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韩愈散文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贞元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刑部侍郎等职。因《论佛骨表》谏阻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死后谥文，亦称韩文公。著有《昌黎先生文集》40卷。 后人称颂，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文起八代之衰。 其古文理论主张，大致为： 文以载道；不平则鸣；讲究修养与文气——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提出新的散文标准。 目标是：创造一种融化古人词汇语法，适合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学语言；创造一种自由流畅、直言散行的新形式。即创作书面文学靠近口语的散文。 韩愈彻底地摆脱了六朝以来骈俪文的束缚，用纯净的散句单行的形式进行写作，文气自由奔放，绝少局促滞涩之病；有的运用了较多的排句和偶句，连类引发，一气贯注，形成其宏伟风格。他的文章的句型长短不一而又错综变化，表现了散文特有的节奏感。 文学工具的革新，有助于韩愈取得出色的艺术成就，他把新型的古文广泛地用于政论、书启、赠序、杂说乃至祭文、墓志铭等各种体裁，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文学散文或带有文学性的散文。 韩愈散文语言新颖、简洁而生动，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所创造的词语，言简意赅，生动活泼。他为了达到惟陈言之务去，词必己出，锤炼语言的目的，确实下了一番惊人的苦功夫。 韩愈的创作是他的古文理论的良好实践，对文学散文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杂说是韩愈论说文中惟一具有文学价值的散文，多借助龙、马、麟等遭遇，来抒写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及穷愁落寞的情怀。寓意委曲深致，构思精巧缜密，对后世散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杂说一。龙说》： 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 景，感雷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 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 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异哉！乃其所自为也。《易》曰：云从 龙。既曰龙，龙从之矣。 诗有朦胧诗，而本文亦含蓄委婉，云天雾地，其真正用意隐藏在字里行间。 词典上说，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身体长，有鳞，有须，有角，有脚，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降雨。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国人自豪地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云，则是一种自然现象，指悬浮在空中的密集的微小水滴或冰晶。 韩愈把二者联系起来，认为龙嘘气成云，龙乘是气便能够神妙莫测，变化无穷；龙造成云的灵异，却不能失去云，否则便毫无灵异；云由龙创造，龙一定要有云跟从。 《龙说》以云龙作喻，所指不明，或曰云喻圣君，龙喻贤臣；或曰龙喻英雄，云喻时势；或曰龙喻其身，云喻其文章，莫衷一是。 仅从《龙说》所述云龙相依的关系，比照《马说》，可以想见积极致仕的韩愈，心怀渴望，贤臣遇见圣君，有如千里马遇见伯乐。 如《杂说四。马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 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马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 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 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 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骈，并。食马者，食，饲。策，鞭策，指挥。 古时，作战需用大批良马，更需要识别良马的人才，而伯乐就是识马的佼佼者。伯乐几与千里马等同。 《战国策。楚策四》中，有伯乐识千里马的故事；《庄子。马蹄》亦有伯乐善驭的古典。韩愈略加改造，熔古铸今，将重心放在识才、惜才、用才上，议论空灵，巧用譬喻，反复使用千里马不等字，读之荡气回肠。 韩愈自然是有感而发，少时曾多次投书均被弃置，仕途上又屡遭贬斥，《马说》为自身亦为怀才不遇的古往文人鸣不平。 韩愈的其他论说文字如《原道》《原毁》《本政》《守戒《争臣论》《师说》等，气势磅礴，汪洋恣肆，浑浩流转，最能代表韩愈的独特文风，更为历代的文章家所推崇。它们每篇仅数百字，绝少烦譬赘言，但都说理透辟，结构严谨，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 《原毁》： 凡是用原做题目的文章，实际就是议论文。原毁即论毁谤。 这篇文章中，韩愈把古之君子的作风与今之君子作比较，分析了一般人好说别人坏话的原因；并认为既有这种怀风气，那些有所作为的人就很难不遭毁谤。 先指出古人责己重以周——不怠，待人轻以约——不忌；不怠不忌，毁自无从发生。 次论今人责己详——忌，待己廉——怠，这是两个毁的根源。提出不以众人待己身，而以圣人望于人，是不尊己。 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点清毁字。 韩愈写《原毁》，是有感而发。 中唐以后，科举入仕的新进之士常常遭受当权者的压抑，韩愈也未例外，曾几次被毁谤而贬。文末寄希望于当权者引起注意，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师说》： 说，议论文的一种。《师说》论从师之道的名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是自古以来解释师最为流传的断语。文章主要议论学者必有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正面说学者必须有师，反面说无师不能解惑，提出对师的看法：凡先闻道者，皆可为师。 