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将目光收回到农村，收回到农村的村寨岭峁。这是一种回归，一种疲惫后的停歇，波折后的宁静，在明亮的祥和中，一次次爬上农村，走进农家。
今年清明，我回到老家，见到了赵老表和比我小几岁的张表叔。张表叔正在我家原先的承包地里犁地。他招呼我到家里喝水吧，院里坐一位老人，按辈份我应该叫表爷。 这是一个祥和的农家小院，日子些许过得还很艰难。然而善良、真诚、勤劳的中国农民的特质，却在他们接人待物的淳朴中显现得那样夺目。表爷已经80多岁了，穿件大窟窿小眼睛的毛背心，着一条短裤。一条腿弓着，一条腿直着，腿边顺根竹棍，光溜滑润，可能是因为走路不太方便，但听表叔说，表爷还帮他放着牛。家中的农活，主要由表叔两口完成，表爷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家里还有两个学生，一年下来要花家里不少钱。简陋的农具和大写的人支撑着普通的生活，祥和的气氛和对土地深深的眷恋，成就着一家人岁月的往复，日子就在这样的时间更迭中一天天度过。一会儿，桌子上就摆上洋芋蒸饭，他们知道我爱吃洋芋蒸饭，我不客气地吃了满满一碗，觉得真香。我悟道，这才是粮食，才是背靠的土地和真实的生命。 这些年，为了积累报告文学《中国农民》的素材，我在留坝县去过90%的村，走访了40%的农户。在城固县去过30%的村，走访了5%的农户。在农村，我吃过许多农户的洋芋蒸饭，听到了他们对真切的心声，也更加坚定了我写这本书的信心。 去年，我的报告文学集《中国农民》问世，书名由原省委副书记、著名书法家张保庆先生题写，著名作家王蓬先生作序。这是我出版的第二本集子。我想，不管怎样，对农民、农村的了解、体味、述说，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行走山间，关注农民，才是我的本色。 现在，在许多人想竭力抹掉乡土生活的痕迹时，我却一再地告诉大家：我是农民，我是在汉中以北，一个叫火烧店的地方，跟着双亲和弟弟，走完了不太温暖的童年。 当我为乡土生活歌唱的时候，我也意识到，这或许是一首挽歌，但绝不是一首告别曲。 乡土是无法告别的，在颓废的城市生活无聊地呻吟时，不妨看一看乡土。那些以为乡土，完全可以漠视者，能对着一棵庄稼，喊出不食周粟的豪言吗？其实，只有乡土，才能最后拯救在欲望的诱惑下走投无路的人类。因此，我经常在用笔和心，在遥望那片远离的乡土。 农民的根，在希望的的土地上，他们像我的表叔一样，对土地的深爱依靠，像基因一样传了下来。有时，我很惊奇，一个缺少现代文明的村子，却往往会让所谓的文明陷入尴尬。他们的生育、婚嫁、丧葬及日子的全部内容，都要在这片土地上展开。我感谢我的祖先，在走出母亲的胴体之后，又在大地的深处，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仿造了一个永恒的胴体。想想我出生的乡村，在我出走以前，它给我献出的，除了亲切的乡音，和永恒的胴体，还有什么能比这些高贵呢？所以，只要回到那个名叫竹林湾的地方，我感觉已经逝去的那些老人的影子和他们的声音，还在一遍遍地陪伴着我，他们一遍遍地翻洗着清贫，一年又一年地度过了那些艰难的日子。 我的《中国农民》问世后，收到了许多多读者的来信，他们说是流着眼泪读完这本书的。有的农民读者的来信来信说，我写出了他们的心声，说出了想说而说不出的话。我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因为我就是农民出身。我在农村生活了16年，在乡镇当过乡镇长，前后与农民打交道几十年。我的小说、散文涉及的大都是农村题材，就我个人而言，所思所虑的也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不仅仅是写作的需要，也是由于我在情感上没有割断和农民的联系。所以，过些时日，不去农村看看，我坐卧不宁。回到故乡，听到的最多就是农民生活的艰辛和无奈，面对着一双双充满渴望的眼神，我感到农民的艰难和一个写作者的无能为力。 作为一个写作者，谁也无法用一支笔担当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任。然而，我有必要拷问自己：是否从情感上接近了农民，容纳了农民。所谓心系农民、情系农民，不仅是对基层干部而言，对于每一个不是农民的人都有分量。农民是衣食的父母，农民是社会的脊梁，农民是一棵大树。 媒体不止一次地报道过伤害农民感情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伤害农民的感情，只是一个现象，透过现象，触及到的要害问题，就是对农民的漠视。 农民是一棵大树，这棵树的茁壮、健康和我们每一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一些人向这棵大树举起斧子的时候，想一想在烈日之下挥汗如雨的农民，想一想我们碗里的每一粒白米中浸洇着农民的多少劳动。我不希望只是廉价地去同情农民，而是希望我们的心能和农民融在一起。 前些年，为了写《中国农民》，我到大山深处的一位老人家里采访，老人家好像并没有把我当成县里的干部，全然把我当成了走亲戚的亲朋。老人家并不怎么在意我对她的采访，反而操心起我的饮食冷暖。一家人拿出了山里极为金贵的大米、白面、熏肉，还不时问询我的老家乡在何处，然后一边谈山里农民的生存情况，一边精心地烹调农家饭，一个劲地要我不要讲礼（客气），到山里要好好吃饱。老人看我吃得香甜，她那溢满慈爱惬意的目光，至今还清晰地铭记在我的心头。承受了如此云锦般的心意，好象老人赋予了我更加沉重的使命，使人诧异的是，每到一户，受到的款待与老人家别无异样。尽管是粗茶，但茶总是滚烫的，那怕是一碗青菜粥，乡亲们总要眼盯着让我喝下肚里。经过深入走访，我亲眼目睹了山里农民生活的艰辛和苦涩。写《中国农民》的消息不胫而走，他们害怕我喝不惯土茶（用当地中草药熬的汤），就给我泡买的清茶，听说有的人家给我喝的茶叶，还是向邻里借来的；有的人家知道我是来采访的，还要给他（她）们照相，就换上了平日赶街时穿的衣裤，就这样仍然是补丁摞着补丁，我问他们的日子怎么过得这么清苦呀？他们给我算了一笔账，一年到头种地下来，刨去租牛翻地、籽种、化肥、浇水费用，收割费用，农业税等等，秋后算账，反而赔了。农民算账，往往还不算自己付出劳动力，如果再加上这个，那赔得当更惨了。有一天中节，一位大爷特地给我端了一碗包谷酒，嘴里不停地说：你是写我们农民的‘大功臣’，你把我们的苦楚向上边好好说说，我顿时语塞，备觉使命的重大，面对老人和乡亲们，我的眼睛湿润了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