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经济开展
过去不少人把缺乏资本看作是一个国家经济开展的主要约束。其实，缺乏资本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的缺乏。乔治.A.阿克劳夫把制度安排的缺乏看作是经济开展的主要约束。资本主义在很多开展中国家没能成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没有启动资本，而是因为没有能够长期促进和保障资本积累的法律制度环境。制度促进一国经济开展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一是宏观层次，二是微观层次。过去人们大大地低估了制度在经济社会开展中作用也许与我们很难用精确的方法来量化制度的绩效有关。开展中国家与兴旺国家的差异主要是一种制度上的差异。制度瓶颈使开展中国家的各种要素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配置。开展实质上是更有效利用资源的制度变迁过程。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更有利于解释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开展，为什么有些国家开展，而有些国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制度与经济开展的关系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支柱〞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与创新、国家供给制度等等都与经济开展有关。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开展；反之，无效率的制度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开展。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忽略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那里制度至多是经济增长的既定前提，而不是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经济增长源泉之谜与制度变量的地位〞（6．1节）。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至关重要的结论是建立在雄厚的历史分析根底之上的。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及制度经济学等理论用于分析历史，形成了新经济史。这对西方史学界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新经济史实质上是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产生、开展及其在经济开展过程中的作用的历史。经济学家读历史的视角毕竞不同于文学家读历史的视角。因此，在6．3节我们就简单地透视一下“经济学家重‘读’历史：新经济史〞。
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开展理论的奉献在于，一是他们认为开展实质上是更有效利用资源的制度变迁过程。二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更有利于解释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开展，为什么有些国家开展，而有些国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6.1 经济增长源泉之谜与制度变量的地位
6．1．1 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最简单定义是以国民生产总值（GNP）表示的“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不仅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要有所增长，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也要有所增长，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要增加。这两种增长（总量增长与人均增长）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关键根源于人口变动了。例如，近些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总额可排序在世界前列了；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排在了一百多个国家之后。
新制度经济学家发现，在人类历史上，这两种增长现象联在一起（即一致）是例外情况，而相反的关系（即不一致）倒是一般情况。在工业社会以前，“增长〞（总生产量的增加）往往伴随着个人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不是增长。这是人口因素在起作用：经济的繁荣导致人口的增长，而人口增长又往往超过生产的开展，并使每个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新制度经济学家很重视人口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在历史上，人口压力不断地促使组织创新与制度变迁。人口变量是社会开展的根本变量之一〕。著名的马尔萨斯循环规律使个人的贫困化恰恰出现于经济普遍繁荣的时期；相反，大危机时代，至少对于活下来的人来说，倒是个收入增加的时代。
现代意义上的“增长〞应该是两种增长的统一。道格拉斯·C·诺思及一些新经济史学家认为，经济增长是始于17世纪的新现象。人们习惯于把“产业革命〞当作现代工业社会的起点，这是一个错误。其实“经济增长〞比本来意义上的产业革命出现要早。产业革命不过是增长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标记，而不是它产生的原因。
现代意义上的增长现象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当时欧洲人口和经济第一次出现了差异，在法国和西班牙，人口减少了，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而在英国和荷兰，虽然人口持续增加（英国增加了25％），实际生活水平却提高了（大约提高了35％和50％）。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在欧洲历史上，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两个国家第一次能够持续地向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的是荷兰和英国，而不是法国和西班牙呢?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为了更好地答复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干问题。
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最早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是哈罗德和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哈罗德（R．F．Harrod）、多马（E．Domar）、索洛（R．M．S0L0w）、斯旺（T．W．Swan）和卡尔多（N．Karleor）等人建立的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丹尼森（E．F．Deni