慨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论古之圣人犹且从师，今之众人耻学于师，所以圣益圣，愚益愚；论一般人知道为自己的孩子择师，而自己却耻于从师，是小学而大遺；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而士大夫不知有师道，甚为可怪。 提出圣人无常师。遇有精于某事的人，就以之为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显然具有了抗世俗反潮流的色彩。 文章中，韩愈所提倡的道，是儒家的正统思想，而业则为足以立言典范的三代两汉之书。他的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无疑是进步的，今天仍有教育意义。他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相互学习的良好风尚做了充分的肯定。 当日，师道不是不传，而是，好为人师的人太多了，可他们往往又静不下心来，传道受业解惑，而是，不负责任，或故作惊人之语，哗众取宠，或满口胡言乱语，误人子弟。可叹！可怜！ 当代画家齐宏伟亦诟病今日的传道授业解惑：对一位大学教师来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现已荡然无存。‘传道者’变成‘传声筒’，‘授业’变成授‘技’或‘术’，‘解惑’更无从谈起，因为学生在课堂上只是一台劣质复印机，忙着把教师的内容复印到笔记本上，根本无‘惑’可‘解’。老师呢，更是来去匆匆，课外也根本没时间‘解惑’。大家似乎都得了‘价值冷漠综合征’。 所论切中时弊，其状况不得不令人心忧。 《进学解》： 解，是对疑难的辨析。进学，使学进益，在业与行（学之两方面）上求进步。 元和七年，即公元812年，韩愈再一次做国子博士，次年写了这篇文章。假设国子先生与学生对话，说明进德修业的道理，并抒发自己遭贬斥不得重用的牢骚。他认为，进学就是要使业精，使行成；要勤，要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广为流传。 这是一篇韵文，仿汉朝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杨雄的《解嘲》，属于辞赋一类。 《进学解》有一个为后人称道的特点：吐辞造语的精工。 里面有超大的信息量，浓缩为成语。 流行的成语如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诘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皆出于此；其他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亦是从篇中的语句中提炼而来的。 此等现象，仅在先秦诸子文章可见。 《获麟解》： 麟，古代传说中的仁兽，形状像鹿，头上有角，全身有鳞甲，古人将它象征吉祥。韩愈通过对麟的辨析，托物寄意，曲折地表达人才不被赏识和理解的感慨。 麟之为灵昭昭也，咏于《诗》，书于《春秋》，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虽妇人 小子，皆知其为祥也。 然麟之为物，不富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 豺、狼、麋、鹿然。然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 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 知。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 虽然，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出也。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 为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为麟，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 一般认为，《获麟解》是韩愈的议论文中富于文学意味的。 同韩愈的杂说一样，在于排遣自己怀才不遇、生不逢辰的苦闷。 《讳辩》： 讳，即忌讳。中国古代，人们在语言或文字中遇到国君或长辈的名字，不能直接使用，这就叫避讳。在唐朝，形成了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如因李世民，避讳民而言为人，成为限制人民言行的精神枷锁。 李贺是中唐诗人，聪敏博学，但因父名晋肃，因避讳晋（与进士的进同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韩愈写信劝他参考，又遭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议。为此，韩愈写下了《讳辩》。辩》 尽管韩愈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能直接提出取消避讳的主张，但他反对避讳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 文末以问句戛然而止： 凡事父母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 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 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官、宫妾，则 是宦官、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其意自见，耐人寻味。 《争臣论》： 争，即诤，文章论述如何做一个真正的谏议大夫，并有的放矢，批评了唐德宗时代谏议大夫阳城。 韩愈提出在其位则谋其事，围绕论点，层层辩驳，充分论证了阳城的失职，证明了阳城不能称作有道之士的结论。 如同论诤，笔锋自然犀利，语言也尖锐直接，势如破竹。 《答李翊书》： 韩愈曾以李翊荐于陆傪，大约贞元十七年，韩愈写了这封信。有李翊应为李翱之说。 这是韩愈的一篇重要文论。是他发轫古文运动的利器，其主要观点： 一，道德是文章的源泉。二，唯陈言之务去。三，学写文章不能望其速成。四，要树立信心，无诱于势力。五，修养和读书是毕生的事。 文章中，韩愈把自己写文章的甘苦全盘托出，最终落在养气上：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恰当）。 所论气势遒劲，语言精炼。 《复上宰相书》： 《古文观止》选其两篇，分别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十九日和廿九日。 韩愈在贞元九年中进士，其后又参加了礼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但一直不被朝廷任用。贞元十一年，他一而再，再而三给宰相写信，表达他希望宰相不拘一格提拔自己的心情。 前篇总以势、时为枢纽，或叙述，或议论，或设喻，委婉曲折，表明自己的渴望。 