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现代经济中，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分工与专业化逐渐深化，国际分工不仅仅是产品间的分工，而是产品内的分工，已深入到产品内部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的分工。如，美国最为成熟的商用直升机的生产，只有顶部和尾部的螺旋桨是在美国生产，而其它部分基本上都是在国外生产，顶盖和尾部在西班牙，机身在日本 ，起落架在巴西，机头在台湾，机尾在中国井冈山生产。同时，在现代经济中，商品利润增值的空间日益向产业价值链两端的服务环节转移。上世纪三十年代费希尔和克拉克提出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划分是基于物质生产中加工对象的差异性。如果从商品的形成过程看，可以得出一个横向产业的发展模式，那就是研发产业、制造产业和营销产业。商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和利润增值空间日益向产业价值链两端的服务环节转移，世界市场的竞争手段也由传统的价格竞争日益转向以金融、技术、运输、通讯、信息等服务构成的非价格竞争。
因此，在现代这样一个分工经济中，经济效率不但取决于生产活动本身的生产率状况，而更取决于不同生产活动之间的联系的效率，正如谢尔普说的：农业、制造业是“砖块”，而服务业则是把它们黏合起来的“灰泥”。从这个意义上，服务业是一个促进其他经济部门增长的过程产业，是经济的黏合剂，如物流业、研发设计业、会展等。
再一方面，现代服务业是一项激励财富创造的制度产业，如金融服务。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普遍没钱。之所以没钱并非完全没有什么“东西”，而是由于那时市场化水平极低，金融业不发达，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变钱”。张三可以有“东西”，可以有一双手，也有很多时间，但没有钱。78年以后市场化改革，使几乎所有的“东西”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包括农产品、制造品、劳动力、房产等。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资本化”时期，企业资产、土地、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以产权化、证券化，所以中国的“钱”，1980年是占GDP的22%，到2007年钱是GDP的1.52倍，即1980年，相对于一块GDP的产业，只有0.22元钱的流通，2007年，每一块GDP的产出，有1.52元钱在流通。美国2007年1美元GDP，有9.8美元（近十倍）证券、现金在流通。再比如2007年住房按揭贷款余额2.2万亿元，想象一下中国这几年若没有按揭贷款这样一种金融产品，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将会如何。又如据美国商务部发布，二战以来世界上75%的重大的信息技术发明，包括苹果、硅谷等，都是有了风险投资基金。所以现代服务业是一项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的制度产业。
二
中国服务业总量不足，结构落后，功能弱化，出现了全球经济服务化与中国的悖论。主要原因是统计口径、服务的内部化和国际代工的工业发展模式。为了顺应经济形态演进的客观进程，推动服务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中央提出了形成服务经济结构的战略构想。去年2月，国务院根据“十一五”规划确定的服务业发展总体方向和基本思路，制定了国务院7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服务业结构显著优化，就业容量显著增加，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总体发展水平基本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适应。
在转型期中国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四组经济关系必须重视。
第一，正确处理推进工业化与发展服务业的关系。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性变动时期。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服务业化的初期。推进工业化仍是“十一五”乃至“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没有工业化的充分发展，服务业化能否同步发展？但从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说，在这一大背景已经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今天，我们就必须提出，同步推进工业化和服务业化，并以服务业化来加快工业化。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资源环境状况的基础上，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二，正确处理深度市场化与发展服务业的关系。中国现代服务业领域蕴藏着可观的潜在能量，问题是这些潜在能量至今仍被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国有垄断体制所束缚、所压制，其中相当一部分至今仍被当作“官办事业”而不是作为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要深度拓展现代服务业，必须按照深度市场化的要求，着力啃四个“硬骨头”：第一个“硬骨头”是“垄断性”：把服务业从垄断性行业和领域中解放出来。第二个“硬骨头”是“事业性”：把服务业从官办社会事业领域中剥离出来。社会事业领域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研等。虽然在统计上被纳入第三产业范畴，但并没有完全按照服务业的理念和模式来动作，不少单位是作为官办事业单位来运作的。这里有一个理念转变与模式创新的问题。按公共性、准公共性、营利性分类改革。具体来说，要将社会事业领域中“营利性”的部分划出来，推进这些行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如，文化产业的发展，2007年美国电影海外票房收入268亿美元，而中国2007年海外电影票房收2.25亿美元。至于公益性部分，政府应该提供上述各领域的“公共服务包”，但提供不等于直接举办，也可以采取“政府采购”的方法从服务业市场上获得，提供给消费者。第三个“硬骨头”是“意识形态性”：把不带强烈意识形态的服务业谨慎剥离出来。第四个“硬骨头”是“行政管理性”：把服务业从政府现在的一部分扭曲的行政管理活动中剥离出来。政府担负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但是，由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普遍存在着政府职能的“越位”和“错位”现象。比如当前普遍存在的地方政府代替企业招商引资等行为，实际上是政府替代了中介服务业、咨询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功能。深度市场化还包括产业化程度低。如奥运会27万人近二个月的餐饮服务由美国爱玛客服务公司提供。
第三，正确处理推进城市化与发展服务业的关系。服务业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真正意义的城市化。尤其在我国的现阶段，惟有在城市化方式下生存与发展的居民和厂商，才有可能较多地购买服务，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工业化超前于城市化，也就是说，工业化没有带来相适应的城市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又没有与农民自由迁徙、土地自由交易等城市化的基本条件相联系，因此，出现了虚假的城市化、贫穷的城市化现象。在中国的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深入发展，要求所有生产要素高度流动的今天，这种非市场导向的土地制度正在制度性地阻碍对繁荣的分享，使城市化走上岐路，使内需难以提升。这个意义上的城市化并不会对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推动。由此可见，推进城市化的制度创新，不仅对于城市化本身，而且对于服务业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只有城镇化，才能做到土地集约，才能保证中国18亿亩耕田的红线。目前的问题在于，中国城乡是两张皮，造成农民买不起房，农民自然不会放弃住宅用地。“离土不离乡”的政策思路需调整。
第四，正确处理政府消费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系。在我国体制转型的阶段发展服务经济，每一步发展都需要改革的推动和深化。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达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花的钱。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为2.4万亿美元，占GDP18%，相当于8500万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美国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税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四分之一。
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15%，为全年GDP的2.4%；美国2007年三项开支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
三
当前，中国发展服务业需要重点推进以下几项任务，全方位拓展其发展途径：
