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兄长张大可_兄长我想后入你

  我的兄长真名张赤奇,不叫张大可,是旬阳大岭埔人。说是兄长,也不过比我大几个月而已。但他为人处事成熟稳重,做事雷厉风行,颇有大将风度。对我多有照顾,称为兄长名符其实。何以自称为张大可,乃是将他名字的最后一字分开。这不是简单无聊的文字游戏,他常说为人为事,大致可以就行。久而久之,人人人前背后皆称张大可,他的真名反而没人经常提起了。他自己恐怕也只有在填写各种表格履历的时候,才写上张赤奇吧。大可兄不愧是文化人,你细细揣摩,这大可二字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大致可以,是说凡事适可而止,不可做绝,否则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这正是古人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暗含着儒家的中庸之道。

  

  我认识大可兄是在小岭九年制(现在小河公馆初中的前身)的时候。我一九八三年秋调到小岭任教,那时候的校长是刘桂聪,小河人。八五年我考上陕西电大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离职带薪学习。因为没有后台和关系,八七年毕业后只能再次回到小岭九年制任教。当我再回去的时候,当时的校长就是张赤奇,小学也撤到河那边的老乡政府,初中独立分设,学校即称为小岭初级中学。

  

  几十年前我印象中的张赤奇,脸色红润、体格健壮、平头短发,脸上不知怎么却有些许小窝窝。外衣的钮扣很少扣上,颇有些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样子。说话声大且喉音重,笑起来总是笑得很爽朗,听上去是呵、呵、呵的声音,传得很远。你远远的走来,就知道他在哪一间屋里。倘若是和别人开玩笑、说坏话,笑起来却是发出从高到低的哈、哈、哈声,颇有点痞气。他这人发起脾气来也着实让人害怕。有一次不知是哪个老师因为什么事惹火了他,就屋里屋外大声吼叫,震得房子里嗡嗡响,而且还骂人,简直像头愤怒的雄狮。当时校园什么声音都没有了,连他窗外树上的鸟儿,都吓得躲到木鱼包后面的远处去了。但是和他相处久了的人都知道,他这人就这样,是个炮筒子直肠子,发过脾气就算完事,从不在心里给同事记小帐,更不给同事穿小鞋、在上司面前打小报告。因为如此,大家是既怕他又敬他,学校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因他一身正气,同事都说喜欢和他这样的人一起共事。所以大家人前人后除了喊他张大可之外,有时还喊他张大炮。他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就是一般人不敢说的敏感话题,他也敢说,特别是敢说真话、实话,就是当着上级领导也是这样,说完以后哈哈大笑,大家也拿他没办法。

  

  不知是因为我们年龄相当,有着大致相同的求学经历,还是因为其它什么,反正我们一见面就很相契相得,好像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似的。我们在一起是无话不说无事不聊。我记得我再次回到小岭时间不长,有一次到他办公室去玩,他就给我讲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心里很是忐忑不安,这个梦是关于他们家族家庭内部的秘密。我平时闲暇之余就爱看一些书,其中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我就反复的看了好几遍,我认为弗洛伊德的解梦,是以人类科学为依据,依人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人们的潜意识为依托的,比周公解梦要科学的多准确的多。于是我就说了我对那个梦的理解,他认为我不幸而言中,说的正是他所担心的事。仅以此事看,他何以知道我会解梦?他何以又坦然地将他们家族家庭内部的事,毫无保留的说给我。我想他是把我当作知己当作兄弟。他把这个梦告诉我,无外乎是想找个知己,说说自己心中的困惑罢了。你想,那时他的家在甘溪大岭台,他却在小岭任校长,路虽不是太远,但是从小河到小岭,车路倒是有一条,是地质队六十年代在公馆探查水银矿时修的,地质大队七十年代撤走后,路是一片坑坑洼洼乱石林立,很少有车辆通过,根本别说有定时往返的班车了,所以节假日、周末回家的机会并不多。

  

  好多年后,我才从调到学校的年轻老师那里知道,他说他们读书的时候,就听说有个叫李道泓的老师,不听领导的阻拦,硬是一个人把几十个学生带到武当山去了。暑假里,全县校长会议通报批评,校长回来后开会讲的,现在才知道,原来就是你啊。

  

