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这座城市有很强烈的性格，正如先秦时期的楚国有很明显的地域特征一般。一座城市的性格，往往形成于特定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表征于一个个的历史事件，而潜移默化于细微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说1911年“武昌首义”谱写了其“革命性”的一页，那么，自1937年7月抗战爆发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这一时期形成的武汉抗战美术运动，亦向我们呈现了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和如火如荼的时光。
从现存的汉版报刊、书籍和相关史料中，可以梳理出武汉抗战美术的大致轮廓：在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期间，全国各地众多文艺界人士汇聚于此，成立了十多个抗敌协会;1938年，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等全国性的美术组织相继在武汉诞生，抗日救亡活动风起云涌，以宣传和动员为目的的作品层出不穷。在汉的美术工作者，用独特的武器——画笔和刻刀，积极投入到抗战美术宣传活动中。应该说，无论是街头的宣传活动、还是抗敌展览，或是出版发行的报刊，图像的“宣教”与“存形”之功能，在其间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时期较具代表性、应用广泛的作品形式，当属漫画和木刻。
漫画，是绘事中简笔而注重意义之绘画，“漫画在绘画之中，如同文艺中的小品文字，或者说是一幕独幕剧，一篇短篇小说，是用同一样的手腕而设施在画面上，就是把握一个中心的情绪，一个中心的感觉”，它往往通过比喻、象征、假借、夸张、点睛诸法表现精粹内容，能更多地贴近和反映现实。由于这一特点，在以抗战为中心的大时代中，大量的“健全朴实、头脑冷静、富于分析与判断，握着强有力的中心意义作品”，代替了“纤肢细腰，扑着纯趣味的面粉的漫画”，作为报纸杂志的重要材料（如报纸刊头画、杂志插图）、巨幅宣传画、抗敌漫画展等出现在民众视野。
此时的艺术家们，因抗战而相聚，为抗战而艺术，他们发自内心的创作热情与真诚生动的艺术表现，融合“救亡、必胜”的信念，使作品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被誉为“肖像漫画高手”的汪子美，1938年应冯玉祥之约到武汉参与编辑《抗战画刊》，并加入漫画宣传队，以炽热的爱国热情创作了大量漫画，大声疾呼民族抗战。他的人物造型处理，或黑白线描，或明暗相交，幽默夸张。文字上用词讲究，典故信手拈来，如在武汉发表的漫画题名《黄昏到时蝙蝠飞》、《来而不往非礼也》、《抽刀断水水更流》，既典雅又犀利。漫画宣传队领队叶浅予，性格豪放爽朗，笔墨顿挫自如，其抗战漫画如《他们个个想一口吞没中国！》、《王先生从军记》等，秉承了传统绘画以线造型、传神写意的笔墨语言。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漫画家之一、“三毛之父”张乐平，在汉期间任漫画宣传分队领队，创作了很多抗战漫画，有些放大成户外布画或直接在街头搭梯绘制壁画，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平民意识，其漫画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中国水墨动画创始人特伟，1937年10月间，作为漫画宣传队驻汉队员发行《救亡漫画》汉口版。在汉期间，除参与漫宣队的各项工作外，每期《战斗画报》的“一周漫画”专栏都出自他的手笔，常以黑白明暗的素描形式处理画面，视觉冲击力强。以速写素描著称的平民画家陆志庠，先后出版有《志庠素描》和《社会素描》，他的笔下是饱含平实情感的纷扰世象，《几时回老家去？》、《你愿意做亡国奴吗？》等作品，对空间透视有细致入微的洞悉，疏密布排呈不经意的写意韵味。梁白波是漫画宣传队中仅有的女性，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风处理题材，简练而富有中国情调。创作有表现战时妇女工作的作品如《妇女总动员》、《到军队的厨房去》等。廖冰兄于1938年2月底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漫画宣传队，在4月的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期间，“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展”在汉口展出。其作品针砭时弊，揭露黑暗，内容严肃，画风朴实辛辣又锋芒毕露，极具艺术张力。国军中著名的战史画家梁中铭、梁又铭兄弟，创作了大量救亡抗敌的漫画。梁中铭的漫画画风相当西化，笔触细腻，叱咤风云的国际政治领袖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他以敏锐的观察和对时局变化的洞晓而予以批判性的讽喻。代表作有《我们不怕鲸吞！我们只怕蚕食！》、《有力的答复》等。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中国的空军》艺术主编的梁又铭，以类似于电影特写镜头的俯视或仰视角度表现激烈的空战，画面动感，构图简洁。这些记录了多次重要空战的画作，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
在多不胜举的漫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完整的漫画精神，“它仍旧是非常真切而率直的现实性的表现，它仍旧是代表心里所想的口里要说的一种艺术，在纸面上活跃着的仍旧是一种讽刺的或幽默的手法，他的对象是描写一切矛盾滑稽得可笑的纠缠，更揭穿了一切丑恶与虚伪的面目”;而作为漫画家，以揭露现实、鼓舞民众为己任，“在他们的笔底下还是需要锋利尖锐的剖解性，纯正不偏的判断性，夸张能使事态更明达一点，善谑而不是故意刻薄;用哲学的理论来归案，可不把自己奉为圣贤，以各种学识为根据，原非要做万能博士。笑料从确有其事中造出来，悲愤非流泪可以了事也。”（张光宇：《从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说到漫画、漫画家、漫画界》，《武汉日报》1936年11月9日。）