son）等人在西蒙·库兹涅茨（S．Kuznets）的国民收入核算和分析的根底上，对于西方兴旺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所进行的分析；米香（E．J．Mishan）等人的经济增长所要付出代价的论点和麦多斯〔〕等人关于经济增长可能导致人类消灭的增长有限的理论。
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也可算作一个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上，他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西蒙·库兹涅茨最早从事国民收入统计的研究，并创立了国民生产总值（GNP）核算体系。可以说他是“国民收入统计之父〞。他在大量统计资料的根底上，对促进经济开展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数量和结构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趋势作了说明。他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l971年，当他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奖时，发表演讲的题目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研究结果和意见?。在演讲中他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比拟完全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给它的人民所需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筑在先进根底之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他认为这个定义的三个局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持续扩大商品的供给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这种丰裕情况应该是由于应用各种先进的现代化技术实现的；然而先进技术只是潜在和必要的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假设保证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
有哪些因素影响经济增长呢?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认为，对长期增长发生作用并能影响增长率变动的经济增长因素主要有七类。有四类属于要素投入量，即就业人数和他的年龄——性别构成；包括非全日工作的工人在内的工时数；就业人员的教育年限；资本存量的大小。还有三类属于全部要素生产率范畴，即：资源配置，主要是指低效率使用的劳动力比重的减少；规模的节约，以市场的扩大来衡量；知识进展和它在生产中的应用。丹尼森进行长期分析的目的，是通过量的测定，把产量增长率按照各个增长因素对增长所作的奉献，分配到各个增长因素中去，分配的结果用来比拟长期经济增长中，各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在这七个因素中，知识进展是最重要的因素，劳动力教育年限的延长也是一个根本增长因素。
丹尼森于1967年出版?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一书，利用他1962年设计的增长因素分析方法（有人把这种方法称之为丹尼森模型），对1950—1962年美、英、法、西德、意、比、荷、丹麦和挪威九国的真实国民收入增长率进行因素分析。以后，瓦特尔丝和金森久雄应用丹尼森模型，对相同时期内加拿大和日本两国国民收入增长率进行了分析。他们三人估计的结果，经伯利等人聚集在一起，见表6．1。
表6．1 1950—1962年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对国民收人增长的奉献
加拿大 美国 西北欧 英国 日本
真实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 4．8 3．3 4．8 2．3 10．1
其中：
全部要素投入量 2．7 1．9 1．7 1．1 4．0
劳动 1．5 1．1 0．8 0．6 1．3
就业 1．5 0．9 0．7 0．5 1．0
教育 0．3 O．5 0．2 0．3 0．1
年龄一性别构成 一0．1 —0．1 一 一 0．2
工作小时 一0．2 —0．2 —0．1 —0．3 —0．1
资本和土地 1.2 0．8 0．9 0．5 2．7
企业资本 0.9 0．6 0．8 0．5 2．6
住宅资本 0.3 0．2 0．1 — 0．1
要素生产率 2．1 1．4 3．1 1.2 6．1
资源的转移 0．7 0．3 0．7 0．1
规模节约 0.6 0．4 0．9 0．4
知识进展及其他 0．8 0．7 1．5 0．7
注：由于四台五入关系细加起来不完全等于各国总年平均增长率，西北欧不包括意大利。
从表6．1可知，在丹尼森的模型中并没有制度这个因素。丹尼森模型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把各个因素别离出来，并计算出它们各自对经济增长率的奉献，问题是把这些因素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原因（或因素）是什么。二是无法解决经济增长中的余值问题。即把应该计算的因素都计算后，经济增长率中仍有“余值〞或“剩余〞存在，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哪个因素里?有人把它归根于技术；有人把它归入人力资本，而新制度经济学家那么把它归根于制度。有趣的是，在对“余值〞归因的探讨中，也产生了一些相应流派。
在本世纪5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兴趣。他利用计算机计算各个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奉献各是多少。后来发现有形的要素的奉献所占的比重不大，有很多剩余找不到主。那么这个剩余到底是什么奉献的?当时这是个很大的谜。舒尔茨发现教育作用很重要，教育高了，工资就高；教育高了，人们的判断就准确了；教育高了，人们采用新技术就比拟容易了。所以，舒尔茨判断教育决定剩余里很大的量（但并没有“穷尽〞）。于是他提出“人力资本〞，他认为教育提高了，对社会和个人都有奉献，但是对个人也有本钱问题。在60、70年代，从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人当中，研究“人力资本〞的占60％。
经济增长问题是本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经济研究的热门课题。一般而言，在各种有关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制度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经济学家们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把经济增长率中不能解释的“余值〞（或“剩余〞）归因于技术创新论风行一时。那么，能不能说：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时，尤其是技术不变时，生产率就无法提高，经济增长就不能实现了呢?显然不是。例如：在1600一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提高，这又作何解释呢?道格拉斯·C·诺思于1968年10月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对此问题作了开拓性的答复。该文经过对海洋运输本钱的多方面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完善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善，因此，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本钱，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诺思指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
