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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来源、 核心内涵及对青岛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为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走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逻辑思路。从人与自然双向互动的关系型思维出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剖析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生态法律的约束性与生态环保意识的自律性、生态需求与物质需求、生态殖民主义与生态共赢理念之间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进行创新性发展，为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传统文化渊源及实践根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生态思想为其提供了文化基因传承的土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探索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包含丰富的生态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理论依据，习近平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互为一体的生态理念一脉相承。“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61 人类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获取都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就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的生命不至于死亡而必须与之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场所。习近平在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就是共生的统一体”，这正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互为一体”思想的继承。“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519“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1]187 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离开了自然界，人类将无法生存;另一方面，人类生产活动的限度深刻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恩格斯曾经告诫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危害，习近平有同样的论述：“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3]360 当人类合理利用自然时，自然界会慷慨回报人类，而当人类无节制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是无情的，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传统文化渊源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丰富的生态思想，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中国传统文化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成了中国传统生态观的主基调。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讲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儒、道两家的思想都体现了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态理念。首先，儒家的和谐思想蕴含天人万物融为一体的生态理念，尊重自然、兼爱万物、遵循自然规律是其重要的思想内容。其次，道家明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理念，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其朴素的生态思想，充分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应当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习近平在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大量引经据典，比如引用《庄子 · 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荀子 · 天论》中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样以成”，以及《吕氏春秋》中的“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等，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谐共生的关系，包含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意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生态理念“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实践根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在社会各领域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我国生产力水平逐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方面。不可否认，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举世瞩目，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日益暴露出严重的环境问题。由此，党的十八大作出重大决定，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习近平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4]3 良好生态环境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前提，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5]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再是“温饱需求的满足”，而是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提升。正是因为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提出了一套科学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成为我国经济转型、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突破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对当今中国生态现状进行探索的经验概括，也是对习近平多年来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总结。习近平从带领梁家河村发展循环经济、在河北正定发展生态立体农业、在福建谋划生态城市建设到绿色浙江建设、上海生态农业建设，他一直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实践中探索，这些丰富的探索活动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实践根基。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及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继承与创新，其核心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即生态生存观、生态发展观、生态民生观、生态法治观、生态共赢观，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生态生存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依据，生态发展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物质基础，生态法治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保障，生态民生观、生态共赢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归宿。
（一）以“生命共同体”为哲学依据的生态生存观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生存理念。“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竭、失之难续。”[6]544 和谐共生的生态生存观蕴含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价值导向，为研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平衡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视角。从“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主客体关系型思维出发，强调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相互转化过程，突破了西方近代形成的“人类主体”论和“自然主体”论这两种单向认知模式的局限性。这两种片面的认识方式造成了对自然界要么是“竭泽而渔”式的开采，要么是原生态式的盲目保护。殊不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要求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是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到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6]525 自然是生命之源，构建人与自然的双向良性互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发展史就是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共生、共荣、共享的演进史。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3]361，“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6]394。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必须以自然界的承载力为界限，不能打破自然界自我更新和自我净化的能力;破坏生态环境，无异于人类自虐。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要求我们用系统论的观点看待自然界的发展变化。“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3]363 自然界的良性循环是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是一种静态的共生，而是一种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共生;不是一种暂时的当下的共生，而是一种长远的历史的共生;不是一种片面的只为经济效益的共生，而是一种全面的系统的和谐性共生。”[7]人类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和自然和谐共处，保护自然环境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保护人类现在和未来的生存环境。
（二）以“发展经济与生态保护共赢”为物质基础的生态发展观 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两者之间孰轻孰重，如何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在以“人类为主体”或“自然为主体”单向认识论的主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么陷入经济发展、生态严重污染的误区，要么陷入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窘迫的困境。
针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的两难选择，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生态发展观，不同于西方国家走过的要么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要么片面重视生态保护的老路，开创了一条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新
路。绿色发展观辩证看待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共赢。首先，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有对立的一面，只要发展经济，肯定会消耗自然资源，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及廢弃物的排放肯定会影响生态环境。其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又具有统一的一面。自然资源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生态价值，要发挥自然生态资本的保值增值优势，在保护自然生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关键就是把握人类的实践活动尺度，人类的经济活动应限制在自然可承受的幅度内，形成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张力，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习近平指出：“要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3]362 坚持绿色生态发展理念就是要遵循生态系统运行的规律，在确保自然资源再生能力的前提下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共赢。“国家可以根据财力和粮食供求状况，重点在地下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开展试点，安排一定面积的耕地用于休耕，对休耕农民给予必要的粮食或现金补助。”[6]390 以上举措表明，耕种粮食的面积应根据土地的承受力合理规划，对土地资源的使用要控制在它本身可持续更新、恢复的限度以内，避免高污染、低产出的开发模式，只有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环保的均衡，才有可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
（三）以“生态制度的约束性和环保意识的自律性”为保障的生态法治观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法治观，强调制度和法治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强制约束性，具有强大的威慑力，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习近平非常重视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要完善法律体系，以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4]110。制度建设作为一种静态的规范，具有管根本、管长远的效用，制度的落实需要法治为它保驾护航，充分发挥生态法治对生态制度的正向促进作用。“要严格用制度管权治吏、护蓝增绿，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保证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效。”[3]363-364 实施严格的生态法治观是对过去执法不严的有力回应，表明了党中央惩治破环生态环境行为的力度和决心。自然界的环境承载力是有限的，废弃物的降解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因此，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自然界具有自我更新、自我净化能力的范围以内，形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交换的良性循环，为生态系统的平衡提供可靠的保障。制度的执行需要法治来落实，加强生态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明确不同层次主体开发、使用自然资源的责、权、利关系，设定开发自然资源的底线，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实行付费原则，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要实施补偿。
加强生态法治建设，除了依靠生态法律制度的硬性约束之外，提高民众环保意识的自律性也非常重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开展全民绿色行动，为生态环境保护作出贡献。”[3]362-363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由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和无节制的消费行为引起的，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强化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6]396 加强生态法治建设，应提倡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广泛开展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出行、绿色社区创建活动，提升民众环保意识的自律性。
（四）以追求“良好生态环境就是普惠民生福祉”为价值归宿的生态民生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性，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要体现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生态文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严重威胁老百姓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大大降低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一定要吸取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污染方面的教训，践行生态保护优先，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理念，密切关注老百姓的生态需求和生活质量的提升。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满足人民对生态、环保的需求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价值导向。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态环境不仅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使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增进人民福祉的公共产品，回应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诉求，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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