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隐喻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其实，隐喻式思维方式源于中国，与西方推理式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并对语言研究的发展起着重大影响。
关键词：隐喻，思维，语言
1.0引言
印欧语系以概念、判断、推理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可以称为推理性思维，而隐喻式思维则可以称为直觉性思维。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各有自己的用武之地，需要防止把某一种认识方法过高地评价为唯一可能的方法。就语言研究来说，推理式思维方式擅长于语法分析，而隐喻式的思维方式擅长于语义研究。如何将两种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对语言进行深层次的研究，突破语义与语法的壁垒分明的界限，这也许是今后语言研究需要解决的一项重大任务。
2.0 隐喻式思维方式
随着语言研究的发展，西方兴起了一种认知语言学的思潮，隐喻是其中的核心思想。它的含义比早期语义研究中的隐喻宽泛，只要是通过联想建立两类事物之间的联系，用类比的方法用B去说明A的性质和特点，都可以叫做隐喻。隐喻所表述的方式不是“A是B”，而是“A犹如B”。所以，隐喻的实质不在于语言，而在于人们如何利用这一个领域的概念去说明另一个领域的概念，富有强烈的主观性。G.Lakoff认为隐喻首先是一种思维现象，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隐喻，语言隐喻实际上都只不过是思维隐喻的外在表现。人类通过进化而获得一些基本范畴，例如上下、内外，等等，然后通过隐喻，应用基本范畴于抽象概念而获得其他范畴，而这决定于文化、经验、物质环境等，所以不同民族的概念系统可能不同。
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把隐喻看成为一种世界观。克里斯托尔在《现代语言学词典》中干脆将metaphor归入cognitive metaphor（认知隐喻）条，并做出如下的解释：指一种隐喻理论，认为隐喻在人类语言和认知中起必不可缺的作用，各种形式的语言活动，包括日常会话，都是通过隐喻来体现世界观的。这种理论因此与隐喻的传统理论大相径庭，后者区分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只关注隐喻的修辞和文学语境，因此在为语法和语义结构做出全面的语言学解释方面被认为不起多大作用。隐喻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思维方式。语义的生成基于这种隐喻式的思维方式，和与以种属关系为基础的演绎、推导无关。
隐喻问题的研究现在已引起国内一些学者的重视，其实，隐喻式思维方式的基地不在西方，而在我们中国。汉语的思维方式是隐喻式的。现代语言学的思潮已经表明，语言研究的发展方向已明显地向语义倾斜，如果说，自《马氏文通》以来的百余年，中国现代语言学是集中精力学习西方的语法学，那么今后应在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思潮中，我们需要向西方介绍我们隐喻性的思维方式，以弥补西方语言理论的某些不足，尽可能实现两种思维方式的交融。
3.0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方式与特定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因而不同的民族是不一样的。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通过它的哲学理论反映出来，因而不同语言社团思维方式的差异自然会与不同的哲学理论相联系。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哲学家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冯友兰认为这种差异大致表现在：其一，概念形成的途径，中国哲学是用直觉的方法获得的，而西方哲学是用假设的方法获得的。其二，以“假设的概念”为出发点的西方哲学用演绎推理的方法进行论证，使用的语言严密而明确，发展出数学和数理推理等自然科学；而中国的哲学以“直觉的概念”为出发点，不用演绎推理的概念，而使用比喻例证的方法，所用的语言富于暗示，言简意丰，点到为止。
推理和直觉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推理式的思维以假设形成的概念为基础，从已知的判断（前提）推出新判断（结论），用演绎论证的方法表述这一推理的过程。汉语的直觉性的思维方式就是上面所说的隐喻式思维，它是用联想、体悟的方式挖掘并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用比喻例证的方法来认识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借此喻彼，说明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如用公式表示，可表之以“A犹如B”。
推理式的思维公式表为“A是B”，而隐喻式思维的公式缺乏严格的“A是B”的结构，而以“A犹如B”那样的公式进行“比类取象”和“援物比类”。这两个公式有很大的区别。第一，“A是B”中的A与B必须是同质的，由“是”表达，而“A犹如B”中的A与B不受同质、异质的限制，只要说话人能在两个“点”之间通过体悟的方法建立起联想关系，就能用比喻例证的方法表达说话人对事物的性质和特点的理解。例如“形”与“神”，范缜的《神灭论》将其比做“刃”与“利（锋利）”，说：“形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范缜将“形”比喻为“刃”、“神”比喻为“利（锋利）”，就客观现象的性质来说，不管是“形”与“刃”，还是“神”与“利”它们都不属于同类性质的现象，相互间没有什么联系，但说话人可以将它们联系起来进行比喻例证，说明“形”与“神”的关系。这是比喻例证的思维方式与推理式思维的一个重要区别。第二，“A是B”的A与B是概念体系上的一种“种”与“属”，相互呈上下位概念的关系，而“A犹如B”的A与B不必局限于事物之间的种属关系，也不一定是对某种特定外延的事物的性质进行抽象和判断，而完全是通过直觉的妙悟、体悟的方法，在横向的联想和比喻例证中表达对事物性质、特点的认识。简言之，就是：“A是B”是客观的论证，演绎“是”的必然性，而“A犹如B”的“犹如”说的是可能性，在若干种可能的联系中选择其中的一种，突出主观性的例证。在思维过程中强调的是客观还是主观，这就是两种思维方式各自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集中表现。
4.0 思维方式的差异对文学语言的影响
思维方式的差异给语法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汉语的字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相当于印欧语的词，印欧语的sentence的概念很明确，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谓结构就是一个句子。汉语由于没有严格地与判断相对应思维单位，因而“句”的概念很模糊，很难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果找一段没有标点的文字让十个人标点找句子，很可能是一个人一个样，找出来的句子不会完全相同。由于此，传统有所谓句与读之分，因而汉语也没有与印欧语sentence相当的结构单位。究其原因，就是由于两个语系的思维方式不一样，“A犹如B”的思维方式中没有严格地与判断、推理相对应的结构单位，其语句的结构形式及其性质、特点自然不可能与以“A是B”的公式为基础的sentence一样。这决定了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以字为 基础，一层层扩展，生成语句，没有如印欧语那样的词类划分与以“主语—谓语”结构框架为基础的句子结构成分的对应性要求。汉语中“句子”这一概念含义之所以模糊，原因也在于此。这是汉语结构的特点，不能用印欧语语法理论来衡量汉语语法结构的短长。总之，上述结构中的线性与非线性、连续与非连续、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汉语理论研究的一个有待开发的重要领域。
中西思维方式的重大差异扎根于语言结构的差异，而由此形成的思维理论则又成为语法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印欧语和汉语的语法结构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总的特点是，印欧语突出以形态变化为标志的形式语法，而汉语突出的是语义，因而我们将印欧语称为形态型语言，将汉语称为语义型语言。两种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的差异直接与这种不同类型的语法结构相联系。
参考文献：
[1]冯友兰，1948，《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克里斯特尔，1997，《现代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
[3]塞尔，1979，《隐喻》，见马蒂尼奇编集于1985年的《语言哲学》，商务印书馆，1998。
[4]叶蜚声，1982，《雷科夫、菲尔摩教授谈美国语言学问题》，《国外语言学》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