为什么制度创新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诺思认为，经济学家们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开展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交易所产生的费用，而这些交易费用是制度建立的根底。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开展会增大交易费用，而不会自动导致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产生。结果，逐渐增大的交易费用会阻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开展，导致经济衰退。而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本钱，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鼓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我们再回到前面的一个问题上来，为什么首先实现现代意义上增长的是荷兰和英国，而不是法国和西班牙呢？道格拉斯·C.诺思答复说：“因为荷兰（前西班牙省份）和英国是当时在确定制度和所有权体系——可以有效地发挥个人积极性，保证把资本和精力都用于对社会最有益的活动——方面走在最前面的两个欧洲国家。〞〔[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即在缺乏有效制度的领域或地区，或者一国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此时此地制度效率是最高的。同时，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经济增长率也较高。一旦制度体系逐步完善以后，制度效率就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制度经济学对开展中国家更具有实用价值。我们可以把新制度经济学和开展经济学结合起来，创立有利于开展中国家的“开展制度经济学〞。
制度选择与经济开展的关系已经成为开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有人把制度分析引入开展经济学称作开展经济学革命的重要组成局部。〔〔美〕詹姆斯.A.道等编著?开展经济学的革命? 上海三联书店 2000年〕1957年，鲍尔与巴塞尔.S.耶梅写了一本开创先河的著作?欠兴旺国家经济学?。在本书打破了传统开展经济学的许多神话，并号召比照拟制度进行研究，以考察哪些制度更有助于经济增长。鲍尔和耶梅并不是把非经济变量，如产权制度和非正规行为规那么，作为既定的变量，而是作为决定经济开展的重要因素。格莱尔德.斯库利在研究中发现：“制度结构的选择对经济效率和增长有深远的影响。与法律条例、个人财产、资源市场配置相结合的开放社会，与那些自由被限制和剥夺的社会相比，其增长率是后者的3倍，其效率是后者的2.5倍〞。（转引自〔美〕詹姆斯.A.道等编著?开展经济学的革命? 上海三联书店 2000年 第9-10页）阿兰.鲁福斯.华特斯是最早认识到产权在开展中重要性的开展经济学家之一。他认为，尽管文化在决定经济绩效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并不能与有效的所有制结构相提并论。个人必须对其财产拥有排他使用权，能自由买卖财产，能允许分割所有权和拥有确定的所有权。政府的作用是强化这些权利，使个人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这样，个人才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通过把资源用到有利可图的用途上，使稀缺资源增值。
过去不少人把缺乏资本看作是一个国家经济开展的主要约束。其实，缺乏资本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的缺乏。著名经济学家乔治.A.阿克劳夫〔1970〕把制度安排的缺乏看作是经济开展的主要约束。在历史上，一些国家有大量的钱闲置，由于缺乏一种制度，这些钱都没有用于生产和投资活动。法国历史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劳代尔发现，一些国家历史上有许多钱并没有有效使用。鲍尔和耶梅批评在开展进程中对资本积累作用的过分关注而无视社会和政治制度。他们指出，与其说开展依赖资本积累，不如说经济开展创造了资本。
6．1．2 中、意、日之间的“三国演艺〞与经济开展中的制度因素
│ 据报道，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引大（大通河）入秦（秦王川）主干渠，经过8年奋战，已于1994年贯穿。工程由中、日、意三国的工程公司分别承包。三国工程队伍在一个工地上凿洞开隧，各显其能。三国上演了一部以现代科技与管理为特征的“三国演艺〞。有几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 （1）日进尺：意大利50米，日本6米，中国2米；（2）每米成洞费用（人民币）：意大利0.7万元，日本1万元，中国1．5万元；（3）8小时工作班有效利用：日本7．5小时，意大利7.1小时，中国6．5小时。
评价国力的强弱，世界公认的标准有两个，一是财力，二是科技。财力叫“硬性差距〞，科技叫“隐形差距〞。在“引大入秦〞工程中，日方使用的设备是54个刀头的悬臂掘进机，采用新澳法（此法国外已使用多年）进行施工。意大利那么采用了技术更为先进的美国大动力双护盾全断面掘进机（TBM）。而中方采用的还是早已过时的“钻爆法〞开洞技术。我国科技在一些尖端工程方面，取得了居于世界前列的巨大成绩，填补了我国在科技领域一个又一个的空白。然而，评价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主要应考察其综合科技实力，而不是只看少数“尖子〞工程。
“三国演艺〞的不同结局，除了技术装备水平的不同，最根本的是实行了不同的管理制度。在日、意两国的工程队伍中，本籍人士只是少数，其主体都是招聘的中国工人。为什么同是中国人，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会有如此差距?意大利CMC公司认为，他们能够创造出两项世界纪录，有三个因素，一靠“能干绝活〞的中国工人；二靠“能出点子〞的中国科技人员；三是CMC公司的科学管理。这就是他们的结论。
开展中国家与兴旺国家的差异仅仅主要表现在财力和科技水平上吗?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说明，制度也是一个至关重要因素。
在开展经济学家中，刘易斯（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可以算作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了。他在其代表作?经济增长理论?（1985年）中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经济制度、知识、资本、人口与资源、政府等等。刘易斯深刻地揭示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与经济制度的关系。
在当今世界，自然资源的贫乏严重限制了人均产量的增长，而且，不同国家之间财富的差异有相当一局部应该根据资源的丰富程度来解释。但是，资源大致相同的国家之间在开展上显然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的行为的差异是必要的。这就需要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制度分析。
