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蜀布、節竹杖”，从而推断有一条从四川经云南过缅甸到达南亚乃至西亚的交流通道。实际上，这条通道的出现要远远早于西汉时期，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著作《政事论》和《摩奴法典》提到南亚、西亚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最早称呼“支那”，该词最初见于梵文(写作Cina)，后来几经转译，变成英文的“China”。中外学者考证，该词应是秦的英译。众所周知。丝是古代中国的特产，古代蜀地(今四川)产丝，而蜀在战国时期被秦灭亡，成为秦的属地。孔雀王朝时期，印度与中国中原地区没有直接接触，为什么当时印度会有秦和丝的记载呢?最好和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丝或丝绸是经四川、云南过缅甸而到印度的，印度由此了解到秦，这条古道被后人称为蜀身毒道，也叫西南丝绸之路。其实，近六十年的云南考古发现，印证了这条通道的存在，更让人们看到了人类文明在云南这块古老的红土地上不断延伸交融的历史印迹。
距今约1万年前，云南进入新石器时代。保山塘子沟遗址同时出上打制石器和局部磨光石器，而兰坪玉水坪遗址的旧石器文化堆积与新石器文化层共存相续，标志着石器时代的连续发展，迄今为止。云南共发现新石器遗址和地点共计300多处，几乎遍布全省各县市。李昆声等人研究认为，云南的新石器文化可分为八种不同的类型，即滇池地区类型、滇东南地区类型、滇东北地区类型、滇南西双版纳地区类型、金沙江中游地区类型、洱海地区类型、澜沧江中游地区类型和滇西北地区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文化，表明今日的云南多民族格局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形成。
对比云南和周边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址类型可分为洞穴、贝丘和台地三种，这与我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东南地区的情形相同，我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最富特征的石器是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而这类石器在云南的前述地区均有发现，陶器特征方面，滇东南和滇南地区五处遗址出土的陶器，其陶质、纹饰和器形与江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五处遗址出土陶器的同类指标有明显的共同之处。考古工作者在云南大理马龙、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和永平新光遗址中发现了我国黄河流域普遍存在的半地穴式建筑遗迹；在元谋大墩子和宾川白羊村遗址中发现的在房屋周围埋葬瓮棺的现象，和仰韶时期西安半坡遗址的瓮棺葬俗相同，我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种特殊的石器一半月形穿孔石刀，在云南也不乏相同或相似的实例。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家均发现过与我国东南地区和云南出土者相似的有肩石斧；越南、老挝、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发现的一种长方形石斧，在云南东北部、滇东南和德宏陇川也有相似发现。国外一些考古学者认为：长方形石斧起源于我国仰韶文化，是从北方经云南传人东南亚诸国的；和我国东南地区和云南一样，东南亚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也发现稻谷遗存以及螺蛳壳堆积。
王仁湘认为，华南双肩器很可能起源于广东中部地区，云南的双肩石器与广东地区关系密切，属同一来源。黄惠焜指出，古代中国南部或亚洲东南部存在着“百越文化区”，这个文化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中国东南沿海是这个文化区的A型地区，广西、贵州、海南，广东和交趾(部分地区在今越南)属B型地区，云南的西南部，老挝全境及泰国中北部，缅甸中北部和印度阿萨姆部分地区为C型地区。李昆声认为，云南几种类型新石器文化与氐羌系统、尤其是羌族有较多关系；在商代及其之前的时期，羌族一直活动在黄河上、中游地区，当时，古代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先秦以来，均有羌人从我国西北向西南迁徙的事实，而这种迁徙是沿着新石器时代先人的足迹前行的。因此，前述那些共同或相似的文化现象是由各地间的文化互动或共同的族源造成的。
从商末到西汉是云南的青铜时代。这个时期，云南跨越了西周、东周、秦和西汉的历史阶段，与外部的联系在新石器时代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日益紧密。战国末期，楚将庄跡率部入滇，变服从俗，开辟了云南与内地交流的新篇章。秦统一中国后，在“西南夷”地区(今云、贵、川三省)采取开道置吏的举措。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管理西南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乎定南越(今广东、广西地区)后，相继降服夜郎和滇国，在云南设立以益州郡为主的四个郡。