后篇用周公求贤见贤的热忱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漠作对照，表达了自己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更强烈地表示自己为兼济天下希望得到举荐及任用的要求。 两篇书信，一委婉，一激切，但都不卑不亢，梗概多气，肯吐真情，颇富感染力量。 《与于襄阳书》： 于襄阳，一个很受唐德宗器重的地方大军阀，因做过襄州大都督而名。韩愈写信给他请求加以引荐。 韩愈一生，积极于求官。故此书信，以从个人扬名显世出发，表达从仕途寻找出路的愿望，写得辞气逼人，冠冕堂皇，振振有词。 这是一篇了解韩愈求仕的值得拜读的干谒之作。 《与陈给事书》： 陈给事，名京，因曾在门下省任给事中，故名。 韩愈与陈给事有交往，回来因故疏远了。韩愈写信，历叙几次进见陈给事的情况，针对二人间的不愉快，陈述自己的苦衷，请求对方谅解，表达了希望消除误会，恢复友谊的心情。 今则释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来之不继也；其悄也，乃所 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诛，无所逃避。不敢遂进，辄白疏其所以，并献近所为《复 志赋》以下十首为一卷，卷有标轴。《送孟郊序》一首，生纸写，不加装饰，皆有 揩字注字处，急于自解而谢，不能俟更写。阁下取其意，而略其礼可也。 诛，责备。谢，道歉或认错。俟，等待。更写，重新抄写。 书信含蓄委婉，曲折有致；情真意切，颇为动人心扉。 《应科目时与人书》： 应科目，即参加科举考试。唐代设科取士，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名算等科，故曰科目。 这是韩愈在唐德宗贞元九年参加礼部博学宏词科考试时，写给书舍人希望得到引荐的书信。 月日，愈再拜。 天池之滨，大江之溃，曰有怪物焉，盖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也。其得水，变 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其不及水，盖寻常尺寸之间耳，无高山、大陵、旷途、绝 险为之关隔也，然其穷涸，不能自致乎水，为摈獭之笑者盖十八九矣。 如者，哀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然是物也，负其异于众也，且 曰：烂死于沙泥，吾宁乐之。若俯首帖耳、摇尾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 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 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聊试仰首一鸣号焉，庸讵知有力者不哀其穷，而忘一举手 一投足之劳，而转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鸣号之者，亦命也。 愈今者，实有类于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说焉。阁下其亦怜察之。 匹俦，相比。寻常，很近的距离。摈獭，即水獭。 不卑不亢，酣畅纵恣。 虽为干谒之文，却不失为一篇明志言情的佳作。 《圬者王承福传》： 圬，粉刷墙壁。这是一篇关于泥瓦工王承福的传记。 传记记叙了王承福量力而行、依靠自己的技艺和劳动安身立命，并称赞其为贤者；讽刺了那些不自量力、怠惰其事、薄功厚享、寡廉鲜耻的贪求名利富贵之徒。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贤者也，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 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 下。而夫人以为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蓄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 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 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白鉴焉。 其一讥一赞，使文章波澜迭起，新颖别致。 《毛颖传》： 这是一篇寓言。毛颖，即毛笔。传记从它的祖先兔子的家世讲起，一直讲到其子孙，并模仿太史公笔法，文末郑重加上太史公曰，做了总结和评论。 所写虽为兔传，实则写一个多才多能却终被废弃之人；文末，韩愈对毛颖以老见疏寄予无限同情。寓言里流露着韩愈一贯的痛惜人才不尽其用的思想。 时人如裴度等并不满意《毛颖传》，独柳宗元给予了肯定：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 除了以上这些有代表意义的名作之外，韩愈写人物继承了《史记》的实录精神，善于用典型的真实事件来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如《张中丞传后叙》中张巡、徐远、南霁云英勇守城的事迹，慷慨悲壮，令人动容。如《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中薛公达气高，仅以设标射的，三发三中，中，辄一军大呼以笑，连三大呼笑，帅益不喜的场面，略写几笔，人物便如见如闻。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 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 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 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 意，即驰去。将山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 贺兰！此矢所以志矣。 这段南霁云断指斥贺兰进明，堪为精彩，虽着墨不多，但一个忠勇坚贞的形象呼之欲出。南霁云射矢发誓，矢着塔上，入砖半截，传神之笔，栩栩如生。 以《祭十二郎文》为代表的抒情散文有与叙事紧密结合的特点，琐琐家常的诉说，融注了作者恳挚的骨肉之情和宦海浮沉的人生感叹，肺腑之言，凄楚动人，字字是血，字字是泪，被称为祭文中的千古绝唱。， 而以淋漓尽致的刻画见长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也是一篇名作，其对富贵人家的奢靡排场，奔名逐利者的卑屑丑态，和归隐者的冷落境况，都写得笔酣墨饱，充满了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 《送孟东野序》： 孟郊，字东野，诗人，一生郁郁不得志。46岁中进士，4年后被选为溧阳县尉。就任前，韩愈写了这篇赠序。