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化学习时代的到来，人们认识到教师角色从权威的知识传授者向多元化角色转变——教师成为研究者、反思者、信息时代的知识领航者、协作与合作学习的参与者和引导者、课程开发者、教学资源设计者和组织者。[1]本文基于Wesley Fryer描绘的数字景观，从数字桥梁的视角讨论数字化学习时代教师的新角色内涵。
Wesley Fryer描绘的数字景观
2001年，Mark Prensky在《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中首次提出“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把自然而然地使用技术的年轻人称为“数字原住民”，把大多数成年人以及大学、中学的教师归为数字景观里的“移民”。2006年10月，Wesley Fryer在《数字难民和桥梁》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数字难民、数字桥梁、数字窥探者和身份不确定者的概念，并且描绘了数字景观。[2]
数字难民，指那些因为经济、社会、文化等原因远离数字文化的群体。数字桥梁既不是真正的数字原住民，也不是完全的数字移民，它既有原住民也有移民的特性。因此，数字桥梁与这两组人都可以相对有效地沟通。身份不确定者还没有决定他们适合哪一组，或者他们想适合哪一组。他们可能是移民或难民，但还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或身份偏好。数字窥探者虽然知道数字世界，但还非常初级，甚至还没有到入门级的水平。国内资深媒体人士胡泳研究了“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的特征。他提出，“数字原住民”是与科技一起诞生、一起长大的，他们使用电脑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他们吸收信息和做出决策都快得惊人。超文本、即时回应、多重互动等新媒体的特性，使得这一代的信息输入与输出已发生显著变化，具有同时接受和处理多种信息流的能力。他们“以吞吃、消化和排泄信息为生”。而“数字移民”主要是指30岁以上的成年人，他们对科技必须经历截然不同且较为艰难的学习过程。他们好像是现实世界中新到一地的人，必须想出各种办法来适应面前的崭新数字化环境。[3]“数字经济之父”、“趋势大师”唐·泰普斯科特在其新著《数字化成长3.0》中，通过对自己的两个小孩以及无数N世代（互联网一代）个体的观察，总结了这一代人身上独特的“基因”，由此可以管窥互联网一代的全貌。[4]
你是数字景观中的哪一类
对照Wesley Fryer描述的数字景观，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目前所处的位置，即当前数字化角色——数字移民？数字原住民？数字难民？数字桥梁？身份不确定者？然后，认真思考自己将要转变成什么样的数字化角色——是从身份不确定者或数字难民转变为数字移民，还是从数字移民转变为数字桥梁？变与不变，总有一个角色属于你。
笔者在《青少年信息技术教育的“四结合”模式探析》一文中提出，作为“数字移民”的教师和家长，如何教育和培养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少年，正面临巨大挑战。文章中通过个案研究揭示，要在“四结合”信息技术教育的框架下，加强与孩子的互动、交流与融合，走互学互教、互帮互促的共同成长之路。[5]
一个典型的数字化家庭及其特征
下面将要描述的是一个典型的数字化家庭的数字景观。该家庭硬件共拥有：6台电脑（4个台式机，2个笔记本电脑，其中2个台式机已送给乡下亲戚），所有电脑开机即可同时上网；1个3G上网卡，方便笔记本电脑移动上网；1台扫描、复印、打印一体机；1个320G移动硬盘；2个MP4；1部电子书；1个可录像的数码相机；4部手机，其中2部可以随时上网，1部带126随身邮；1部带ADSL宽带的固定电话；2台数字电视；1台DVD……软件方面，除了电脑常用的系统软件和应用程序外，每人至少拥有1个博客、1个电子邮箱、1个QQ号、1个网盘……数字化应用方面，以上数字化装备主要用于家庭成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包括娱乐、休闲、人际交往等），但各有侧重。例如，父亲侧重于数字化学习、网络化教学（博客导学）、在线写作、网络办公、师生交流和扩展个人社会化网络，母亲侧重于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网络交流和数字娱乐。孩子侧重于解决学习中的问题、网络交流和数字娱乐。
图2描绘了该数字化家庭独特的数字景观。其中，女儿是15岁的初三学生，是数字原住民；母亲是医学工作者，是数字移民；父亲是大学教授、信息技术教师，是数字桥梁；伯父、伯母、姑母、姑父等是数字身份不确定者；爷爷、奶奶是退休乡干部和小学教师，是数字难民。父亲承担了家庭教育中极为重
