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共和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难免在一些习惯思维、做事方法上，带有封建社会的印记。诸如长期存在的“文件治国”现象，不仅是封建陋习，更是一种“人治情结”，骨子里与建设法治中国目标背道而驰。
建设法治中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需要各级领导和各级政府做出表率，付诸实践。有法必依，才能区分法治思维和“人治思维”。有法律规定的，法律有明确规定的，领导就不能再做批示，政府就不能再发文件；此时，如果领导再做批示，政府再发文件，尤其是发“跟法律冲突的文件”，可能就会传递出一种错误信号：领导嘴上说的“依法治国”只是说说而已，骨子里还是喜欢“人治”。其实，这对依法治国是一个最大的伤害。
如何建设法治社会，现在行政机关都在做权力清单，“权力清单从哪儿来？法律授予的”。这就是：“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不信权力，只信法律，应该成为政府工作的新常态。领导“批示”越来越少，“红头文件”越来越少，法律才会被信仰，法治中国建设才会更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