刘易斯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这种努力或者通过降低任何一定量产品的本钱来实现，或者通过增加任何一定量努力或其他资源投入的产出来实现。这种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表现为不同的方式：进行试验或承当风险；职业或地域性的流动以及专业化等。如果由于不存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或者由于习惯或制度阻碍了这一愿望的表现，而没有作出努力，那么经济增长就不会发生。第二是知识的增长及其应用。这个过程发生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但近几个世纪以来产量较迅速的增长显然是与生产中知识较迅速的积累和运用相关的。而知识的增长及其应用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第三，增长取决于人均资本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
问题是，为什么某些国家可以看到这些因素正在有力地发挥作用，而在另一些国家却不是这样，或者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些因素正在有力地发挥作用，而在另一些阶段这种作用却较小。什么环境最有利于这些促进增长的因素出现?刘易斯认为，我们应该研究哪些制度有利于增长，而哪些制度不利于努力、创新或投资。然后，我们应该进入观念的领域，并提出什么原因使一个国家创立了有利于增长而不是不利于增长的制度?（[美]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页）。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刘易斯制度分析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开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揭示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开展中的作用。刘易斯强调了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同上，第14页）。例如，如果从国外得到了更多的资本，这也许就与新技术相关，并或许还将影响制度与人的态度的形式。如果发现了新知识，那么，投资将受到刺激，制度也将受到影响。如果制度自由化了，那么，就可以把更多的知识和资本运用到生产中。刘易斯在把制度作为经济开展“内生变量〞分析的时候，强调了它与其他因素（如资本、知识）的相互关系，这一点是颇有创意的。其实，亚当.斯密和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主要是正确的制度结构。但在他们那里，这种制度结构是既定的，并且在这种制度结构既定的条件下，并不需要过分担忧进行努力的愿望、知识积累或资本积累，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本能反响，只是错误的制度抑制了这种反响。显然，在长期经济开展过程中，把制度作为既定前提的方法，是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开展以及不同国家的开展差异的。
第二，从经济开展的角度界定了制度的功能。刘易斯认为，“制度促进或者限制经济增长取决于制度对努力的保护，为专业化所提供的时机，以及所允许的活动的自由。〞〔[美]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65页〕。在刘易斯看来，“制度最重要的特征也许是它所允许的行动自由的程度。〞〔同上，第177页〕。在这里，制度对努力的保护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分析的、有效率的制度应该使私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让个人的努力与其报酬真正挂钩。刘易斯为什么强调制度具有使行动自由的功能呢?这与他又是一个开展经济学家有关。因为在不少开展中国家，制度并不是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国家之间多重“博弈〞的结果，而是少数统治者自上而下强制决定的。许多制度是限制人们行动自由的，如垄断、特许权制度、许可证制度、方案分配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等。
第三，强调了法律和秩序以及所有权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刘易斯认为，维护法律和秩序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首要条件，而且，许多社会之所以衰落，正是因为国家不愿意或无力保护财产的所有者不受盗贼或土匪的侵犯。〔[美]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71页〕。所有权指的是排除其他人使用某种资源的法律权力。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保护一种资源及其成果不大规模地受公众的侵害，那么这种资源肯定会被滥用，而且很少有人会发现为改善这种资源而投资是值得的。与产权经济学家一样，刘易斯也认为，一旦所有的资源都变得稀缺时，对所有权的法律保护就会扩大到所有的资源。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所有权都是一种得到成认的制度，只是成认和保护的差异不同而已。没有这种制度，人类无论如何也不会取得进步。因为所有权的存在及其有效保护是产生鼓励的动力源。“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根本的要求是潜在投资者应该相信，他肯定能‘收回自己的货币’再加上对他把自己的财产用于投资而不是用于消费这一行为的某种补偿。〞〔同上，第71—72页〕。
此外，刘易斯还分析了经济开展过程中制度变化的性质、原因和影响。他还发现制度可能是沿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变化，但也有可能是沿着限制增长的方向变化。刘易斯在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一致性的研究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制度对增长的促进取决于制度把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取决于制度为专业化和贸易所提供的范围，以及制度允许寻求并抓住经济时机的自由。其实，刘易斯的这些结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结论有着惊人的相似。
当人们在比拟兴旺国家与开展中国家的差距时，一般都从技术、资本、劳动力等方面去寻找原因。但是人们往往无视了兴旺国家与开展中国家最根本的差异是制度。前面我们提到的中、意、日的“三国演艺〞的事例说明，同样是中国人，但置身于不同的“制度〞和管理方式下，效率就截然不同。
新开展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开展的实质看法上根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开展实质上是更有效利用资源的制度变迁过程。如詹姆斯.A.道、史迪夫.H.汉科等指出的那样：“在正规的完全竞争模型下，许多开展‘专家’们无视了现实，忽略了产权和市场价格在开展进程中的作用。恰当的经济推理被社会工程化和过于简单的模式所替代，这种模式强调了资本积累和外援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并没有把对资本有效利用和动态贸易收益至关重要的制度体系考虑进去。〞〔詹姆斯.A.道、史迪夫.H.汉科?开展经济学的革命? 上海三联书店 2000年第1页〕著名开展经济学家彼特.鲍尔在?关于开展的异议?中指出“经济成就的取得主要取决于人们的能力和态度，也取决于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些决定性因素在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经济开展水平和物质进步速度的快慢。〞〔转引自詹姆斯.A.道、史迪夫.H.汉科?开展经济学的革命? 上海三联书店 2000年第1页〕
6.1.3 制度差异与经济开展
