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韩非列传》出自《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作者司马迁。这是一篇关于先秦道家和法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申子(申不害)和韩非子四人的合传。司马迁将他们合为一传，代表了汉朝人对道家与法家关系的重要看法，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读后感，供大家参阅
篇一：《韩非子》读后感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失衡，人心秩序也失去依托。在战乱纷争的时代，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奔走于各国之间，推行自己的理想。韩非子，作为韩国诸公子之一，看到韩国在战争中屡次败北，面临被秦亡国的危险，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但均未被采纳，因而只有退而著书述志。
在《韩非子》中，他作《孤愤》、《说难》等五十五篇，洋洋洒洒十万余言，表明了他依法治国，重视耕战的主张，阐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和其治国理论。阅读《韩非子》一书，给我最主观的感受是其中的“阴冷”。似乎朝野中的一切都是针锋相对，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先看君主，虽然手握大权，身居高位，可因为担心身边的人谋权篡位，只得把自己的一切好恶都深藏起来，终日戴着“面具”示人，惶惶不得安宁。这样的君主看似风光无限，可实则怎一个“累”字了得。再论人臣，似乎都是乱臣贼子，心怀鬼胎，对权力地位虎视眈眈，处心积虑想钻君主的空子以图私利。
人臣之间自然更加“玄妙”，充斥着政治阴谋、离间术，人人自危，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遭奸人陷害，蒙冤而死。这些阅读文本后直接的感受，与韩非子把其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人性好利论”前提上关系甚密。韩非曾说：“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以驭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虽然师承荀子，但在“人性恶”上，韩非子的观点明显更进老师一筹。“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而韩非子“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在他看来，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仅在君臣间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交易关系，即使在父子、夫妻间也存在着算计之心，利益之虑。如他说：“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大体》)。
既然连父子这样的至亲也不可信，一般人之间的仁义忠信就更不足以恃了。既然认为人际关系是如此险恶，那么自古以来在宗法制中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感“假像”自然不攻自破，儒家所推崇的君臣间有如父子般的道德希望也断然无立足之地。此外，韩非子认为在利益驱动下，一切道德说教和道德修养都会变得苍白无力，“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韩非子。六反》)既然认定人性如此，那么如果还在政治中坚持道德原则，岂不是缘木求鱼?于是韩非子适时地提出一套以“尊君”为主旨，以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为体，以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通过分权制衡驾驭群臣的权术)为用的专制理论，也都在情理之中了。
作为一部关于帝王统治的教科书，《韩非子》无疑对秦的统一以及其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韩非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既是一个封建大帝国维护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所必须的，又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封建
篇二：韩非子读后感
韩非子其人，战国著名思想家，法家学派集大成者。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倡用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用详实的法律来规范百姓的生活，但法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韩非曾说过，严刑峻法是看上去很危险的东西，就像熊熊燃烧的大火，走近的人就会被烧伤，它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没有人敢接近它，所以没有人会被它烧伤。由此可见，法家只是想通过法律来告诉人们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做了该做的事有利，做了不该做的事有害，从而使人民养成守法的习惯，人们在做事之前潜意识中会判断这件事是否合法，这样天下就没有几个人会去犯法，从而天下大治。
他生活的战国末年七雄争霸，韩国国力弱小，饱受强国欺凌，但韩王仍不思进取，任用奸邪小人，使国家更加衰败，身为王室宗亲的韩非子在自己的国家里郁郁不得志，满腹经纶却无可用之处，反观天下，唯有秦国朝气蓬勃，大有一统天下的趋势，秦王嬴政励精图治，秦国国力蒸蒸日上，丞相李斯也是法家成员，如果自己也去秦国应该可以一展抱负，于是，他来到了秦国。就自然山川而言，地理书上说：离河流之源的水系越远越清澈。因为水流千里，许多泥沙都沉积到河床里，留下的水便清澈起来，自然河流是这样，但人类文化现象却不然。
一种文化现象的诞生，最初总是很单纯、明澈，但随着历史岁月的沧桑巨变，到后来，再单纯的现象也会复杂模糊起来闲读先秦史书《韩非子》，对“滥竽充数”一事，总有疑惑，思来想去觉得有点感触便信笔写下，权当一家之言吧。齐宣王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尤其喜爱管弦乐，象笙、竽、角、筝、琴等。据史载，每逢听起这些器乐曲，他几达废寝忘食之境。宣王喜爱音乐与别人不同，他专爱听规模比较大的集体乐，觉得这样才有阵势、才美、才符合自己的身份。属下们倘若安排了一人演奏、他常常“逐之户外而鞭之”。因之，臣子们常常为他组织庞大的乐队为之助兴。一次大臣们给他们安排了一个足足三百人的乐队。演奏时，那阵势、那声音、那旋律，“震五岳之灵，摇九州之气”，“王闻之，乐而忘归，进食于坛前”。由此可知，齐宣王之喜爱音乐达到何等痴迷程度。
