归纳为共享人力资源、获得前后向联系的机会。Senn ( 1993)则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集聚的主要动因是地理位置的靠近可以便利地享受相互之间的服务,以及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导致了不确定性的产生,为了降低风险而产生了集聚趋势。

国内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现象的实证及影响因素研究[2];二是从空间角度对生产服务业集聚进行描述[3];三是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测度[4] [5];四是对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发展、城市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6] [7]。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虽有学者对全国或省域、市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行了测度[8][9],但在研究方法和数据选择方面还有待完善,且鲜有学者对长江经济带生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演变规律进行研究,本文拟采用一种新的产业集聚测度方法,分别从产业和地区两个视角来测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为探究长江经济带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特征及发展规律,促进流域经济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长江经济带在我国经济中的引领作用,继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供借鉴。

2 研究方法、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2.1 集聚测度方法

产业集聚测度方法目前主要有:行业集中度(CR)、赫芬达尔指数(H)、空间基尼系数(G)、空间集聚指数(EG)、区位熵(LQ)等。为了全面、准确刻画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本文选用空间集聚指数的改进方法——θ指数和区位熵两种方法,分别从产业和区域层面对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进行测度,以期克服单一方法有可能带来的失真问题。

2.1.1 θ指数

θ指数是由李太平在2007年为弥补空间集聚指数对数据要求很高且波动性大的缺点,提出的一种新的测度产业区域集聚的方法[10],经多位学者的实证分析发现利用θ指数和空间集聚指数对产业区域集聚的测度结果高度一致,因而该方法在集聚测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假设研究区域有m个产业和n个地理区域,第i个产业的区域集聚程度θi的计算公式为:

2.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区域范围以《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确定的长江经济带范围为准,即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9省2市。并在考虑中国河流分段方法和行政区完整性的基础上,结合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人为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上、中、下游,其中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划入上游,江西、湖北、湖南划入中游,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划入下游。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3—2014年),其中各行业就业人数采用各地区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

3 测度结果分析

3.1 基于行业角度的分析

根据2003-2014年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度测度结果(见表1),五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长江经济带上的集聚趋势一般,2014年除金融业(0.3122)不具有明显集聚趋势以外,其它四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均属于中度集聚,产业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分布格局,且集聚水平存在产业和地区的结构性差异。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作为传统服务行业,处于中等集聚状态,主要原因是长江经济带拥有水、陆交接这一得天独厚的特殊资源,具备便利的通航条件,目前已拥有南通、泰州、镇江、南京等11个亿吨大港,2013年又被国务院作为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黄金水道,打造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集聚度在2012年以前处于中度集聚状态,10年间一直呈缓慢上升状态,2012—2013年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从2012年的0.3819上升到2013年的0.5571,提升了45.88%,进入高度集聚区。主要原因是伴随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出台,该产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国家政策支持。特别该行业应用领域较广,对其它行业辐射和渗透作用明显,更加有利于其产业集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处于中等集聚,集聚度大体相当,且波动不大,僅集聚水平变化趋势略有差别,2011年后前者不均衡趋势加强,后者减弱。

金融业在五大类行业中集聚度最低,没有明显的集聚分布趋势,主要原因是该行业对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是不可或缺的产业,因而在相关企业的区位选择中,城市规划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区位优势明显、城市化水平高、市场越发达的地区金融业集聚水平会更高,但是在长江经济带这个尺度上会呈现一定的均衡分布特征。

3.2 基于经济带上流域角度的分析

将长江经济带作为整个区域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并不足以展现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全貌,下面从上、中、下游角度对集聚程度做进一步的分析。

根据2003、2006、2010、2014年区位熵(LQ)测度结果,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集聚程度排序为:下游>上游>中游。从均值看,四个年份中,下游区位熵皆大于1,且总体集聚程度先减弱后增强,从分行业看,因为下游各省份制造业发达,所以直接服务于制造业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发展比较成熟,始终处于集聚状态。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这两种新兴服务业的集聚程度随着产业发展逐渐增强,前者由2003年的0.9873提高到了2014年的1.1188,后者由2003年的0.9681提高到1.1929后有所回落。金融业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集聚度稍有变化,前者略有降低,后者稍有提高。

中游省份经济发展水平滞后,近几年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制造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而带动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特别与制造业有密切关联的交通仓储邮电业和金融业,2014年的集聚度分别为0.9042和0.9548,其集聚程度远高于新兴服务业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的集聚度最低且有所下降,2014年仅为0.5287,产业分布没有集中化趋势分布比较分散。上游的交通仓储邮电业及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集聚度大于1,这两个行业具有明显的集聚优势,其他三个行业集聚度都小于1,集聚趋势不明显。

4 结论与建议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服务业发展较快,集聚程度逐年提高,但总体来看仍处于中度集聚状态,且存在明显的行业和区域差异。从行业角度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发展较快,十年间集聚程度由分散分布到高度集聚,金融业因为行业特征,一直没有明显集聚特征。其他三个行业均处于中度集聚状态。从区域角度分析,下游集聚度明显高于中游和上游,下游省份制造业发达,作为与制造业有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性服务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集聚趋势明显,中下游地区多属于资源型省份,制造业较落后,自从实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经济发展增速较快,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仍然比较落后。

有研究表明,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很强的协同关系,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互促共进,因此应充分运用二者的关系促进长江经济带上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共同协调发展。其中,上游应进一步提高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集聚发展,将长三角地区打造成服务业高地,中下游在积极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应注重与制造业密切关联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对于信息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不受制造业的影响的产业,也可以在制造业不发达的中下游城市创造条件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红霞, 李国平.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特征及经济影响[J]. 经济地理, 2016, 36(8):113- 119.

[2] 盛龙.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浙江理工大学, 2013.

[3] 陈国亮.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D].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大学, 2010.

[4] 刘军跃, 李军锋, 王敏. 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分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8(1):101- 106.

[5] 邱灵, 方创琳.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综合测度[J]. 地理研究, 2013, 32(1):99- 110.

[6] 王耀中, 欧阳彪, 李越.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 -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4(4):105- 110.

[7] 陈红霞, 李国平.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特征及经济影响[J]. 经济地理, 2016, 36(8):113- 119.

[8] 李惠娟. 中国城市服务业集聚测度——兼论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关系[J]. 经济问题探索, 2013(4):13- 19.

[9]邱灵, 方创琳.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综合测度[J]. 地理研究, 2013, 32(1):99- 110.

[10] 李太平, 钟甫宁, 顾焕章. 衡量产业区域集聚程度的简便方法及其比较[J]. 统计研究, 2007, 24(11):64- 68.

[11]聂尔德. 一种改进的地区间产业集中度的测算模型[J]. 统计与决策, 2010(9):2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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