交易费用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在研究交易——协约——经济组织体制时有一个常用的根本概念，那就是资产的专用性质（asset specificity）。它是在对协约关系的考察中引申出来的。其根本含义是：有些投资一旦形成某种资产，就很难再重新配置使用，除非它们在转移配置中遭受重大的经济价值损失。资产专用性有：一是资本设备本身的专用性，它由技术决定。另一种是因地位位置等自然条件形成的专用性，例如资产选址所形成的特定性。第三是特殊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因此，在考察交易——协约关系时，必须注意投入协约实施有关的资产是否可以转移配置这种性质。其实，制度作为一种特定资源、“资产〞，也存在资产的专用性质问题。搞清这个概念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分析兴旺国家与开展中国家差距中的深层次问题。
在当今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里，当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能在世界更自由流动时，为什么兴旺国家与开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呢?技术可以转移，资本可以转移，劳动力也可以转移，但是作为经济开展的制度因素却难以转移，这是因为其具有专用性质，即使开展中国家能强制性地照搬兴旺国家的某一制度，但这种制度移植往往变形，甚至低效，有的还比不上原有的制度。这其中的原因确实值得我们探讨。过去人们往往从技术、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有形因素去比拟不同国家的开展差异，而无视了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无形因素对经济开展的影响。
哈比逊早在50年代就指出了组织的差异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他指出50年代埃及的工厂在工艺技术上和美国的工厂相同，但其劳动生产率却只是美国的1／6到1／4。他把这种差异归因于组织的质和量：埃及的“管理资源稀缺，管理方法极其原始〞。
为什么制度重要？埃及能从美国引进“硬件〞，但是不能从美国引进“软件〞。这个“软件〞包括制度、制度环境、管理及观念等。制度好象是软的，看不见的，无形的，但是它对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的影响、经济开展的影响、人民福利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不可低估的。有人讲，如果开展中国家出现内乱和不重视人才的现象，那么美国的资金和人才就增加。美国以它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吸纳了世界不少国家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本〕。开展中国家和兴旺国家的差异最主要的是制度上的差异。
莱索托在考察了多个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开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展史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在很多开展中国家没能成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没有启动资本，而是因为没有能够长期促进和保障资本积累的法律制度环境。换言之，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没有促进和保障钱生钱的制度。制度就是一国各方面的〔包括政治和经济〕行为规那么，这种规那么的形成根源于一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等等因素。
在20世纪最后十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与制度相关的事件和现象已经并将继续对相关国家的经济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举例来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随后的经济转轨、硅谷现象及电子商务的出现、欧元统一与市场一体化、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等等，这些例子当中的一些就其外表而言可看作是纯粹的市场现象。但如果我们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这些事件和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后果，我们不得不将它们的制度方面纳入考察范围〔青木昌彦，2000年〕。用张五常的话讲，制度帮助确定资源、价格和决策者受到的其他约束，从而影响选择。制度演变和对行为的影响之间，却可能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以我国西部开发为例。西部开发除了土地、人口不缺以外，缺水、缺人才、缺资金、缺根底设施、缺技术、缺教育等。但还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制度。西部最缺的是制度。物质和技术上的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观念和制度上的落后。物质和技术上的先进可以降低生产本钱，而制度上的先进那么可以大大地降低交易本钱。为什么我国大量技术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不能商业化、产业化？并不是中国人不聪明，而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交易本钱太高。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缺乏一种使理性人追求最大化收益的制度保障。诺思在?西方世界兴起?一书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思说欧洲在十八世纪就建立起来了这种有效的制度。美国人、加拿大人在搞西部开发的时候，都很注重让到西部开发的人〔理性的人〕赚到钱，这个钱不是政府直接搞什么补贴，而是在制度在做文章，如低价向到西部开发的人出售土地。
我国经济学家茅于轼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穷国和富国的劳动者同工不同酬的问题。试比拟中国一名餐馆洗碗工和美国的同行，前者每月工资大概不超过500元，后者大约可达800美元，合7000人民币。如果不拿货币工资比拟，而以吃、穿、用、住、玩等实际消费水平来比拟，中国工人的劳动报酬远低于他的美国同行。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对于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人归结为美国生产中采用了较先进的机器设备，因而劳动生产率高。中国那么缺乏资本，广泛使用较多的人力，所以劳动生产率低。然而美国也有很少用机器的工种，如洗碗、理发、医生看病等。在这些行业中美国人的劳动生产率并不高，但工资却比中国的同行高出许多倍。在中国也有不少设备精良的流水生产线，那里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并不低，但工资仍比美国的同行低了许多。可见用技术装备不同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
有些经济学家观察到在国际贸易中富国用包含少量劳动的产品可以交换穷国包含大量劳动的产品，按照劳动价值论，这种交换就是不等价交换，因此得出结论，说是富国剥削了穷国。然而即使没有国际贸易发生，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依然存在，可见这与剥削也无关。