就在这个大乐队中，有这样一个人，其姿势，其情态，其仪容，引得宣王目不流彩，调息静坐。他吹竽，微微的嘴唇如两片柳叶随风抖动;长长的手指如五月的水葱，嫩白美丽;双眸似合非合，仿佛进入一种沉迷的仙境。仔细观赏，他象吹，又不象吹;不象吹，又却实实在在是在吹。他的一举一动，一音一调，一招
篇三：《韩非子》读后感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失衡，人心秩序也失去依托。在战乱纷争的时代，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奔走于各国之间，推行自己的理想。韩非子，作为韩国诸公子之一，看到韩国在战争中屡次败北，面临被秦亡国的危险，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但均未被采纳，因而只有退而著书述志。
在《韩非子》中，他作《孤愤》、《说难》等五十五篇，洋洋洒洒十万余言，表明了他依法治国，重视耕战的主张，阐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和其治国理论阅读《韩非子》一书，给我最主观的感受是其中的“阴冷”。似乎朝野中的一切都是针锋相对，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先看君主，虽然手握大权，身居高位，可因为担心身边的人谋权篡位，只得把自己的一切好恶都深藏起来，终日戴着“面具”示人，惶惶不得安宁。这样的君主看似风光无限，可实则怎一个“累”字了得。再论人臣，似乎都是乱臣贼子，心怀鬼胎，对权力地位虎视眈眈，处心积虑想钻君主的空子以图私利。
人臣之间自然更加“玄妙”，充斥着政治阴谋、离间术，人人自危，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遭奸人陷害，蒙冤而死。这些阅读文本后直接的感受，与韩非子把其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人性好利论”前提上关系甚密。韩非曾说：“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
上掌好以驭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虽然师承荀子，但在“人性恶”上，韩非子的观点明显更进老师一筹。“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而韩非子“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在他看来，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仅在君臣间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交易关系，即使在父子、夫妻间也存在着算计之心，利益之虑。
如他说：“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
篇四：《韩非子》读后感
司马迁以老子、韩非二人为题目，实际却记述了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四人。揣测司马迁的意图，似有排除儒学，其余学说为一家的倾向;因为，儒学教化繁琐，操心费力，社会效果并不见得好，尧舜、文武周王带有人们寄托回忆美化的成分，现实中本难实现;最具有可操作性的，立竿见影当属申不害、韩非的刑、法、势、术之策略，君王驾驭自如，省心少力，百姓遵守，社会稳定安康。老子、庄子道学无为，看似无策，实无策乃是最大的计策;庄子崇尚自然，以寓言概述，而老子深远矣，连孔子都感叹：“其犹龙邪!”;所以，四人学说乃一脉相承，只是深浅、表里不同而已。
列传介绍四人生平、学说后，以韩非《说难》占用了较大篇幅，通读《说难》，表面看是臣子进言的把握，实为君臣之间心理学大典，君王用势，臣下用术，否则，臣子无术危险，君王无势霸业无成;此理论与西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同出一辙，但早于千年，韩非应是太祖师爷辈分的了。
理论性强，实践性差，此乃历史上诸多理论家的命运;韩非研究的如此精透，却深受之祸，本国君王没有欣赏，在秦国却受囹圄，最终命丧黄泉，进言的巧妙药方在自身上贻笑大方，可悲!可叹!司马迁感同身受，因为自己为李陵事件辩护，遭到武帝宫刑惩处，进言的《说难》别有一番滋味，大篇幅放在后面，理解之。
老子韩非列传读后感(五)
先秦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这一时期，白舸争流，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空前繁荣。据《汉书·艺文志》，先秦学说有十家，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司马迁的这篇文章就是关于先秦道家和法家代表人物的重要传记，他把老子，庄子，申子，韩非子合为一传，是后人研究先秦道家法家思想的重要文献。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战国早期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也直接对本文所传的其他三人有较大影响，被太史公列在文章之首。文章中记载了老子的生平轶事及其后代的状况。
老子哲学的根本观点是“天道”，“道”是天地万物之先，是本源。“道”没有意识的作用，只是自然如此，即万物皆生于自然，万物的生灭有其自然的道理。“道”就是宇宙的最高原理。从“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可以看出老子的人生哲学态度，他认为人贵能知道宇宙间的不变的通则，物极必反，所以才以“去且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无益于子之身”来规劝孔子。
在政治方面，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诚如太史公所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庄子是老子之后到家学派的最主要代表。司马迁认为“其学无所不窥，然要其本归于老子之言”。庄子在老子学说的基础上，对道家哲学作了进一步发展，建立了一个更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司马迁认为庄子善于行文措辞，但空设语言，还喜欢攻击当时的其他的学者，只是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一些解释。事实上，庄子思想与老子思想有较大的不同。老子从“道”悟出“常”，庄子却悟出“变”。他认为天地万物无时不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天道的运行，自然的演变。所以庄子主张人应当超脱一切欲望的束缚和情感的纠缠，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在政治上，庄子主张极端无为，社会上的各种制度都是给人的天性带来痛苦。楚威王想让庄子出任曹国的宰相，庄子的回答“子及去，无污我”，“终身不仕，以快吾志”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观念。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一个学派。因为他们在与旧势力斗争的过程中，主张变法，实行“法治”，所以被称为法家。