木刻，即“木版画”，是版画的一种，指用刀在木板上刻画，再用纸拓印出来的一种图画。抗战时期的木刻，属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新兴木刻——以刀代笔、放刀直干，不模仿、不复制。1920年代，鲁迅先生以其敏锐而深邃的洞察力看到了木刻的战斗作用，“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木刻如同文学上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最能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在内忧外患、风云变幻的岁月里，武汉木刻人联谊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等社团于1938年相继成立，力群、马达、赖少其、刘建庵、李桦、文云龙、李海流、沙清泉、林蔚文、陈九、珂田、罗工柳、罗清桢、卢鸿基、野夫、陈烟桥、新波、沃渣、刘岘、酆中铁等木刻家与美术工作者云集武汉，开展木刻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1月，七月社在武昌民众教育馆举办的“抗敌木刻画展览会”。展品三百余幅，题材内容多为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有敌人的凶残面貌，有中国民众的悲惨生活，但更多的是神圣的民族战争中的各种壮烈的图像。包括李桦的 《被枷锁着的中国怒吼了》、《旗手》，沃渣的《联合战线》，江烽的《光荣的回忆》，力群的《一个惨死在敌机下的同胞》，陈烟桥的《冬夜》，以及野夫、新波、马达、王天基、张在民、罗清祯、温涛等人的作品。“在民众教育馆上下两个大厅里面，挤满了参观者”，三天的时间观众达六千多人。
当时的艺术家，也是革命者。几乎每一位作者都有传奇曲折或跌宕起伏的际遇，每一件作品背后都包含有故事和信息，且充满表现的力量——这与战时“张扬集体意志，强调艺术的感化功能，追求力的表现和硬朗风格以及强烈动态感的美学趣味”无不相关。木刻独特的刀味与木味，将这种美学趣味发挥到极致。李桦的《被枷锁着的中国怒吼了》，以简洁刚劲的刀法刻画了一个被捆绑着、蒙住了双眼、奋力挣扎的中国形象，在之后的“一二·九”运动中曾被爱国青年学生们广泛复制，作为游行示威队伍中的宣传画。他的作品题材多取自战地生活，画风结实明快。马达的《我空军初显神威猛轰敌舰》（又名《轰炸出云舰》），是以1937年8月19日上海激烈空战为背景，创作的歌颂中国飞行员的木刻，层次丰富的空间、强烈动感的笔触，极富感染力。温涛的木刻连环画《她的觉醒》，以黑白色块和细腻构图，描绘了一个出身于贫困家庭、父母双亡、受尽凌辱，在抗战中觉醒、奔赴前线、不幸牺牲的少女的故事。这类表现底层百姓的苦难生活与奋起反抗的作品，无疑也是备受关注的。除事件和场景之外，也有对于具体人物形象的描绘。罗工柳的《我不死，叫鬼子莫活！》，明暗之间，坚毅执拗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还有在版画创作上被鲁迅先生誉为“最有战斗力的青年木刻家”的赖少其、画风浑厚粗犷而富于力度的胡一川等等，在汉期间均留下了很多宝贵的作品。尤为特别的是1939年10月10日创刊的 《战地画刊》（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刊行），以木刻版画为主，不少画作对鄂北及汉水中段流域的风土人情、战况事件给予了真挚的关注，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
同时期也有其他画种的作品出现。时任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教务主任兼西洋画系主任的唐一禾，带领学生到武汉街头及周边农村绘制了四十余张大幅宣传画。他创作于1936年的油画《武汉警备者》参加1937年4月在南京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展，画面的主要人物是一个目光炯炯、持枪的中国士兵，背景是蛇山公园和春游的人们。他以这幅作品向人们昭示：和平生活要用刀枪保卫;也是对不断挑衅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警告和示威。“梅社十友”合作于1937年的《梅气》（中国画），以炭火、梅花、火钳等物象寓意抗日救国，曾参与支持抗战的义卖活动。张善子宣传抗战救亡的国画作品，多取材于中国历史上的爱国故事和英雄人物，如《苏武牧羊》、《文天祥正气歌图》等，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期间，“张善子绘正气歌图像展览”曾在汉口展出。丰子恺1938年春作于武汉的《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以“象征抗战和世间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事”。
“一场抗敌木刻漫画战，让政治家看到工具，爱国者看到武器，闲适者看到喧嚣，民众看到力量。”（张吟午：《武汉抗战美术运动1938》，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1月。）抗战时期产生的美术作品，一方面作为宣传的“工具”和“武器”，具有明显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作为视觉图像的艺术性。正如鲁迅先生在1935年6月16日给李桦的信里所说：“木刻是一种做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是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锋利，如果不锋，那是因为他并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
图像是历史的遗留，同时也记录着历史，通过它，我们可以解读历史、对话历史。2015年8月在湖北美术馆举办的“湖北抗战美术文献展”，以图像结合文本的方式展出，辑录抗战画作图片与文献图片近五百幅，旨在图与史的印证、释读中，研究地域美术、积淀历史。展览的梳理，实则是以武汉为中心而展开。1938年的武汉，确为全国抗战文艺运动与抗战美术运动的中心。无论是以图证史，还是以史观图，都可以看到，武汉抗战美术，交织着历史事件、反映了社会现实、折射出民生万象，从或宏观或微观的视觉叙事中，可窥见历史之一斑：这般沧桑流年，亦是一段激情岁月，虽然在时间的长河中，它已成为距今七十多年的往事，但在历史的年轮中，它无疑是深深嵌入的鲜活的民族记忆。
责任编辑 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