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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国家统一，国力强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唐代铜镜也随着大唐盛世的脚步迈向了中国铜镜铸造发展史的巅峰。在造型上唐代铜镜突破了自铜镜诞生以来以圆形为主的形制，创新出菱形、葵花形、亚字形等多种形制；装饰构图清新自然、华丽流畅；特别是铸造工艺上，高浮雕技法和特种工艺的运用，超越了历代铜镜的制作技术，成就了中国铜镜发展史上无法企及的高度。
一、淮南馆藏铜镜的来源及历史背景
淮南地区在隋唐时期迎来了本地区有史以来的经济、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创烧于南北朝中晚期的寿州窑，在盛唐时烧制出了令人喜爱的黄釉产品，使其在四百多年间的烧造历史中达到了顶峰。便利的淮河水道将一船船的寿州窑瓷器运往各地，也将各地的优秀文化产品带回，淮河两岸一时之间成为南北商贸的集散地。在淮南地区发现的唐代墓葬中常见唐镜和寿州窑瓷器伴出的现象，热烈喜人的黄釉瓷器与熠熠生辉泛着银光的唐镜交相辉映，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昭示了大唐盛世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市域境内发现了一批唐代墓葬，主要分布在东部和西部。东部地区的唐代墓葬与当地的寿州窑窑工关系密切，墓葬一般在窑址附近，发现的唐镜多与寿州窑瓷器伴出。1957年在淮南市田家庵区黑泥乡(现安城镇)发现的一座砖室墓中，出土了9件铜器、3件银器和1件寿州窑瓷壶。其中折枝花镜(图一、图二)有一件直径21.7厘米，缘厚0.5厘米，镜钮边环饰三朵小折枝花，间以三只飞跃的小鸟，主区饰两种大折枝花各三朵，相问环绕。镜面布局饱满，十分华丽，一派茂盛景象，是一面盛唐时期铜镜的代表作。同墓出土的寿州窑黄釉翻唇口瓷壶，通高39.4厘米，腹径27.5厘米，厚唇外卷，溜肩，鼓腹，肩上饰四个双股系，施黄釉至腹下。此墓出土的唐镜与寿州窑瓷器相互印证，反映出在盛唐时期寿州窑黄釉瓷器同折枝花铜镜一样，受到当时人们的喜爱并随葬其墓中。
西部因与寿州治所相近，墓葬等级较高一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淮南市谢家集区唐山乡姜郢孜村发现了邓国太妃崔氏墓。该墓为高等级的大型砖室墓，有4个耳室，出土了包括铜镜和唐三彩在内的一大批珍贵文物。因处于“文革”动乱时期，大量出土文物流失。现馆藏中仅存其墓志，上合隶书“唐邓国太妃崔氏墓志”现仍清晰可辨。据考证，邓国太妃崔氏即唐太宗李世民第十七子李元裕的太妃，李元裕于贞观十一年(637年)改封邓王，其妃崔氏名角圭，字叔质，博陵安平人。除该墓外，淮南及邻近的寿县一带也分布有较多的唐代墓葬。
淮南馆藏的唐镜，主要来源于本地考古发掘墓葬获得，另有少部分是通过征集或打击盗墓时收缴所得。
二、淮南馆藏唐镜分析
淮南馆藏有淮南地区发现的唐代铜镜数十面。形制有圆形、菱花形、葵花形等，装饰纹样包括瑞兽纹、瑞兽葡萄纹、瑞兽鸾鸟纹、禽鸟纹、盘龙纹、双鸾衔绶纹、交枝花鸟纹、折枝花纹、宝相花纹等，皆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五月五日铭花卉镜(图三)，是淮南地区发现的时代较早的唐镜。缠枝花作主题纹饰，以镜钮为圆心，六朵蔓枝小花缠绕其问，是唐代铜镜发展史上的转型之作。其镜上的分区、布局以及镜缘的处理还保留了魏晋以来的诸多特征。五月五日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白居易在《新乐府·百炼镜》中写道：“百炼镜，熔范非常规，日辰所处灵且祗，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午时。琼粉金膏磨莹己，化为一片秋潭水……”，说明这一时辰是唐人开模铸镜的良辰吉日，取其“火月火日火时”之意，另见同期的镜铭中还有“五月五日午时”铭神镜，都是认为此日阳气最盛，可驱邪祟，传达的是道家五行思维观念在唐代的盛行。
淮南地区发现的唐镜中，以花卉纹类镜和瑞兽禽鸟镜居多。花卉图案是整个唐代装饰纹样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唐代人热爱生活、享受太平盛世的真实反映。其中的宝相花镜始出现于隋代，有浓郁的佛教色彩，到唐代时十分盛行，并将其造型、组合发展到极致。淮南发现的花卉类镜中有交枝花鸟镜、四花枝镜、六花枝镜、散点宝相花镜(图四、图五)等。淮南馆藏的7面花枝类铜镜的装饰造型均枝繁叶茂，布局上舒展自如，纹饰生动饱满。有的在大花中间以小花朵或飞跃的小鸟，构成一幅幅美丽的画面。
唐代铜镜纹饰常见的瑞兽禽鸟主要有：狻猊(狮子)、麒麟、龙凤、孔雀、仙鹤、鸳鸯、鹦鹉等，其中一些是传统纹样，如龙纹。一些是从国外传入并加以改造的新式纹样，如狮子与葡萄纹等。保存较为完好的14面瑞兽禽鸟类铜镜，装饰纹样有双鸾瑞兽、双鸾双鸟、双鸾飞鸟云纹、瑞兽纹、瑞兽葡萄纹，镜面的形制有圆形、菱形、葵形等。
