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创作体现为内向性和外向性的统一，既是作家自我内心世界的敞开，又是社会问题意识的表达。陈斌先的小说《铁木社》是一部社会问题意识突出的小说，作品聚焦于城市职工低保和养老保险这一严肃的社会问题，围绕何建与铁木社老职工的矛盾纠葛展开，细致而丰富地呈现了这一社会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对小人物何建在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受到“现实原则”与“斗争哲学”规训后的独特命运进行了审视。
关键词：小说 《铁木社》 社会问题意识 现实主义
言志和载道是文学的两大功用，虽然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言志与载道的意味有所偏重，但事实上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难以割离的，因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必然包含了作家对特定时代和社会的思考，对身处于这一时代和社会中的人的审视，以及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心灵感受。可以说，作家的写作，无论是言志还是载道，均体现为内向性和外向性的统一，既是自我内心世界的敞开，又是社会问题意识的表达。事实上，文学虽然是心灵的智慧，但社会问题意识则是作家写作的责任，有没有强烈而敏锐的社会问题意识，决定了一个作家写作的优劣。
陈斌先的小说《铁木社》便是一部社会问题意识突出的小说。《铁木社》原刊于《北京文学》2010年第2期，后被《小说选刊》等多种刊物转载，还获得了安徽文学奖。从篇幅来看，这是一部中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稍长一些的短篇小说。小说篇幅虽然有限，但叙事线索却异常明晰，故事有着足够的张力，作家的社会问题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凸显。我们知道，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从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写作，到30年代茅盾等人的“社会剖析小说”，再到后来的抗战文学、延安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等，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思潮的更迭，其内驱力基本上是不断涌动的社会思潮和时代嬗变，作家们以他们敏锐的社会洞察力捕捉到了这种种社会问题与时代矛盾，以艺术的形式加以表现，从而成就了一部部不朽的文学经典。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中的这种社会问题意识却有着明显的弱化，无病呻吟、精神钝化的作品大行其道，因此，能够积极介入当下生活，对现实社会有着深刻体察的作品便显得难能可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陈斌先的小说《铁木社》显示出了独特的品格。
小说《铁木社》聚焦于城市职工低保和养老保险这一严肃的社会问题，但作家没有选择宏大的叙事架构，而是如鲁迅倡导的那样“开口要小，挖掘要深”，以一个小县城轻纺协会下属铁木社职工低保和养老保险问题如何解决为切入点，从中窥见社会变革时代的历史遗存、现实问题以及人们的精神镜像。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三十余年，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实施、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现代”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观念开放了，经济增长了，但现实的问题也逐渐增加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遗留下不少与为数众多的老百姓生存紧密相关的难题，如何面对这些难题，并以艺术的方式进行观照，从而寻求解决的路径，仍是当下小说的重要视阈。当然，以积极的姿态审视这一现代性进程中的波澜激荡，呈现整个民族的精神嬗变的长篇小说也不在少数，这些小说给我们提供了宏观的整体性的时代缩影，但历史的细部那些仍待解决的遗留与不断涌动的暗流仍需得到应有的呈示，《铁木社》正是这样一种微观层面的细察。城市职工养老保险问题实际上是变革时代一个异常尖锐的社会矛盾。如何解决？能否解决？这是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命题，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这一命题已经成为历史，逐渐被淡忘。陈斌先以他敏感的触丝，伸进历史的角落，拨动了这根脆弱的神经，对几近被遮蔽与漠视的历史遗留做出了细致的祛蔽与呈现。小说围绕何建与铁木社老职工的矛盾纠葛展开，细致而丰富地呈现了这一社会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铁木社》有着紧张的叙事情势，这种叙事情势的紧张与社会矛盾的复杂是相互映衬互为表里的。从小说文本来看，县政府、轻纺协会、其他相关单位、不断要求上访的铁木社职工，甚至还有纺织厂职工、中心与边缘、主与次，多种异质的力量交织在一起，预示了现实本身就是丰富的、歧义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社会不断进步、主人公不断成长的过程。
