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榜样”廖理纯先生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生。有北师大的校友情结，见面就觉得亲，话容易入耳入脑入心，过了两月还在琢磨。比如那天去植树的车出了北京地界，廖先生指路上一处景致说这是“野狐岭”，接着讲起当年的蒙金大战，听不明白回家补功课，发现这还真是有历史的地方。河北张北野狐岭，位于北京西北方向200公里左右，古人称之为“无穷之门”，意思是出了那儿就到了没有边际的未知世界。《战国策·卷十九·赵二》记载，赵武灵王说服大臣同意他进行“胡服骑射”这一军事改革时，讲到：“昔者先君襄王与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无穷之门’。”据说战国时期赵的开国国君赵襄子，在野狐岭这一北连漠北、西通西域、南连中原的代国故地建了军事要塞，防止东胡的袭扰。
而“野狐岭之战”发生于1211年（金大安三年，蒙古成吉思汗六年），是成吉思汗第一次伐金战争中最关键的一战，这时金朝已经立国90多年。在这次战役中，蒙古10万人与金朝45万大军对垒。女真族原来是在辽朝统治下的弱小民族，但他们向来以能征善战著称于世，“人一满万，天下无敌”。后来，部族头领完颜阿骨打率领数千人和辽朝抗争，只用了几年时间就灭辽建立了大金朝，随后又南下攻宋，抓走了徽、钦二帝。说成吉思汗在蒙古草原上成了点气候，而金朝当时已经有5000万人口，是蒙古人的40倍，军队也在百万以上，比蒙古多出10倍，因此有个形象的比喻：“金国如海，蒙古如一掬细沙。”可惜，战争的结局往往是出人意料。野狐岭一战蒙军大胜，金国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精锐，从此再也没有能力抵抗蒙古的铁骑。这场战役不仅决定了蒙金民族的政治命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未来中国历史的走向与格局，影响了欧亚大陆。
野狐岭附近有一个著名的景点——草原天路。因为经常车满为患，当地政府一时性起准备收费，没想到舆情鼎沸不了了之。其实这条路堵还是因为“经济”，正面的意思就是不想让您痛痛快快地走，吃个饭住个店消费一番，问题是为达到这目的，手段不太正面，弄个破车横在路上来个肠梗阻，好玩的事就变了味道。有便宜就占、有热闹就上的国民性，在这条天路上暴露无遗，人人都在算计，其实占便宜和吃亏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得与失都差不多。
说到历史，讲故事比较容易，考据则是难事。我中学时的历史老师顾传源先生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说自己是研究历史地理的，当时给我们讲的中国近代史，内容都是5000年历史长河中最遭难的一段。历史地理是个什么学科一直没搞明白，读北师大本可以去历史系的，可一想到要钻故纸堆就作罢了。于是，上了中文系，其实文学史在近代以前也是文史哲不分家，问题是三四年的浮躁学习只获得些皮毛。说读书是一辈子的事不假，比如过50奔60，忽然知道历史地理是啥东西了，也甚是高兴。
据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张晓虹教授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现象及其相关规律的科学。在目前的学科体系中，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在近代地理学传入中国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引入地理学研究概念与方法发展而成。其标志性事件是1934年顾颉刚、谭其骧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并提出要将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改造成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历史地理学。但是从中国历史地理学所承袭的沿革地理学来讲，这一研究传统历史悠久，自班固在《汉书·地理志》讲述过往政区沿革、山川形胜之后，以研究历代政区沿革为主，兼及户口、水道、都邑变迁的沿革地理学，几乎有着与中国封建王朝相埒的历史，并因以考据学为根本的乾嘉汉学的传统和激扬下，在清代中期达到顶峰。以至于民国初年，国学大师罗振玉将杨守敬的地理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合称为“清代三绝学”，而罗振玉所谓的地理学即为沿革地理学。早在20世纪中叶，谭其骧先生就编纂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城市及西北沙漠进行研究，史念海先生对黄土高原区域开发与变迁的研究。他们都被认为是这一学科的创始人，在他们的努力下历史地理学在继承与创新中完善，形成以历史自然地理、历代政区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和移民史、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和历史地图学等为主的学科体系。
进入21世纪，历史地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欧美学术界新方法、新理论的影响，面临数十年未有之变局。在历史悠久、广土众民的中国，因拥有丰富的长期连续记载的历史文献资料，历史地理学研究有着世界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先天优势，可以在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区域发展战略以及社会文化建设等多方面大有作为。因此，我们现在推进“一带一路”，向世界讲中国故事，更好地保护环境发展经济，是离不开这门学科的。
想一想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这样一门学科现在肯定是曲高和寡，进去很难，坚持更难，它根本就没有进入过公众的视野。相近的考古学最近就比较幸运，相当受关注。《北京青年报》2016年8月18日A4版登了两个消息，二条是“圆明园首次直播远瀛观遗址考古”，头条是“城市总规和土地规划将两图合一”。
先说二条，“昨天上午，圆明园首次在微博、微信、直播软件等新媒体上直播西洋楼遗址区的远瀛观考古实况，并邀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课题组组长张中华现场讲解，公众在网络上就可观看远瀛观考古现场，了解考古工作。”“在考古现场，近十名工作人员在地上拿着手铲、刷子等工具小心翼翼地推开泥土，发掘地下文物。张中华拿着手铲对着直播镜头说：‘我们在考古过程中会运用多样专业工具，这把手铲是专用考古工具，怎么拿、怎么推土都有讲究，我光学习如何用好这把手铲就用了7年。’接着，张中华向公众分享了考古小知识，并通过远瀛观地理位置、石构件大小及外形等分析了原有房屋的朝向、灶台及大门的位置。”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考古科普活动，已故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过：“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了成不了大气候。考古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不成。”据美国的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日前刊发的报道《中国努力成为世界考古的领军者》指出，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培养了一批教育程度高、装备精良的考古学家，他们的水平已经赶上美国、英国等考古强国。
说考古成了“显学”，自然是有些道理，比如下面这几个关于考古新闻。
199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考古学家知道越南有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遗存，并见到了相关文物图片和资料，这一信息对于破译三星堆文化无疑是一条重要线索。2006年，一支中国考古队终于出现在越南的遗址上，他们从调查、发掘，到修复、整理，自成体系的理论方法在越南的考古工地上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展示，并取得出人意料的丰硕成果。2016年7月，一部凝聚10年心血的考古报告《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正式出版，经过这次考古证实，在张骞走西域、开通北方丝绸之路以前，南方丝绸之路一直是通往东南亚、西亚的唯一通道，该通道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也就是越南的冯原文化时期。
2005～2015年，中国和蒙古国首次开展联合考古行动，实施“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项目，探寻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文化基因。2015年10月30日在首届中蒙博览会上，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永志博士对外宣布，中蒙联合考古队通过10年的工作，对蒙古国12个省市150处遗址进行调查，涵盖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及匈奴、突厥、回鹘、契丹、蒙元、清代等多个时期，行程2.3万公里，总发掘面积约1.2万平方米，已经初步摸清了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
（编辑·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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