  八八年春天,几个初一女孩子下午休息时,帮我在木鱼包后面种菜,他们就问我今年带她们到那儿去春游,康坪的龙王滩去过了,公馆的西沟龙洞也游过了,实在没地方好玩了。我说最值得一看又离咱们最近的,要数湖北的武当山了,它是道教圣地,建筑宏伟,风景秀丽。孩子们当下就强烈要求我带他们去武当山春游,我说虽不是太远,但毕竟是出省,要经学校同意才行。我当晚就给学校作了汇报,因为时间还早,学校没有明确表态。可是孩子们从此心中就时时向往着,我带他们去春游武当山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大家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等着放夏忙假去一看外面的世界,一睹武当山的风光了。当几十个孩子给家长说好了,带着钱物来到学校,准备第二天出发,当晚我去给学校打招呼,那段时间大可兄不在,出外学习去了,只有教务主任阮老师在,他说不能去。这时候我该咋办?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我应当听领导的话;作为一个教师,我更不能失信于我的学生,我不能出尔反尔,在孩子们热乎乎的心上泼上一盆冷水。怎么办?没想到这件事竟然把我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两难境地。我很快作出决定,宁肯受处分也不能失信于学生,更何况这件事当初是我提出来的。当晚悄悄告诉大家,大家半夜一点起床,偷偷离开学校。初夏的阳山脚下,凌晨的夜气竟是十分清冷,大家刚从被窝爬起来,不仅打了个寒颤。幸好月半的月光正明亮,大家怀揣着一颗狂蹦乱跳的心,弯着腰像猫一样出了学校大门。我们一路急行军,从小岭到小河六十华里,好像没怎么累就走完了。到小河的时候,天刚麻麻亮。我恐怕阮老师打电话告诉文教组,就从小河粮站那里的小路到了镇旬公路口,坐上镇安开往旬阳的第一辆班车离开小河。回来后才听说,电话从小岭打到小河,又从小河文教组打到旬阳车站,一路围追堵截,都没有撵上,我给领导制造了一个大大的麻烦。就这样,我终于把二十三孩子带到了湖北武当山,又安全的带回了学校。

  

  没想到这件事竟然在全县通报批评,那我想大可兄肯定被教育局领导点名了。连其它学校的学生都知道,但在小岭初中,却没有一个领导在任何公开的场合再提起这件事。不要说他为这件事大喊大叫大发脾气,就连私底下也没有和我提起过,我偷带学生上武当山,让他在全县校长面前脸上无光。那时的文教组长也是赵湾人,说起来还带点亲,以前他对我也挺不错的,我假期往返学校,在文教组歇脚住宿,那也是常事。本来说好八八年大家一起回赵湾的,因为这件事让他太恼火、太失望。他回赵湾了,临走前却把我调到更为偏远的仁河九年制以示惩罚。

  

  其实,我和大可兄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八九年秋我调仁河九年制任教,因为个人的婚姻家庭不幸,在他乡又遭到各方面不明真相的非议。心灰意冷,费了许多周折,九0年秋,总算调回家乡赵湾。那时候,赵湾初中尚在筹建之中,于是就被分在赵湾小学。因为搬家淋雨得了重感冒,没有得到及时医治而成肺炎,不得不请假住院治疗,此病拖了很长时间绵延未好,因而当地群众和领导对我颇有微辞,意即我没有好好认真工作。又因为有几次可以调到县城工作的机会,但最终没有成功。这样,我在领导的心目中又成了一个好高骛远不安心工作的小混混了。我觉得实在无法再在赵湾呆下去了。九十年代初,大可兄已经调回他家门口,大岭九年制当校长了。我想到了和他一起相处的日子,感到和他在一起工作畅快自在,打算再调甘溪,然后到大岭九年制,重新到大可兄麾下任教。

  

  暑假里,我是空着两手,到他家玩了好几天,他也很愿意我到他那儿教书。为我调动的事四处奔忙,先是到赵湾区找领导干部签字放人,晚上又自己备上人情,带我一起找时任甘溪文教组长的张继学,按辈分说,他当喊他叔老子。张组长住在山上,我们走了很远的一段山路,才到他们家,大家聊了许久,才回来。夏季山村的夜晚,的确很迷人,但我却无心情去欣赏。虽然张组长同意我调到甘溪区任教,但我最终还是没有能调任甘溪。

  

  事后几十年来,闲暇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来,也常常想起在我时运不济,连喝凉水都噎住的九十年代初,还有这样不受社会非议的影响,一如既往相信我帮助我,一直把我当作兄弟的大可兄。不图任何功利,甚至自己掏老本,为我调动四处奔波。虽然没能调到甘溪任教,但他对我的这份情意却永铭于心。他对我的这份真诚,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我也无法能用金钱来偿还他当年的付出,只能用我笨拙的笔,来记下这份真诚的没有任何功利心的友情。大可兄与我的患难之交,对我的这份情义,我只能用侠义情怀古道热肠来形容。或者说他本来就是教育界的一个乐于助人敢作敢为的侠士。我从教已经三十多年了,东奔西跑调了许多学校,和很多校长在一起共过事,大多校长都是很好的,让我敬佩让我怀念。但是像大可兄那样,既是我的校长,是我的直接领导,又是真兄弟好朋友的,到现在只有他一人,我行将告老退休,离开站了几十年的讲台,去度过我生命的最后岁月,这样的校长恐怕是没有缘分再遇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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