但是，从制度经济学家的眼光里可以把同工不同酬现象归结为经济制度不同造成的。因为世界上一切穷国都在经济制度上存在严重的缺陷，如刘易斯所分析的那样，开展中国家的制度把人们的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还很低，制度在保障人们经济自由方面还较差，缺乏一种公平竞争、真正表达自己才能的制度环境。所以穷国的青年人都希望移民到富国去，更换一个制度背景，使自己同样的劳动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酬。开展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穷国如何能变富，过去把眼光集中在储蓄、投资、资本、产出系数，以后又研究了教育、人口等等。可是正如道格拉斯·C·诺思所说，教育的普及，出生率的降低，资本产出系数的提高，都是经济开展过程中的现象，而并非开展的原因。开展是制度变化的结果，或者说，如果没有制度演变，没有制度的创新，经济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即使没有先进设备，也可刺激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但是再先进的机器设备，假设被安装在低效的制度环境里，其效率低得可能不如手工操作时代的效率，开展中国家引进先进设备低效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默瑞尔和奥尔森指出，为更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的真实绩效，需要考虑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即良好的经济绩效意味着一国能尽可能地挖掘该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缩小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根据他们的研究，方案经济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1950—1965年、1965—1980年这两个时期的经济绩效如下：
图6—2 方案经济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1950—1965年间经济绩效比拟〔单位：%〕
实际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 增长率差距
〔1〕 〔2〕 〔2〕—〔1〕
市场经济国家 3.75 5.49 1.74
方案经济国家 4.43 6.05 1.62
图6—3 方案经济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1965—1980年间经济绩效比拟（单位:%）
实际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 增长率差距
（1） （2） （2）—（1）
市场经济国家 3.36 5.13 1.76
方案经济国家 3.24 5.71 2.48
在1965—1980年间，市场经济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差距〔1.76%〕和上一时期〔1.74%〕相比根本相同。但方案经济体制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差距从上期的1.62%扩大到2.48%，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仅扩大了2%，而方案经济国家的差距那么扩大了86%。
诺思和托马斯反复强调了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且更为根本的观点。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将更为集约的耕作制度（如二田制对三田制的替代）视为一种制度对相对要素价格变化（而不是技术变迁）的回应。进而，他们强调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扩张即便在没有发生技术变迁时，也能为人均收入的提高作出奉献。〔[美]R·科斯、A·阿尔钦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32页〕。制度比拟优势比其他要素的优势更重要。吴敬琏教授提出制度比科技更重要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现象是，一些开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宁愿花大量的钱从兴旺国家〔或外国〕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但是他们不愿在制度创新方面进行投资。这是因为前者往往看得见、摸得着，并且能立竿见影，而后者一般看不见、摸不着，并且制度创新显示成效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一些开展中国家花了不少钱从兴旺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环境，这些先进的技术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甚至是低效使用。
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一个范围不很广的研究中论证到，美国工业于本世纪50和60年代发生的管理革命，同它对技术变迁可能实现的潜在规模经济的经济收益的回应相比，它更多的是由市场时机扩张所诱致的制度变迁的产物。这一革命发端于本世纪20年代，这时在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的）美孚石油公司和西尔斯公司开始开展一些新的组织模式。这一体制一方面由所有各部的决策高度集中的经营公司组成，另一方面它又包括松散的分散持股公司。在这一新体制的演进中，当对一个多重分工的结构所进行的决策高度分散的同时，对整个团体的战略方案和金融控制又仍然由一个集中的机构来裁决。在主导性企业中，通过建立一个通用的办公室和处理产品开展的日常事务来使战略决策系统化……分散化决策的制度化。钱德勒论述到，由这些结构性创新所导致的制度效益的收益，又创造了一种传导技术创新的环境。在他看来，美国工业中的规模经济更多的是制度创新的产物，而不是技术变迁的结果。A．D·钱德勒：?战略与结构：美国工业企业史的几章?，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2年版〕。
6．1．4 制度在不同经济学家中的地位
我们在导论局部曾研究过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地位问题。科斯认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当
代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美]R·科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载?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1984 年1—3月号〕。科斯的言外之意是，制度应该纳入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制度应该成为经济开展分析的重要变量。科斯的这个“言外之意〞已开始转变为现实。制度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有关分析开始居于经济学核心的地位。经济理论光有三大传统柱石——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是解释不了复杂的经济活动的。经济理论必须要有第四大柱石，即制度。有了某种制度安排，能使决策者了解他们的立场正确与否及其行为的结果。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生产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
制度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开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经济学家中有三派观点：
