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在寻找跟自己的生活和内心需求最吻合的那些书。所以有人说，要了解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只要看他的书房就够了。”
2012年1月11日，作家祝勇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他出版了两本关于辛亥的书：《辛亥年》和《血朝廷》。但这次和他以往接受的采访不太一样，话题主要是他去年的读书情况，而非写作。当然，这二者之间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联系。
年读书单
望东方周刊》：2011年你读了哪些你认为有价值的书？
祝勇：学术和历史书读得比较多，文学书读得比较少。
印象比较深的是金观涛新出的一套学术作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持续2000多年，很有思想性的一本书，叫《兴盛与危机》，这本书特别好。这本书原来是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2006年我在美国时看到这本书，印象特别深。去年法律出版社出了简体字版，我就买了一本。这本书现在是学术界、思想界少有的思想性特别强的书。
另外读了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和三联书店出的北大陈来先生的一套学术著作集。还读了一些历史方面的书。回忆录也读得比较多，包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出的史景迁写的《太平天国》、《王室之死》等。
因为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自己写了一本《辛亥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一直在排行榜上。我去年还出版了一本献给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长篇小说《血朝廷》。这几年历史方面的书读得比较多，其中也有大量辛亥革命的史料。
《望东方周刊》：这些书对你的生活和写作有没有影响？
祝勇：这些书本身没有对我产生什么直接的作用和影响，比如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但我觉得这些书是我读书的一个盲点，有些东西自己不是特别明白。虽然对先秦诸子有一定的了解，对明清的学术也有一点了解，但对宋明理学的了解就非常少，不知道它的历史地位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人都做了些什么事。读这些书填补了自己的知识空白，因为自己有些东西不懂，读起来就很新鲜，觉得特别有意思。
像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能够引起我们去思考很多司空见惯的历史现象。原来通常以为就是约定俗成的，不去做深入的思考，但里面有很多问题。读这些书并不直接有用，比如可以用来写点什么东西，并不是这样，但它可以完善我们的知识结构，所以我读起来津津有味。我现在读这些学术著作，丝丝入扣，比看小说还要有意思。
阅读史景迁、孔飞力的启发
望东方周刊》：对你写《辛亥年》和《血朝廷》也没有影响吗？
祝勇：很难说哪一本书有很具体的影响，实际上读书对写作的影响就是一个长期阅读、积累，慢慢发酵、领悟的过程。不是说读了哪本书突然一下子就有什么领悟，并不是这么直接为我所用。
比如说，我写《辛亥年》，实际上在写作过程中也受到了西方一些汉学家的影响，比如史景迁的作品。《辛亥年》是写历史的一本著作，不算是文学性很强的著作。中国人写历史著作，容易陷入八股文的形式，比如辛苦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政治经济情况，然后怎么成立的革命组织，不太会有板有眼地讲故事。其实史学著作也要引人入胜，也要讲故事，在这方面史景迁就是大师。他的那些作品非常引人入胜，比如《王氏之死》透过一个不知名的普通中国妇女之死来剖析整个中国社会，这种方法让我们就觉得特别新鲜。美国有位汉学家孔飞力，他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一本历史学著作，视角很独特，牵连出的问题特别多。这种研究和描述历史的方法，对我的写作有影响。
我比较喜欢这种写法，不太喜欢八股文和一二三四的写法，要带着问题进入历史。一些中国学者写历史书，经常是带着结论进入历史，就是說在进入历史空间之前，都已经先入为主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带着问题进入历史更好，这样在叙述过程中就非常有悬念。
我写《辛亥年》更多是从社会学和社会转型的角度，中国怎么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而不是简简单单的革命者和封建王朝的斗争，这样视野一下就扩大了。服饰、风俗、思想、文化的变化，包括城市的变化，都纳入进来，空间一下就打开了，我们看历史的视角就变了，把自己给解放一下。
好书必须自己去发现
望东方周刊》：你既要写作，还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但你又读这么多书，怎么做到的？
祝勇：我家里书特别多，我曾经想不买书了，而且也有很多书都没有看，能够把家里的书看完就行了，但是看到这些新出来的好书，还是想看、想买，书越买越多，但的确有看不过来的问题。
我看书，不是一本书从头到尾看完，再看另一本，很多书都是交叉看的。比如一本书看了一部分，会觉得疲倦，那明天就可能不看这本书，去看另一本，那本书会引起你的兴趣。等那本书看得疲倦了，就再换一本，实际上很多书都是采用这样一种交叉的方式慢慢看完的。
我的茶几和床头上到处都是书。不必把看书当成是一个很严肃的功课，比如一两个小时必须看多少页、几天看一本书，不必这样。随手翻，拿起一本书就看，看完夹个条就放在那里。这样慢慢积累就会看很多书，很随意，就觉得不累。我觉得应该把看书融入自己的生活，不是一门功课，就跟看电视一样，很随便、很轻松的一件事。靠在沙发那里，可以拿起一本书看一下。
我还有一点特殊，我不开车，出门的时候挎包里永远背着一本书。出门之前会想一下带哪本书，当然不要太重、太厚的，要稍微轻便的。在地铁里一坐就是一个小时或者40分钟。在地铁里很无聊，地铁的人都很茫然，都在那里一站一站熬时间。捧一本书，时间就过得很快，无形中就会看很多书。
放一本书在包里，心里就会踏实，就不觉得浪费时间。比如有时约一个人谈事，在咖啡馆、三联书店或餐馆，如果这个人迟到，因为北京经常堵车，迟到一个小时你会非常焦虑，因为你觉得自己的时间被别人侵犯了，但如果包里有一本书，你就不会焦虑，等人的时间可以看书。
《望东方周刊》：你觉得怎样才能找到一本真正的好书？
祝勇：现在好书还是很多的，因为经常有人——特别是普通读者——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或者认为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好书，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好书还是非常多，层出不穷，写得好的人也很多。可能普通读者很难去发现，无所适从。但好书必须自己去发现，别人是没办法去代劳的。
怎么发现好书呢？你只有读的书多了，你才能自己去发现，这是必须自己来完成的一个过程。你读的书多了，你才知道你想要什么书。到书店以后，你就会对好的书非常敏感，这种对好书的敏感是你通过读书培养起来的，不是别人告诉你的。是一个培养自己对书的敏感然后去主动发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