考古发现和研究见证了云南与外部关系深化和紧密联系的过程。2008年1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剑川海门口遗址进行的第三次发掘，除以前出现的石器外，还获得了彩绘陶、炭化粟、麦、稻和耒等农具。众所周知，粟是我国北方的传统作物，炭化粟在云南的发现，说明了来自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其南界已延伸到滇西地区。我国冶金史专家曾组织科技人员对河南安阳的商代妇好墓进行青铜器矿源分析，发现部分青铜器矿料并非产自中原，而具有云南东川、永善等矿区铜矿的指征。19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晋宁石寨山青铜时代墓地中发现大量盛装于贮贝器中的海贝，这种海贝原产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暖水区域，形小而均匀，坚硬有斑，光泽可爱，一度作为货币在云南等地使用，50多年来。贝币发现越來越多，云南昆明，晋宁、江川、曲靖、禄丰、楚雄、大理、迪庆及四川凉山、茂县、广汉三星堆等都有出土。易学钟认为，从商周青铜器铭文至甲骨文产生的时代，贝在我国文化中就有着十分特殊的性质。“贝”字与“宝”字有字源关系，而“贮”字的象形和指事的原意即是装宝贝。云南是太平洋和印度洋海贝输入我国的必经之路，且处在中国“宝贝”文化、货币递变以致贬值的进程之中，因而，贝币的大量出现自在情理之中。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为代表的滇国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不少玉器、琥珀珠、蚀花肉红石髓珠和浅蓝色琉璃珠等装饰品。学术界认为，这些玉器有来自缅甸的，也有来自我国新疆地区的，琥珀珠原料可能来自缅甸的琥珀山；蚀花肉红石髓珠是经蚀花工艺处理的肉红石髓加工而成、而蚀花工艺最早出现在巴基斯坦信德省的萨温城；而我国琉璃最初都产自中亚和西亚地区，浅蓝色琉璃实为“印度玻璃”。欧亚草原民族创造的文化。学术界一般称为“斯基泰文化’，该文化对滇国青铜文化发生过影响。张增祺认为，滇国墓葬中出土的动物搏斗纹扣饰、青铜器上的骑马猎手图像、杖头铜饰、铜铠甲、石坠等，都有斯基泰艺术的因素。铜鼓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分布于中国南方地区和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中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云南楚雄是铜鼓起源地。在东南亚诸国中，以
东山文化为代表的越南青铜文化最为引人注目。王大道在将越南东山文化与云南五个类型的青铜文化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靴形钺、叶平面呈不对称形的圆饺子和石寨山型铜鼓是云南红河流域青铜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共有的典型器物；石寨山型鼓是直接继承万家坝型鼓，从滇文化中发生、发展起来，后传入红河流域并以此为中转再传人越南的。此外，在越南北部的万胜、山西出土过两件尖叶形铜镬，在太原、河江、安沛陶盛、山西、老街等地发现过六件一字形格青铜剑，在和平省发现过一件直援无胡方内铜戈(戈的内上和援末铸有举手箕踞而坐的人像)，这些都是滇文化中大量出现的器物，应当是自滇文化中直接传人，抑或是其仿制而成。
东汉时期，云南进入铁器时代。东汉继续推行的国家统一和郡县制度，在云南推动了内外沟通的持续发展。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率其统治之下的55万多人内附，朝廷新设哀牢、博南二县，与益州西部属国合并成立永昌郡。永昌郡的设立，大体奠定了中国西南部的边界，成为东汉朝廷管理云南的重大进展。公元74年，哀牢、儋耳、木、白狼等部落入贡京都洛阳，献诗三章(《乐德》《慕德》《怀德》)，诗由建为郡掾田恭以汉字译意并注音，公元85年～87年，王追任益州郡太守时开始兴办学校。在东汉和帝、安帝、顺帝相接的数十年间，与永昌郡山水相依的掸国(今缅甸)国王雍由调多次遣使者“诣阙朝贺”。掸国使者贡献犀牛，大象，带去“献乐”及“幻人” (杂技)在宫廷表演，节目有“吐火”“跳丸”“自支(肢)解”“易牛马头”等，表演者自称是“大秦”(罗马)人。汉王朝赐给金印紫绶、金银等，并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从考古资料看，云南汉晋时期出现一种具有高大封土堆的墓葬，俗称梁堆墓，这种墓葬基本上沿昭通、曲靖、昆明、大理和保山一线分布，随葬品中有与蜀地东汉墓出上者相似的“笙箫俑”“抚琴俑”“庖鱼俑”等。另外，各地还出现了中原内地特有的五铢钱、汉式铁器、摇钱树等器物。
三国至魏晋时期是云南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大批进入的内地移民带来的汉文化，极大地影响着云南的文化发展。由中原文化和云南土著文化结合而成的云南地方文化，因产生于爨氏家族控制的爨区而被云南学术界称为爨文化。今日的曲靖市即是爨文化形成的核心地区，爨文化的典型代表是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的书法艺术，前者碑文字体方圆并用，是隶书变楷书的典型，后者字体则是由隶书变楷书的过渡书体，其“文体书法得汉晋正传”，是我国书法史上的“神品”。
唐宋时期是云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唐朝扶持下建立的南诏地方政权，使西南地区形成了有史以来的局部统一局面，奠定了中国的西南疆域。南诏灭亡35年后，大理国建立。南诏国与大理国前后相续，差不多分别与唐朝和宋朝相始终。