然而，《铁木社》并非一个成长小说，主人公何建也不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人物，更不是一个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一般社会问题小说往往会塑造一个现代卡里斯马典型，比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他们均是新的伟大历史人物，有着超凡脱俗的领导才能，遇事总能沉着冷静、举重若轻、游刃有余。《铁木社》中的何建虽然有着丰富立体的性格张力，但远不是一个横空出世、风云际会、尽显英雄本色的卡里斯马人物，而是一个在社会变革中勉力前行的小人物，他善良本分，待人坦诚，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充满热情，多少有几分处事能力，但还不够老练成熟，因此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几乎陷入绝境。作为县轻纺协会的会长，上任伊始，何建就面临着严重的工作困局，已经倒闭解体的铁木社八百多名老职工为低保问题的不断上访，早已成为县政府领导最为纠结的难题之一，如今这一难题无情地摆到了何建的面前。面对这一难题，有经验的领导往往能够避重就轻，在回避问题和推诿责任中力求自保，而何建则是迎难而上，但因问题本身的复杂，事态的发展远远超越了何建的预期，虽然问题最后还是有了圆满的解决，何建终于化险为夷，但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还是让何建备感焦虑、无助与无奈。
从叙事过程来看，作家将何建置放于矛盾冲突的焦点，让他接受了来自工作、家庭、爱情、婚姻多方面的考验，在这种种考验和压力面前，何建身上所具有的坚持和忍耐、宽容和善良等品格充分凸显出来。事实上，何建只是一个小人物，在现实社会中，这样的小人物前赴后继地奔赴命运的前线，最终被汹涌的时代潮流卷走淹没，作家在时代浪潮中将他捞起，赋予他颇具戏剧性的生活境遇，由此可见，在他身上寄予了作家极大的阐释欲求。这种阐释欲求寓含了作家的个人体验、审美惯例，同时也映现了时代的文化语境和价值冲突。作家陈斌先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又在县招商局这一政府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现实的和审美的双重人生图式往往会叠影于作家的思想深处，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复合身份，使他在观照问题时既能看到现实问题的关键所在，同时又会葆有一种浪漫的情怀；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复合身份，使他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职工的命运尤为熟悉，同时又会做出审美的观照。这种个人体验形成为自己独特的审美惯例，才显得真实可靠，细致入微。在我们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消费主义文化盛行，传统的与现代的、保守的与前卫的、精神性文化与消费性时尚等等多种价值取向之间有着巨大的冲突，我们可以想见，在这种文化语境和价值冲突中，我们担任政府领导职务的作家内在心灵肯定会有着极大的焦虑，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此消彼长，互相撕扯，这种焦虑很自然地会投影般映现在主人公何建的身上。何建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曾经担任过方志办主任，在他身上有着较多的浪漫因素，对文学的热爱，对爱情的敏感，对二兰、洪敏、吕爽三位女性情绪状态的细腻体察，对洪拐子、杨二锤等下层职工生活的“同情之理解”，无不彰显着主人公何建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这种浪漫因素是可贵的，也是可爱的，但与具体的“现实原则”和“斗争哲学”却是背离的，也就是说，何建身上这种浪漫因素从一开始就是被“现实原则”所排斥和规训的，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何建一直是被事件本身推着往前走的，他始终在做着自己的主体性选择，但这种主体性选择与事件的结果并非直接对应，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解决问题，但问题的解决并非全部是个人努力所致，在权力场中，人往往还掣肘于一种自我不可把握的力量。铁木社问题的完满解决，事实上是作家对我们的主人公的一种同情式安置，应该说这种处理方式明显带有一种理想色彩，但并非乌托邦预设，甚至还有反乌托邦意味，因为社会问题很复杂，接下来会有更为艰巨的难题在等待着何建去解决，今后的路何建能否顺利走下来，我们都异常明了，理想主义这根拐杖恐怕难以支撑。
小说《铁木社》留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作家的、文本的，虽然从博大恢弘等艺术期待的角度还可以对之进行苛刻的要求，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已经做出的肯定，因为艺术本身就是多元的，每一种艺术处理方式都有自己的优长，何况在文学逐步边缘化的今天，仍然能够以艺术的方式，践行着对社会问题敏锐的观察和准确的把握，更加值得珍视。正如陈斌先自己所说，“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温暖着别人，也始终温暖着自己；在自己受教育的同时，切身感受一个作家更应该多担当一定的社会责任，多一些良知，多为底层人物说话，用鲜活的人物形象，去感染更多的人，从而引导更多的人向着有理想的生活迈进。”{1}我们知道，虽然文学最终不能直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但作为社会良心的作家，应该有责任保持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作为时代镜子的小说，也应该能够映现出社会生活的真实面影。这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1} 陈斌先：《〈铁木社〉创作谈：作家需要一种社会责任和良知》，https://blog.sina.com.cn/s/blog_534c13f20100ip31.html
作 者：韩传喜，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影视。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