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万里这个名字在陶瓷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中国田野考古的先驱、陶瓷界公认的泰斗，被海外陶瓷研究界誉为“中国古陶瓷之父”。陈万里（1892-1969年），苏州人，名鹏，万里是他的字，取“鹏程万里”的意思。他一向以字行，本名反而鲜为人知。陈万里虽非考古科班出身，但多方面的学养及异乎常人的悟性，使他成为我国自觉运用科学方法从事陶瓷考古的开山之人。
发现龙泉越窑青瓷
前人研究瓷器，大都是从文献到文献，不太注重野外考察。陈万里与他们不同，他是一位热情的探寻者。他走出书斋，在龙泉和上林湖艰苦搜寻，并在龙泉大窑村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察报告《瓷器与浙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也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南宋庄季裕的《鸡肋篇》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王所供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陈万里认为任何一种古代瓷器，都要从文献、实物以及窑址三方面找到对应的认定关系才行。他在1928年5月的日记中指出：“民国（1928年）十七年夏，余以视察旧处属各县地方政务南行，其初也，即以龙泉青瓷之见于载籍者，摘录若干则置之行箧，为便中实地调查时参考。最近旧瓷碎片之成箱装运外邦者尤多，夫在清初已有‘李唐越器世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之叹，而运会所至，乃有今日之发现。顾出土器物虽丰富，国人茫然视之，竟不以为宝也。因此发愤，愿以视察余暇，从事勘查，勘查之后，试记大概，以唤起国人之注意，自问固谫陋，亦不暇计矣。”
1935年，陈万里去余姚上林湖考察，目的是为了寻觅青瓷中最佳者—秘色瓷。唐代秘色瓷的诞生，将越窑青瓷艺术推向完美的境地。唐朝茶圣陆羽经过多年考察后，将越窑位列榜首，称其为“类玉类冰”。可是，人们在传世文物中从未见到过秘色瓷的实物。唐灭后，拥有江浙十三州之地的吴越国王钱镠出于政治需要，制定了“事奉中原，岁岁朝贡”的政策，这样，利用上林湖精良的制瓷技术烧造的秘色器，除供自己享用外，还作为结交中原称臣纳贡之物品。
1935年5月15日，陈万里在《余姚上林湖访古记》中记载：本日午前在甬参加夏季卫生运动大会以后赶往上林湖。“湖水清澈见底，浅处有芦草，微风拂之，荡漾有致。黄花小草，亦随处可以见到，风景之佳，实不让杭州西子湖也。四围山色葱翠可爱，低诵陆龟蒙‘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句，翘首南望，早已神驰于湖西村矣。自薤云亭南行折东几穿湖而过……居民均业砖窑，殆为千数百年由制瓷而转为制砖欤！”这是陈万里初到上林湖越窑的印象，文字清新活泼，对国家文物保护的忧患意识贯穿于著作之中，读之令人肃然起敬。
尔后，陈万里多次来浙江寻找秘色瓷，他想，如果“秘色越器”指的是“秘色瓷”，浙江就是越窑的产地。陈万里下定决心一处一处地找。当大多数对考古感兴趣的国人还停留在纸上谈兵时，30岁的陈万里已经迈出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步。一个时代过去了，陈万里的努力没有白费，经过反复调查、对比、走访，考古界达成了共识：浙江余姚、上虞、慈溪一带的“上林湖”，就是越窑秘色瓷的中心窑址，这里正是陈万里第一次考察越窑的地方。
哥窑寻踪煞费苦心
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是中国陶瓷史上最富争议的一种奇特瓷器，长期以来关于哥窑的记载，广泛存在于十多种文献之中。故宫的哥窑器物，是否真的在800年前的宋代就存在？民国初年，龙泉发生盗掘古窑之风，再次引起人们寻找哥窑的兴趣。
哥窑瓷片，金丝铁线，紫口铁足，厚釉薄胎，如同夹心饼干。最早记载哥窑的是明嘉靖年间上海人陆深，他在《春风堂随笔》中云∶“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大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大窑村里有窑神庙，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定祭拜。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还会走乡串户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
当年陈万里发现龙泉窑时，在考察报告中多次写到了溪口窑。1938年9月，陈万里第二次赴溪口调查，认为此处系古代龙泉烧瓷精华所在。他在笔记中指出：“溪口大麻之有窑，原为典籍所不载，我于民国二十三年发现以后，曾将所获碎片与同好者商讨，并于浙江文献展览会上陈列之，于是湖滨骨董贾客，始知大麻二字，其黠者因此遂能道及溪口大麻，历历如数家珍。”陈万里认为：“墩头作品中，颇多仿自铜器之式样，其为沿袭两宋官窑之作风，昭然可见，此实为龙泉造瓷中之黄金时代。”溪口黑胎青瓷无论是产品种类、器形设计、工艺特色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均受到北宋中原诸多名窑的影响，其中以汝窑为最深，可以说是北宋汝窑青瓷在龙泉的延续。
1941年9月19日，陈万里在日记上写道：“此次来龙，曾听某贾（指古董商人）说龙泉古窑址出来黑胎物品，到了上海，专销几位研究古瓷的外国人，就说是杭州乌龟山出来的东西，并且说得煞有介事，哪一处地方出土，出土的情形是怎样，当然还要编造一串假事实，于是一件龙泉黑胎物就可以冒牌卖出一个高价。事情既然是这样，所以龙泉的黑胎，虽说是有了这样的幸运，其实可惜了龙泉的真价值，而竟戴上了毫不相干的乌龟山官窑的高帽子。”
陈万里当年无法确定哥窑产地的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各地的古董商发现龙泉窑址后，使遗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据一些老农回忆，当时中外古董商纷至沓来，云集溪口一带，雇用当地农民对窑址进行大肆挖掘，并廉价收购所掘遗物。一时间，溪口的旅馆、餐馆、赌馆、妓馆应运而生，好不热闹，遗址被翻了几遍，其破坏程度之严重可想而知。从陈万里的笔记中可以看出，溪口窑在龙泉具有崇高的地位。陈万里甚至一度认为这里就是哥窑的产地，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放弃。大窑村目前仍是公认的龙泉青瓷的主要产地。