要的“数字桥梁”角色。第一，理解孩子不断增长的数字化应用需求，为孩子创设良好的数字化环境（包括硬件、软件和应用示范3个方面）。第二，指导孩子配合学校的信息技术课学习信息技术，使孩子能够合理、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网络化学习和为班级服务（担任班长6年）。第三，通过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帮助孩子养成“依靠而不依赖，喜爱而不沉溺，为我所用，趋利避害”的信息技术态度和价值观，促使孩子德、智、体全面和谐发展。第四，帮助具有不同数字身份的家庭成员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特别是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孩子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尽可能消弭数字代沟，营造健康、和谐的家庭数字化文化。第五，帮助其他家庭成员提高信息素养，提升数字身份。例如，帮助母亲从最初的身份不确定者（半电脑盲）提升为数字移民，未来2～3年进一步提升为数字桥梁。总之，父亲这个数字桥梁在该数字化家庭中起到了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
目前，数字化家庭还没有一个明确、公认的定义。人们多从硬件、软件两个方面进行描述，较少从硬件、软件和数字化应用的结合上进行描述，更谈不上从数字景观、家庭教育和人的发展这样的新视角深层次地描述。从家庭教育和人的发展视角看，数字化家庭具有以下显著特征：第一，家庭成员具有较强且合理的数字化应用需求。第二，具备与时俱进的良好数字化环境。第三，支持家庭教育和孩子成长，促进家庭成员共同发展。第四，促进不同数字身份的家庭成员有效沟通和理解，消弭数字代沟，促进家庭和谐。第五，促进家庭成员信息素养提高和数字身份提升。
数字桥梁：数字化学习时代教师的新角色
通过以上对数字化家庭的个案描述，我们对家庭教育中的数字桥梁有了初步的认识。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教育的日益普及，数字化家庭、数字班级、数字校园大量涌现，数字社会亟需高信息素养的优秀教师担当数字桥梁的重任。以笔者为例，从教16年来，笔者先是花了5年时间，艰难地完成了从身份不确定者向数字移民的转变，接着又花了5年时间，顺利完成了从数字移民向数字桥梁的转变，继而作为数字化家庭的家长和数字校园的教师体验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数字桥梁的三重角色。通过多年丰富的体验，笔者越发感觉到，数字桥梁是数字化学习时代赋予新一代家长和教师的新使命和新角色。它应该成为每一个有责任感、时代感和使命感的教师的理想追求。数字桥梁赋予21世纪教师专业发展以新内涵。
第一，数字桥梁是教师应对信息时代挑战的必然选择。教师要从容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必须掌握信息技术工具，融入21世纪的生活，学会使用信息化平台，创造21世纪的教与学。为此，必须完成从数字移民到数字桥梁的转变，成为新一代高信息素养的优秀教师和家长，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有效沟通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身份不确定者和数字难民的重任。
第二，数字桥梁是数字化学习的示范者和引导者。钟志贤在《学习是第一需要》一文中指出：“时代已翻开底牌：应变的唯一方法是学习。学习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是第一需要，是创新生命力的DNA。”[6]未来的学习将是以数字化学习为主要方式的混合学习。数字化学习是指，学习者在数字化的学习环境中，利用数字化学习资源，以数字化方式进行学习的过程。它包含数字化学习环境、数字化学习资源和数字化学习方式三个基本要素。[7]作为数字桥梁的教师，理应在数字化学习方面作出表率，成为学生数字化学习的示范者和引导者。
第三，数字桥梁是沟通“四结合”教育的桥梁，是整合学校、家庭、社会和青少年四个方面的教育力量，是共同达成青少年教育目标的关键。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教育的普及，使“四结合”教育从早期的理念走向实践[8]、从应然走向实然成为可能，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无疑是担当数字桥梁角色的高信息素养的优秀教师和家长。
第四，数字桥梁是一类高素质的特殊教师群体，是信息化教育大军中的“特种部队”。其特征是：第一，具有高信息素养。第二，擅长信息化教学、数字化学习和知识管理，乐于知识分享。第三，熟知其教育对象（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数字难民）的心理特点，长于网络互动沟通。作为数字桥梁的教师非常清楚，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少年是个性化的一代，是伴随电脑游戏和数字娱乐长大的一代，是网络社交的一代，是具有强烈非主流意识和后现代意识的新生代，是自主性强但需要引导的一代。数字原住民在数字化环境中长大，越来越不喜欢坐着静静听讲的学习方式，他们希望能有反驳、有交流，能够自由选择学习内容、时间和方式。
数字化家庭是个新事物，有待对其从不同视角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描述。从数字桥梁这个新视角理解数字化学习时代教师角色的新内涵是个新话题。本文基于Wesley Fryer描绘的数字景观，从四个方面揭示了教师作为数字化学习时代的数字桥梁的必然性和角色内涵，将丰富和深化人们对新时期教师角色和专业发展内涵的认识。本文对于教师教育的启示是，教师教育的决策者和相关机构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数字桥梁这支信息化教育大军的“特种部队”，以显著提升我国日益庞大的信息化教育大军的整体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