法家有势，术，法三派，申不害是法家术派的代表。他的思想学说本源于黄老，讲究循名责实，名实相合。他出为韩相，把自己的政治思想与国情想结合，取得了很大成效。“终申子之身，国治兵疆，无侵韩者。”
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在法家重势，重术，重法三派中，韩非可谓集三家之说，而能成一家之言者。司马迁认为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在韩非子的书中有《解老》、《喻老》等诸篇，其思想中的“因自然，图难于易，适应时变”都直接源于黄老思想。他批判地吸取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并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加以改造，赋予了新的内容。
韩非看到自己的国家渐渐衰弱，想用自己的政治思想来治理国家，屡次上书却不得重用。后沦落秦国，被李斯等诬陷，死于秦国。“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太史公深为之叹，并在此传中记载《说难》全文。
太史公把属于不同思想学派的四人置于一传，可以说是以其独到的眼光看到了他们内在的强大的联系，气势恢弘。
从历史上来看，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过渡的大变革时代。在生产力发展和奴隶起义、奴隶斗争的推动下，新兴地主阶级向没落奴隶主阶级展开斗争。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建立和巩固新兴的封建制、解放生产力，还是维护和挽救腐朽没落的奴隶制。阶级斗争所带来的尖锐问题摆在每个阶层面前，迫使他们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看法。于是出现了纷繁的、对立的思潮和流派，展开激烈的论战，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道家是这其中反映没落奴隶主阶级仪式形态的一个唯心主义学派。以老、庄为代表的旧奴隶主阶层选择了消极应对，发展唯心主义思想，幻想回到过去。这种与生产力进步，社会历史发展相违背的愿望当然不可能得到实现。但是道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久远，后来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多少吸收了老子的思想，有的还进行了积极的改造，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都很大。
法家是这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一个学派，是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长期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申不害在韩国，慎到在齐国，商鞅在秦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法，为法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韩非顺应历史潮流，进一步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变法经验，把“法”，“术”，“势”结合起来，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提供了较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在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虽说战火频繁，但各国为了取得胜利而努力增强国力，生产力迅猛发展。农业科技的进步带来意识形态的进步，他们的思想中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思想，可是说是我国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也实际世界上最早出现朴素唯物主义的时代。
再从司马迁写这篇文章的历史时期来看，汉武帝时期，汉朝刚步入中期。
汉初，因为承春秋战国以来四百多年混乱，社会残破，民生凋敝，人民的财产及精力早已消耗殆尽，举国上下都需要喘息的机会。汉朝国家初定，深感秦因暴政而失国，所以力求清静无为。老庄思想的“无为而治”恰好适合当时情势的需要，于是汉初统治者实行“予民休息”的政策，文、景两帝都提倡黄老精神，一直到武帝时的名臣汲黯，都是黄老的信徒。在当时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曾对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武帝以后，渐崇儒家，但由于统治者追求长生不老，重视养性修身，道家思想中的返本归真又受到重视。
司马迁生活在黄老盛行的环境中，当然也受到了很好的黄老思想的教育，对他完成这篇文章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道家和法家作为两个立场完全对立的学派，他们的代表人物被太史公合为一传，表现了他非凡的历史功底，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家之一。
但是从今天的研究成果来看，太史公之言也有写偏颇之处。
庄子虽然是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但更重要的是对老子思想的发展。他发展了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打破了传统的束缚，宣告了一系列曾被认为是永恒真理的东西不过是相对的、处于变化之中的东西。这对于中国哲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庄子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等合理因素多为历史上的进步思想家所吸收，也曾成为后来一些进步社会力量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主的思想来源之一。
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治国思想在当时有积极的作用。但他始终还是一个维护剥削阶级和巩固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政治家。对于劳动人民，他主张“严刑重罚”，过分强调暴力、斗争和对立，为了统治而极端残酷地对待百姓。他的思想给中国这么多年的封建统治下的人民带去了多少痛苦。
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司马迁能比较精要地纪录到家和法家的思想，看到他们中间存在的联系，点出其思想本源，并且为后人留下了如此珍贵的研究资料，现在看来都是很了不起的。这篇文章行文流畅，气势滂沱，也可以说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当之无愧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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