判断龙泉溪口窑是否就是哥窑，需要有文献记载，要有朝廷派出的督造官员名单等，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寻找哥窑产地的过程中，陈万里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他没能寻找到文献记载的实证，故悬案依旧。
探索摄影传承历史
陈万里是个“永远生活在趣味中”的人，他平生爱好广泛。作家叶圣陶说：“陈万里先生富于艺术天才，文艺、戏剧、绘画、书法，他没有一项不笃好，也没有一项不竭思尽力去擘摩。”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宫禁，陈万里参加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承担摄影任务，拍摄了大量溥仪出宫时宫殿现状的照片，对以后宫廷历史陈列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陈万里对古陶瓷发生兴趣，可能与他早年拍摄故宫收藏的瓷器有关。
陈万里擅长摄影，是中国最早的摄影艺术家之一。他不但自己喜爱摄影，还组织同好，于1919年在北大校内举办第一次摄影作品展，尔后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艺术写真研究会”，简称光社。当时摄影普遍被认为不是一种艺术，学者钱玄同甚至说“凡爱摄影者必是低能儿”。陈万里认为“摄影艺术不仅须有自我个性的表现，从美术价值而言，最重要的在能表现中国艺术的色彩，发扬中国艺术的特色”。他出游随身带着相机，一边进行摄影艺术的探索，一边用它记录所见到的文物胜迹。1922年，他和顾颉刚一起从北京回苏州，在甪直拍摄了保圣寺的唐塑，当时佛像和塑壁尚未完全坍塌，顾颉刚著文呼吁保护这些珍贵文物，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组织唐塑保存委员会时，陈万里与蔡元培等人一起被列为委员。
陈万里的《大风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个人摄影集。1924年6月，光社在中央公园举行了第一次社员摄影作品展览，陈万里选送了60幅作品。同年8月，《大风集》出版。该书为大开本，布面精装，墨绿色的封面上烫银“大风集”三字，由马夷初题署。书中有俞平伯题词及钱稻孙、顾颉刚两位的序。它显示了我国早期摄影的美学观念，即依据古典诗词与绘画的意境，拍摄风景或静物。作为摄影界的前辈，新中国成立后，陈万里当选为中国摄影学会理事。
为救国宝走南闯北
陈万里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对古陶瓷研究具有深厚造诣。1930年，陈万里赴欧洲考察，接触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陶瓷学者和考古学家，学习了丰富的现代科学知识，后将之运用在古陶瓷研究中，为中国陶瓷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新中国成立之初，故宫百废待兴，专业人才奇缺。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请当时在卫生部工作的陈万里去故宫工作，但卫生部也想留他，这让陈万里左右为难。消息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拍板：故宫少不了陈万里。1949年11月起，陈万里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研究部主任。从此，陈万里精神抖擞，脚踏实地，遍访南北，为拯救国宝出力，成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
陈万里不顾年事已高，带领青年学者到各主要产瓷地区调查窑址，足迹遍布中华大地，调查中发现了大量中原地区的古窑遗址，拍摄了很多照片，还发表了关于越窑、邢窑、定窑、钧窑、汝窑、龙泉窑、磁州窑、山西琉璃、中国瓷器的外销等数十篇论文。
钧窑是中国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因为以河南禹县后改为禹州市内的钧台及八卦洞一带窑址所产品质最高，故统称为“钧窑”。1951年，陈万里在此发现一批窑址，1962年，他又对此处进行考古调查，1973年，河南省博物馆在禹县钧台、八卦洞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证明此窑在宋徽宗时期最为兴盛，是为宫廷烧制瓷器的窑场。
汝窑为五大名窑之首，陈万里十分关注，他亲自到临汝、宝丰、鲁山等地寻找古窑址。回京以后，陈万里就汝窑问题发表了有独到见解的文章《汝窑的我见》，他指出：“汝窑以何缘而烧造青器？我怀疑受到南方越州秘色瓷的影响。因为南方之越，在唐是邢越并称的，何况秘色瓷之在唐，经过了宫廷间的应用，它的影响，说不定在邢之上。”他的见解，在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那里得到佐证。
耀州窑唐宋瓷窑遗址有一块石碑，碑首镌刻着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德应侯碑”，此碑是20世纪50年代陈万里在调查时偶然发现的。该碑刻于大宋元丰七年（1084年），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窑神庙碑，也是最早记载陶瓷生产状况的石刻文字史料，弥足珍贵。
陈万里先后出版了《陶枕》《宋代北方民间瓷器》《中国青瓷史略》《陶俑》等书。《中国青瓷史略》一书将纷繁杂乱的中国青瓷发展史整理得有条有理，许多论点十分精辟，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为中国赢得了在世界古陶瓷研究领域里的话语权。
陈万里曾主动将历年来收集的55件青釉陶瓷捐献给故宫博物院。这批陶瓷从汉晋至唐宋，其中的精品青釉陶楼，是汉代永康二年（301年）的墓中文物；黄釉大陶盘和陶壶，是鲜见的汉晋六朝时期的精品，此举受到文化部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