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朋、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 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 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 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 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注释然者，故吾道其 命于天者以解之。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孟郊善鸣而终生困顿。字里行间充满着韩愈对孟郊的无限同情及对当权者的不满。 文章写得气势奔放，被誉为论说文中的名篇。 《送董邵南序》：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 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 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 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 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矧，况且。 短文《送董邵南序》把感情提炼得更集中、更纯粹：董邵南的前途交织着希望与失望。封建时代的正直文人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乐毅、高渐离等历史人物的引入，让这种沉沦不偶的感慨抒发得更为含蓄而有情味。 清人刘大櫆评说：退之以雄奇胜，独此篇。。。。。。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清远韵，可望不可及。 清人张裕钊亦说：寄兴无端，此乃可谓之妙远不测。 《送杨少尹序》： 杨少尹，即杨巨源，字景山，蒲州人，因任河东少尹而名，年老辞官归乡。 这是一篇韩愈送杨巨源辞官归乡的赠序。 昔疏广、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辞位而去。疏广、疏受，西汉人，为叔侄。杨巨源的行动可追踪他们二人。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而杨巨源功成身退，可赞可敬。 而韩愈用心更在于用汉待二疏之厚来反衬唐遇少尹之薄： 二疏去时公卿设供帐、祖道都门外、车数百两而不知杨侯去时，城门外送者几人？车几两？马几匹？。 赠序感情真挚浓烈，叙述生动流畅，值得玩味。 《送石处士序》： 处士，没有做官的读书人。石处士，即石洪，字浚川，河阳人。曾任黄州录事参军，后隐居洛阳，十年不仕，故名。应河阳军节度使、御史大夫乌重胤之邀，到乌府任幕僚，韩愈作此文送之。 这篇赠序，以记叙的形式，通过人物的行为、对话，——如乌公与其幕僚，来表达作者对人物的评价和期待。 石处士将起行，朋友们在东门外为他饯行，酒过三巡，有朋友举杯而言，又酌而祝，再又酌而祝，又祝，反复言说，再三叮咛，是作者想说的话；而先生起拜祝辞，仅说一语：敢不敬蚤夜以求从祝规！——我怎敢不恭敬得早晚追求这种祝愿和规劝，正是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 常常以议论代叙事，这是这篇赠序对序的传统写法的突破。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温处士，即温造，字舆，曾隐居洛阳附近，故名。同石处士一样，应邀到乌府做幕僚。临行前，韩愈写了这篇赠序。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 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 群无留良焉。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 起笔不凡。 作者把乌重胤比作伯乐，把温、石两位处士比作良马，并称：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溢美之词，可以见出作者对他们相知相投的推许。 《祭鳄鱼文》： 因为谏迎佛骨，韩愈被贬到潮州做刺史。到任不久，他了解到当地恶溪中鳄鱼危害很大，便下令祭祀鳄鱼，并写下这篇《祭鳄鱼文》。 祭文中，作者历数鳄鱼的种种罪状，极力宣扬天子、刺史的声威，言辞颇为激烈，有气魄。 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洲，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 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 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最终不肯徙 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 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 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名为祭文，却实为讨伐鳄鱼的檄文；对鳄鱼的痛斥，实际暗含着作者对一切危害百姓的恶势力的满腔愤慨，故有人称它为讨贼檄文。 《刘子厚墓志铭》： 墓志铭，志，类乎传记，铭类乎诗歌。刻在石上，埋于墓内或立于墓外。 为古文运动的同道，韩愈与柳宗元至交。公元819年的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于柳州，韩愈从潮州到袁州，写了《祭刘子厚文》，翌年又写了这篇墓志铭。 这篇铭文，沿袭古人作碑志传记，为墓中人或传主显示其身份德业的写法，叙述柳宗元先世的事迹，侧重叙他的荣显和节操。 叙述柳宗元少时的声誉和他的被贬。 柳宗元曾经加入王叔文的改革集团，因古人对王氏多无好评，便多以依附王氏为柳宗元之罪。韩愈为他开脱：诸公要人（指王氏）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意思是说，诸公要人争相罗致柳宗元，而不是柳宗元去攀附王氏。 叙柳宗元被贬后的刻苦力学，在柳州政绩之一斑，以及教人为文等事。 叙柳宗元之篤于友谊，愿以柳易播，并因此而发议论感慨世人相交情意之薄。 总论柳宗元生平，断定其文章必传于后世。议论有几次转折，文笔极富变化。 最后叙柳宗元的卒年、家族、丧葬以及葬后事。其中，记裴行立、卢遵二人与柳宗元交谊之后，是为使那些不能如此的人生愧。 言深而意切。 清末吴汝纶说：韩、柳至交，此文以全力发明子厚之文学风义，其酣恣淋漓顿挫盘郁处，乃韩公真实本领，而视所为墓铭以雕琢奇诡胜者，反为别调。盖至性至情之所发，而文字之变格也。 （待续） 赞 (散文编辑：散文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