（1）在经济研究中，他们通过抽象法将制度省略或剔除掉。现有的大量增长模型（如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剑桥学派经济增长模型等）就是将制度视为“自然状态〞的一局部，因而制度被剔除掉了。在他们看来，这些制度不会发生变迁，它们或者是外生的，或者是一个适应于增长动态的变量。为什么一些经济学家要把制度省略或剔除掉?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经济学家“分工〞观念的产物。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制度、规那么、意识形态、法律、文化等等因素在经济开展中固然重要，但它们应该留给政治学家、法律专家、文化专家们去研究。第二，在交易费用这类概念产生之前，经济学家们缺乏一种“范式〞分析制度之类的问题。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家们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主要是以兴旺国家为背景进行的。兴旺国家的制度问题显然没有在其开展初期或其他开展中国家的制度问题严重。与此同时，这些经济学家们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增长问题，而不是长期的增长问题。
（2）在经济分析中，一些经济学家视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为给定的。他们认为制度变迁可能是重要的，且在社会经济开展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但其关键的根本假定是这些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无关。因此，制度被视为外生的变量。它们会由于一些政治行动包括法律的决定而改变，它们是不依赖于经济增长进程的，这种假定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一些政治制度确实定尽管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们最终要受经济因素的制约。此外，大多数执行经济职能的制度是对经济增长动态的需求的反响，但是这些反响的特征以及强度却不在这一分析框架的范围内。在一个制度体系比拟成熟的国家里，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假定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是给定的，而不会影响分析结论的正确性。如果是对一个开展中国家或者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国家的经济开展进行分析，那么这种假定（或给定）将严重影响分析结论的正确性。
（3）新制度经济学家视制度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内生变量，制度在长期经济增长的分析中至关重要。制度至关重要的结论是经济分析和科学论证的结果。这个结论是建立在科学、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根底之上的。〔T.W.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 1991年第256-257页〕
①许多经济学科的兴起为制度至关重要的结论提供了理论根底。如比拟经济制度、产权学派、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选择论等都与制度分析有关。但这些分支学科都只是论证了某一特定制度的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至关重要是从一般意义上讲的。像阿罗（Arrow）、索罗（S0L0w）等人从经济学一般原理推断得出了制度至关重要的结论。而像希克斯、诺思、托马斯等人那么从对经济增长和开展过程的分析中归纳出制度至关重要的结论。
②新经济史学与开展经济学的分析突出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重要性。经济史学家和开展经济学家不同于大多数经济学家，他们是独特（一个从“史〞、一个从“开展〞角度）地考察了经济运行过程的。他们从不同视角发现了制度至关重要。经济史学家的旅行是穿越时间进行，开展经济学家的旅行那么常跨越空间进行。道格拉斯.C.诺思在1993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演讲时指出，经济动态理论对于经济开展领域同样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50年中，开展领域并未开展的原因已不是秘密。新古典理论只不过是分析和制定开展政策的不适宜的工具。它只关心市场的运行，而不管市场如何开展。当一个人不懂得经济是如何开展时，那么他如何制定开展政策呢?新古典经济学家所采取的每一个方法都已定调并已阻碍了开展。在赋予了数学的精确和优美的这一理论的最根本形式中，世界被描述为静止的和无摩擦的。当其应用于经济史和开展研究时，它那么强调技术进步和更进一步的人力资本投资，而无视了这些因素中决定社会投入程度的包含于制度之中的刺激结构。在分析按时序的经济实绩时，它包含了两个错误的假设：a．制度不起作用；b．时间也不起作用〔[美]道格拉斯·C.诺思：?按时序的经济实绩?载?经济学情报?1995年第1期〕。对于经济史学家来说，从时间的角度回忆，会使他面临一种在天赋要素、技术和制度上不同的经济。偏好可能不同，但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即使满足欲望的某几项东西变了，人的欲望的根本结构也会保持稳定的。开展经济学家如何利用制度分析方法探讨开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是一个有待探讨的新课题，像刘易斯、舒尔茨这些著名的开展经济学家已作了一些有益探讨。但这方面的工作毕竟还是刚刚开始。
③不少经济学家在探讨增长和开展的原因时发现，无视制度和制度变迁是不可能对增长和开展作出满意的解释的。天赋要素的增加显然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人均投入量的增加只能说明人均产出量增长中一小局部原因。正因为如此，人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技术变化上，把它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技术变化过程的深入研究，人们认识到了无论就导致技术变化来说，还是就使人们具有认识到这种变化所蕴含的潜在利益的能力来说，制度所起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说明前者的例子有专利法，政府资助农业研究与开发制度和人力资本投资。股份公司、和有助于扩大公司的法规，都促进了积累足够资本、实现表达在采用新技术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规模经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视技术变化与制度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新古典经济学也开始注意制度变量的重要性了。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1990年专刊号上，以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们，讨论了经济开展理论已经得到的成果和未来研究课题，这一组论文标志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开展理论的融合，即把原来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在经济增长中以索罗模型为代表）拓展到可以容纳长期变量的内生决定。随后，杨小凯与博兰德在同一杂志（1991年）刊出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机制?论文和1992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季刊?发表贝加等人?分工，协调分工的本钱与知识?一文。这两篇论文都试图将劳动分工的“规模收益递增〞与“协调分工的本钱〞这两个因素的演变，纳入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研究。杨小凯的文章引入张五常的交易本钱概念来描述协调分工的本钱。同时，在生产函数中用了一种“学习过程〞机制产生规模效益；贝加的文章那么强调知识积累在分工深化和协调本钱的均衡开展中的作用。协调本钱根源于交易费用。另一方面，诺思在199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制度·竞争与代议制?中写了一篇?迈向制度演化的理论?。在文章中，他进一步讨论了“组织〞与“竞争规那么〞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一个民族如何可能落入自己经济开展历史所布置的陷阱无法自拔（即前面分析的路径依赖问题）。