南诏时期，云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以南诏主体民族白蛮的土著文化为基础，吸收融合了中原汉族文化、吐蕃文化和印度与东南亚文化等成分，显示出其开放与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最能说明这种文化特点的是当时的佛教文化艺术。根据《南诏图传》以及其他史料和文物资料，南诏佛教属于密教，为天竺(今印度)僧人传人，经传播发展而地方化，成为密宗佛教的重要一支——“滇密”，俗称阿吒力教。1980年代，文物工作者在维修三塔时发现大黑天神像、大鹏金翅鸟、金刚杵等滇密佛教之物。
南诏王称“骠信”，而“骠信”实际上是缅语PVu Shin的对音，“骠”为骠国，“信”指王者，“骠信”就是骠国国王的意思。南诏王为什么要称为“骠信”呢?李东红认为，这与阁罗凤“西开寻传”“南通骠国”有关，即阁罗凤招降了骠国。成为骠国之王。此称号被后继的大理国所沿袭，因此《张胜温梵像卷》称“为皇帝骠信画”。南诏以海贝为货币，唐代文献上有“以缯帛及贝市易，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的记载。元代文献说，“交易用贝，贝俗呼作贝巴，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虽租赋亦用之。”到了明代，海贝仍在云南作为货币流通。现在，白族民间仍然把钱称为“贝巴”。海贝产于深海，在古代，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印度、缅甸，孟加拉、泰国等都用海贝作为货币。云南的海贝，就是来自这些国家，用海贝做货币也是受到这些国家的影响。因此，云南用海贝的计数方法，与古代印度、缅甸等国相同。南诏对田亩、货币、长短的计量，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如货币用庄，手、苗、索为单位，分别采用“二四四”与“一四四五”进位；田亩则以双、角、已、乏为单位，这种计算方法与中南半岛各国有较大相似之处。
大理国对外实行和平政策，与宋王朝和东南亚国家保持着友好往来。宋朝为抵御北方民族的侵袭，在边境设置交易所，常年向大理国采购“大理马”作为战马，在宋朝偏安江南后仍如此，另外，云南茶叶也很有名，也是大理国对宋贸易之大宗。大理国对宋朝以马匹和茶叶为主的外贸输出，被后世誉为“茶马互市”。在这种交往中，中原内地的中文典籍不断流入云南，成为滇人求购的重要物品，史载，1173年，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等人到今广西邕州与南宋进行贸易，购买中原汉文书籍，其中有《文选》《五经》《国语》《三史》以及佛经和医药书籍，大理国时期，阿吒力教成为大理国的“国教”，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1271年，蒙古军先征服大理后灭亡南宋，统一中国，云南正式进入中国中央王朝版图。元朝时期，大批随元军入滇征战的回回和蒙古军士屯戍落籍当地，成为今日云南回族和蒙古族人口的主要来源，云南文化开始加入伊斯兰文化和蒙古族文化元素。
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吸收周边地区和民族的文明，也必然与周边地区和民族发生文化互动和交流。云南历史上各种文化乃至文明在此延伸交融的情形，正是对这一观点的最好诠释。
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山水相连，文化同根，民族同源。要研究云南的考古学文化，解决云南考古的相关问题，离不开对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对越南、泰国、缅甸、老挝等国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为改变云南省边境地区考古工作的薄弱局面，进而推动对云南与东南亚国家文化联系的考古研究，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1年将云南边境考古作为课题，并相继开展了耿马石佛洞遗址、潞西尖山遗址和兰坪玉水坪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国家文物局的经费支持下，于2005年先期启动了云南边境地区——文山州和红河州的考古调查。2007年底该课题圆满完成，2008年7月，《云南边境地区(文山州和红河州)考古调查报告》正式出版。在国家文物局的再次资助下，云南临缅甸八州市的考古调查将于明年启动。
为加强东南亚考古研究工作，2007年1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申请成立丁东南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后，已聘请相关领导和一批研究东南亚及云南考古的资深学者担任中心顾问、名誉主任及特约研究员，开展收集东南亚考古资料和编印东南亚考古通讯等工作，并将建立与东南亚国家考古研究机构的联系，适时组织年会或专题研讨会等活动以引导专业人员研究东南亚考古。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成为东南亚考古研究的前沿阵地和中坚力量。
探寻云南历史，我们发现云南的古老和悠久；追索云南文化，我们发现云南的多元与兼容。让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云南，把研究的视野投向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