（一）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这是带动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提升产业整体水平的关键所在。发达国家无不将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其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和保持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任务，在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中，把研发、营销、信息、科技、金融、商务等现代服务业留在国内，把一般加工、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从而占据了国际分工的高端位置。我们必须顺应世界服务业发展的趋势，适应国内转变发展方式和提升产业结构的需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不失时机地培育和发展现代服务业。一是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积极推广第三方物流，建设大型物流枢纽，发展快捷交通运输，健全综合运输体系，降低流通成本，促进物流社会化和现代化。二是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完善电信基础业务，推进电信、电视、计算机“三网合一”，发展电子商务，壮大软件产业，广泛应用信息网络技术，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三是推动科技服务业加快发展，支持科研开发、产品设计、工程规划、技术推广、环境监测等行业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四是保持金融业持续发展，提高银行、保险业发展水平，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注重发展中小金融，增强金融服务功能。五是优化发展商务服务业，发展和规范法律、咨询、会计、审计、评估、广告、会展等行业，形成专业化、高水平的服务体系。六是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合理调控住房需求，努力增加住房供应，改善住房套型结构，保持房价基本稳定，更好地发挥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作用。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是现代服务业成长的一大趋势。要鼓励工业企业加强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推进业务外包、专业化生产，形成现代产业链，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集聚发展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特征。要立足地方现有基础和比较优势，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发展环境，努力形成一些布局科学、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二） 全面提升传统服务业
传统服务业门类多，量大面广，与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就业容量大，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领域，必须调整结构，提升水平，突出特色，优化发展。创新管理模式、加强技术改造，是传统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要加快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服务业，促进科学管理在传统服务业广泛应用，积极推广网络技术、供应链、条形码、收款机等现代技术和管理方式，提高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目前，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对传统的农副产品、轻纺机电等市场进行改造，集贸易、信息、技术、融资等服务于一体，建立面向国内外市场的服务平台，取得了好的效果，这种做法值得借鉴。发展专业经营、健全服务网络，是传统服务业发展的有效途径。要积极推进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连锁经营、特许经营和联盟发展，优化物流配送，扩大覆盖范围，提高服务水平。贴近人民生活、满足群众需求，是传统服务业发展的立足之本。要大力发展家庭服务、托幼养老、洗染理发、修理维护、便民早餐等社区服务业，积极发展文艺表演、影视出版、休闲娱乐、体育健身、旅行服务等文化体育旅游业，健全居民生活服务体系。在提升和改造传统服务业中，要把发展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放在重要位置，努力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三） 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
受自然、历史、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服务业十分薄弱。这是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民生活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大力推进各类服务业向农村延伸，加快发展农村服务业，为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提供良好条件与环境。要以农业产业化和发展现代农业为中心，加快健全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检测认证、动物防疫和植物保护等农业技术支持体系，完善种子统供、病虫害统防统治、农机统一组织使用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服务组织，为农业生产提供专业化服务。要以农产品入市和工业品下乡为重点，推进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实施“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和“万村千乡”、“双百市场”等工程，发展农资连锁经营，开展“家电下乡”试点，为农副产品销售提供稳定可靠的平台，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运输、邮政通信、广播电视、饮水安全、农村能源等生产生活条件。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拓展农村融资渠道，完善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农村信息服务，建立科技、市场等信息网络，以多种方式为农民提供生产和生活信息。
（四） 着力发展开放型服务业
这是提高整个对外开放水平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条件。要把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提高服务贸易的规模、层次和水平，促进外贸增长方式加快转变，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把服务贸易与吸引外资结合起来，进一步履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关于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的承诺，逐步扩大服务业开放范围，优化服务业利用外资结构，更多地吸引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中心、运营中心和地区总部，提高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水平。国际服务业外包转移，是当今全球产业结构重组的重要方面。要抓住这一机遇，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积极承接计算中心、数据处理、研发设计、财会核算、呼叫中心、售后服务等国际服务业转移。要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支持具备条件的服务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拓宽营销渠道、开展研发合作、参与工程承包、扩大劳务交流，为其他产业提供运输、融资、保险、技术、信息咨询、法律等服务，发展壮大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文化产业“走出去”潜力很大。要支持文化、教育、影视、出版以及中式餐饮、中医药等特色行业到海外发展，积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多渠道开拓国际市场。
（五） 切实加强公共服务事业
社会事业和公用事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从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高度出发，把发展服务产业与发展服务事业结合起来，大力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要高度重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重点发展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事业，搞好职工、农民工和农民培训，推进科学普及和文化扫盲，加强基层文化工作，提高城乡居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完善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养老保险水平，发展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进一步加强市政公用事业建设，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不断完善城市道路、供排水、供气、供热等服务体系，努力改善人居环境质量。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是城市政府的重要职责。要加快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进一步完善经济适用房制度，为低收入群众提供住房保障。推进电子政务，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措施，也是带动电子商务、网络服务等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式。要完善服务功能，扩大应用范围，推进互联互通，实现资源共享。要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创新服务方式，健全服务职能，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