来自这两方面的经济研究成果，加上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关于立宪、法律及“宪制革命〞的理论和海耶克关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思想，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经济开展的理论框架。
制度绩效
6.2.1 制度促进经济开展的理论问题
经济开展与制度变迁是什么关系已经成为制度学派、开展经济学等共同关系的问题。把制度、制度变迁、制度安排等内生化，即作为经济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奉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量化制度在经济开展中的作用？制度变迁对经济开展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制度变迁既然是经济开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什么大多数开展中国家无视制度变迁？为什么不少开展中国家的政府选择了政府干预代替制度变迁？不利制度变迁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制度对经济开展的作用表达在两方面，一方面，制度创新也是一种生产力；另一方面，有效的制度可以降低技术进步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交易本钱，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开展。在转型国家，这种双重制度效应是比拟明显的。对这两种作用可进行案例分析和量化分析。为什么无视制度在经济开展中的作用？与制度绩效的难以量化有关。
制度创新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生产关系的调整。有效的制度能促进经济开展；不利的制度而阻碍经济开展。分析制度在经济开展中的作用要注意以下几点，〔1〕制度必须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分析，单方面的强调制度因素也是不可取的。〔2〕制度因素对经济开展的促进作用也有一个生命周期问题，当新的制度建立的时候及替代了传统的不利经济开展的制度的时候，制度对经济开展的促进作用是比拟明显的，但后来会呈稳定甚至下降的趋势，制度会出现“制度平台〞，没有永远适应经济开展的永恒制度。〔3〕制度从外生变量转变成一个内生变量是制度学派的一个奉献，制度也是一个稀缺性因素，当经济开展中的制度是一个瓶颈因素的时候，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都会带来经济的开展。
目前关于制度绩效的量化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是案例分析，如对一些重大的制度变迁在能排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可以对某一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的绩效进行量化分析，如对庄园制〔诺思〕、船运制度〔诺思〕、奴隶制度〔巴泽尔、福格尔〕等制度绩效的分析。这一分析是比拟成功的。二是模型分析，如运用现代经济分析模型对制度变量的经济绩效进行分析。
历史与现实中很多国家或地区的开展的差异根源可以用制度变量去解释。制度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生产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由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原来的集体农作制度这一变迁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奉献份额在20%到50%之间，有的学者的估计值甚至高达70%。据说前苏联的农民用1%的自留地生产了前苏联27%的农产品。这就是私人地与公共地〔前苏联农村99%的地是集体农庄的土地〕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的差异。据测算前苏联私人地的效率是公共地效率的四十余倍。一样的天、一样的地、一样的自然环境，但是由于制度〔私人土地制度和公共土地制度〕的差异而导致生产率的差异有天壤之别。在历史上，法国在一个时期内的农业开展落后于英国农业开展，历史学家们找了很多原因，但最后发现导致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产权制度的差异。在法国，土地上的及土地上空的权利都是土地所有者的，但土地下的权利是国家的，但在英国，土地上的、土地上空的及土地下的权利都是土地所有者的，也是就是说，英国的土地所有权要比法国的土地所有权完整。为什么法国土地所有权的不完整不利于法国农业的开展呢？这是因为人们在土地上不敢从事长期投资，一旦政府在地下发现了矿藏，那么投资就很难收回了。
制度也是一种生产力。不同制度安排下的经济绩效是不一样的。同样的投入，但由于制度的不同，产出可能会有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把生产函数仅仅看作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纯技术关系是不全面的，应该考虑制度这个重要因素。制度促进一国经济开展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一是宏观层次，二是微观层次。从宏观层面来看，制度能促进一国经济开展主要表现为一国有效的制度环境及制度安排大大地减少了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降低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本钱。从微观层次来看，制度能促进一国经济开展主要表现为有效的制度能解决鼓励和约束两大市场经济中的根本问题。制度包含着鼓励与约束的双重功能。我们很难用精确的方法来量化制度的绩效，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过去人们大大地低估了制度在经济社会开展中作用。越来越多的理论家们开始认识到，开展中国家与兴旺国家的差异主要是一种制度上的差异，也就是讲，开展中国家在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等〕上落后于兴旺国家。制度瓶颈使开展中国家的各种要素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配置。制度并非是万能的，但是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们最缺乏的是具有鼓励功能和约束功能的制度。
在我们分析制度绩效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制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