1960年淮南市唐山公社出土的双鸾双瑞兽铜镜(图六)，镜面主区纹饰呈四方布局。下部瑞兽为狻猊(狮子)，上部瑞兽与下部瑞兽看似相像，但其头上有一角，似为独角兽。二瑞兽右向飞奔，双鸾面对镜钮做振翅状。镜面纹饰布置十分均匀美观，瑞兽形体硕壮，应为唐高宗至德宗时期制镜高峰时期的作品。2010年9月，淮南市谢家集公安分局移交的八出菱花形双鸾双瑞兽镜(图七)，是此类镜中的代表作品。八出菱花廓内饰如意形小花朵或小蜂蝶，相间排列，环绕镜缘，主区纹饰以双鸾双瑞兽间以小折枝花，绕硕大伏兽钮布置，镜面布局错落有致、繁而不乱，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镜中的鸾鸟与折枝花表达的正是白居易诗中所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动景象。
瑞兽葡萄镜(图八)，又作海兽葡萄镜，它的产生与三世纪中叶在波斯萨珊王朝兴起的摩尼教有关。摩尼教，又称明教、明尊教，是波斯人摩尼在拜火教的理论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佛教等教义创立的一个世界性宗教。主张善与恶的二元论，认为宇宙间充满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海兽与葡萄在摩尼教中被视为力量的象征，瑞兽代表武士，葡萄则被演化赋予为多子的象征。在唐武则天时摩尼教传入中国，有文献记载摩尼教徒觐见女皇，武则天喜好其说，令其留京授经，而在敦煌也曾发现其教经残卷。2011年2月17日《光明日报》刊载了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唐代写本《摩尼教经》，这是国内首次的唯一一件汉文摩尼教经典。此后，葡萄和瑞兽这种纹饰在唐镜中很快被广泛应用，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唐镜风格，推动唐镜达到了中国铜镜史的顶峰。瑞兽葡萄镜纹饰繁缛神秘，雍容富丽，又有“多谜之镜”一说。淮南发现的瑞兽葡萄镜，以瑞兽和葡萄蔓枝构成主区纹饰，内区四只瑞兽呈伏卧状，外区绕以葡萄蔓枝叶、果实、飞禽相间，镜缘内有一周小联珠纹为栏，镜面装饰富丽饱满。两面葡萄纹镜虽有锈蚀，但仍能窥见此类铜镜的艺术特色。
龙纹镜(图九)，又称单龙镜，这种纹饰在战国、汉代时期已经出现在镜背装饰中，汉代螭龙以双线勾勒，属平面图案式造型，魏晋时龙纹开始凸起，到唐代时，龙的身躯造型已高高隆起，成为十分具象的写实形象。这种盘曲飞腾的龙，古人称之为盘龙。李白有“美人赠此盘龙之宝镜，烛我金缕之罗衣。”的诗句，就明确称其为盘龙镜，在当时此镜还有“天子镜”的称呼，较盘龙镜的称呼更为普遍。淮南发现的这面盘龙镜，葵形，纹饰不分区，一条腾空的龙绕钮作“C”形盘曲，回首，张口，露牙，大口作吞珠之状。龙体伸肢露爪，鳞片满身，精健强壮，神态轩昂，四周云纹缭绕，灵活飞动。纹饰造型敦实，刻画精细，气势夺人，显示出唐代铜镜制造的高超技艺。
两面双鸾衔绶镜(图十、图十一)，纹饰布局十分洗练，其中尺寸稍小的一面铜镜上仅饰两只跃动的鸾鸟，没有任何花枝陪衬，使主题更加突出，这种简约的风格比较少见。鸾鸟，实为鹦鹉，早在商代时鹦鹉的形象已出现在玉饰上，北魏敦煌壁画中有此类图案，但用作为纹饰主题，只在唐代时流行。在唐代人的心目中，鹦鹉能言，有忠贞和长寿之美意，自唐代贞观年间开始，安南(今越南)等国不断进贡鹦鹉，白居易有“安南远进红鹦鹉，色似桃花语似人”句，反映出唐人对鹦鹉的喜爱。《中国铜镜图典》收录有1956年陕西西安唐天宝四年(745年)墓出土的双鸾衔绶镜，与淮南馆藏这面尺寸稍小的十分相似，可知这类铜镜主要流行在中唐时期。
三、对淮南馆藏唐镜的认识
1、与先唐铜镜比较，此期铜镜数量减少。
唐代早期铜镜发现较少，应该与本地区的经济与商贸活动较少有关，晚唐时期的铜镜也不多见，唯中唐时期流行的铜镜发现较多，这一方面可能与盛唐时期的大环境相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期寿州窑达到鼎盛时期，烧制出的黄釉瓷器独具特色，为周边民众所喜爱，成为唐代六大名窑之一，带动了本地经济贸易的发展，增强了与其他地区的交流。虽然淮南市博物馆收藏的唐镜总量不多，质量一般，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淮南地区唐代社会经济面貌。
2、铜镜总体品质一般，为用于商业贸易一般的铜镜，无特殊工艺的铜镜精品。
淮南地区发现的唐镜，没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各种流行式样与南北方同期铜镜差距不大，这可能是自汉代以后，淮南己失去了作为淮河中下游重要的区域性城市的地位所致，所发现的铜镜均为一般商业贸易品，少见高等级、有特殊工艺技术的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