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60年代，杨有赓先生等在清水江下游地区从事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时候，就注意到民间收藏的清代和民国的契约文书，其中搜集整理的部分契约文书保留在了后来出版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当中。进入新世纪以来，更多学者和机构加入这些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我们将这些契约文书称为“清水江文书”，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类型之复杂，堪与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媲美，有学者并称之为“中国三大民间文书”。
目前清水江文书至少经历了3次较大规模的整理出版。第一次是2007年至201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清水江文书》（张应强、王宗勋主编，共三辑33册），共收入文书15 000余件。第二次是2014年，由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主编的《贵州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第一辑，共22册），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收入文书7 000余件。第三次是2018年，由凯里学院李斌教授主编的《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第一辑，共22册），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影印出版，收录文书8 500余件。此外，其他学者如杨有赓、罗洪洋、陈金全、潘志成、吴大华、龙泽江等，都对清水江文书展开过不同规模的收集和整理。当然，清水江文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远未结束。正如陈春声教授在《清水江文书》序言中所说：“《清水江文书》的出版，只是一项在学术史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期工作的开始。除了越来越艰巨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仍有待深入外，对这些珍贵历史文献的解读和研究，更是任重而道远。”（陈春声《序言》，载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三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8月，第3页）也就是说，这项工作从基础的文献收集到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提升，都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共同推进。尤其值得期待的是，清水江文书的独特性，决定了必须引入多学科（民间文献学、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生态学、法学、经济学、考古学等）的视角、理论与方法，这就为不同学科的对话与碰撞提供了潜在的平台，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推进不同学科间的协作和整体学术理论的提升。
本期收入“清水江流域文化”栏目3篇论文的作者，分别具备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的学科背景。他们或是在对当地契约文书深入整理的基础上展开探析，或是对业已整理出版的契约文书展开研究。如姜明和谢景连，分别对岑巩县和天柱县地湖乡的契约文书进行了精心的整理，其中姜明的岑巩文书的整理成果——《贵州岑巩契约文书研究》已于2018年3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谢景连的《清水江下游“插花地”地湖契约文书考释》正在出版中。卢庆全的論文则是基于《清水江文书》《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等8部已整理出版的文书资料展开研究。在具体的研究进路上，3篇论文各具特色。
姜明的《贵州岑巩契约文书中“典”之辨析》，是在对岑巩文书进行细致整理的基础上，梳理典契中的几个关键概念：标的物、权属流动、回赎、找价，以及转典契约，厘清典契与“活卖”和借贷契约之间的相通和差异，认为贵州岑巩的典契是随着价格的变化和经济的波动从回赎向买卖进行不同程度滑动的一种交易方式。这实际上挑战了学界内一些学者所持观点，即将典契理解为一种借贷契约。
谢景连的《人·地·权：“插花地”地湖契约文书整理研究》，围绕清水江流域内特殊的区域——“插花地”的契约文书展开研究。作者从人类学的路径出发，尝试将清水江文书与“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与能动性（agency）这一不可忽略的因素关联起来，进而引申出“地权”问题的探讨。这篇论文同时也在启发我们：如何将民间文书的研究与当地的人群、社会和文化连接起来。清水江文书是嵌入在一个社会-历史-文化整体中的，不能将清水江文书从其产生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剥离，唯有使文书“接地气”，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研究文书。文中最后提出清水江文书研究的“人、地、权、时、空”五位一体研究范式，颇具新意。
卢庆全的论文《贵州契约文书“任凭”类词语研究》，从语言学的路径对贵州契约文书（大部分属清水江文书）中的“任凭”类词语展开研究，作者采用“同义类聚”和“套语结构”的方法来考释契约文书同义词语。作为民族边疆地区的汉字文献，清水江文书中，混有大量的汉语方言词汇、苗语词汇、侗语词汇。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清水江文书的研究不可或缺。
总的来说，这3篇论文从不同的学科本位和理论视角出发，围绕清水江文书整理解读，呈现了不同研究意趣，是“如何进一步推进清水江文书研究”的有益尝试和思考。诚然，多元化的学科理论对话和多样化的视角探索，不仅能让清水江文书研究永葆生机，更能让清水江文书的学术价值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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