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9月15日，夜，西宁县（今青海省西宁市，当时属甘肃省管辖）附近的峡谷中，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和包括西宁道警官在内的数名随从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强盗袭击——在《黄土地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安特生撰著，英国伦敦1934年英文初版）的书页里，记述着这个惊悚的过程。
此后几天，这位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便在西宁附近湟水流域发现了著名的朱家寨遗址。安特生坦言，“在西宁河流域的朱家寨遗址中，发现了大规模的稀见遗物，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正因为如此，我把余生献给了考古学，完全放弃了专业的地质调查”。
安特生所说的“遗物”，主要就是彩陶。彩陶之于安特生，就如同丝绸之路之于斯文·赫定、香格里拉之于约瑟夫·洛克——是彩陶，成全了安特生的“东方之梦”，也成全了史前中国的本来面目。
从1914年4月怀揣中国政府的聘书经印度进入新疆起，安特生的心思就已经被神秘的东方大陆撩拨得如醉如痴了。可以推想，在进入东方大陆的心态上，安特生和瑞典老乡斯文·赫定完全一样，是不会只甘心找矿的。
1914年5月，到北洋政府农商部刚刚履任之后，安特生就凭借敏锐的眼光“捡了一个大漏”——他通过在北京的丹麦矿冶工程师麦西生（F.C.Mathisen）寓所的一些赭红色岩石追根溯源，于北京西北约140公里的宣化龙关山找到了储量达亿吨的富铁矿，并因此受到袁世凯的接见，得到了一枚“三等嘉禾勋章”；其后，运气好得令人匪夷所思的安特生，又在宣化境内撞上了兜售铁矿石的贩子，并循着他们的脚迹发现了烟筒山铁矿。
在发现和挖掘仰韶遗址以前，安特生的工作领域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在《黄土地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一书中他自叙道：“1914年我是第一个偶然发现叠层矿石有机起源的人；1918年我发现了聚环藻团块并认识到它与北美寒武纪前期相似‘化石’的联系；同年我们在中国发现了第一个三趾马区，在科学界很有名；一九一九年在蒙古的额尔登特发现了海狸群。”此后，他又发现了黄河始新世哺乳动物群、奉天沙锅屯洞穴堆积和著名的周口店遗址。
1921年4月18日，仰韶，撞进了安特生的命运——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跳入了他的视线。此后，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就是由安特生主持，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同参与的仰韶遗址发掘——毫无疑问，这次发掘，使得土层之下的中国史前文明（安特生语）“与我们所知的早期人类历史活动链条般地衔接在一起了”。
为了证实彩陶由中亚东渐到达中国内陆的假说，安特生把下一步考古的目标锁定在了中亚通向中原的必经之地——甘肃。经过精心的准备，1923年6月21日，安特生的考古考察团到达了兰州。自此日起，一直到1924年10月回到北京，安特生始终都在以兰州为中心、半径400公里的范围内寻访探考。对此次甘肃（含青海部分地区）考古的成果，安特生在1925年6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的《甘肃考古记》的导言中颇为自得：“此次甘肃考古为期两年（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足迹所涉，几至甘省大部，所得结果颇出意料所及。盖不仅器物丰盈之仰韶遗址为吾人所获，而多数前古未闻之重要藏地亦竟发现，其中完整之彩色陶瓮多件，类皆精美绝伦，可为欧亚大陆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
和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强盗行为不同，安特生在甘肃的考古当属于具有国际合作性质的官方行为——他代表的是北洋政府农商部，得到了瑞典科学研究会及该会会长瑞典皇储的资金补贴，得到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甚至甘肃督军陆洪涛的全力襄助。行走在黄土地上的安特生很惹眼，很做派，“安大人甚阔气，每月俸薪在中国拿3000元（注：币值不详，当时壮丁日工酬约1元），在外国拿3000元，其所雇之厨子为袁大人之御厨，有马三匹，当时可值500银元，返省城后，即以枪击毙之，埋于五泉山下，不肯转售与他人；与此同时，厨房中挂有洗净之嫩鸡三四只，偶有为苍蝇沾污即弃去不食”（《夏鼐日记》卷三P308页）。
甫到兰州，安特生就用地质学家的眼光细加打量了黄河沿岸的地形地貌，他认为“中国西部如兰州附近，其地形之特点往往有极肥沃之河谷，详加搜寻，可望发现新石器末期文化迁移之证明。”（《甘肃考古记》导言）——显然，安特生深信，中国文明和埃及、巴比伦、印度等文明古国一样，都依赖于大河流域的馈赠和孕育。
在兰州停留月余，安特生和随行人员即赴马厂塬（今属青海省民和县）、罗汉堂（今属青海省贵德县）、朱家寨（今属青海省西宁市）、卡约（今属青海省湟中县）等地探察发掘史前遗址，这次近两个月的出行验证了安特生先前的推测和判断，他确信“甘肃重要的史前珍宝只等着有人去挖掘了”。
几乎和安特生的湟水流域考古同步，丁文江、张元济、罗振玉等在北京成立了以“发掘搜集并研究中国之古物为宗旨”的“古物研究社”；而由顾颉刚率先发起的疑古大讨论，也在《读书杂志》连续载文争论，胡适认为“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这一次讨论的目的是要明白古史的真相，他们的目的既同，他们的方法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寻求证据。”
在仰韶遗址发掘之后，1923年夏秋之际在史学范畴内的上古史考据之争是中国传统文化内生的一种自觉，一个进步。这次争辩，和同期安特生在甘肃寻找史前遗址的目标基本一致——那就是，剥离掉附着在历史真相上的神话传说，转而用科学的、现代的、实证的方法来认识古史，研究古史，陈述古史。
1924年4月下旬，洮河流域的沟谷台地春色渐浓，安特生和他的助手进抵洮河西岸，在岁月剥蚀的黄土阶地上拉开了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寻找“中国之前的中国（China before China）”的惊天大幕。
安特生的田野考古不太规矩，在最早发掘的辛店墓地，“据地人云，安氏不雇工人，仅出钱收买，每罐予5元，故当地农民在此区乱掘一阵，多时至四五十人，但并无系统。发现陶罐及人架时，安氏绘图后，将人架取出弄洁包好装箱。”（ 《夏鼐日记》1945年4月8日记载）
但是，安特生寻找遗址的整体判断的确属于异乎寻常的精准，迄今为止的考古实证表明：安特生于1924年夏季考察发掘的洮河流域（今甘肃省临洮县、广河县、康乐县、临夏县等）是中国彩陶文化类型最为丰饶、存量最为富集的中心区域。结合1923年夏秋之际在湟水流域的发掘和其后在镇番县（今甘肃民勤县）的发掘，安特生将甘肃彩陶文化按时间顺序依次分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新石器时代末期与石铜器时代之过渡期）和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紫铜器时代及青铜时代之初期）。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马玉萍认为，如果把黄河中上游的彩陶文化整体看成是一个“豹子”，那么发掘仰韶文化只是通过“窥斑”见到了“豹腹”，而安特生在甘肃的发掘等同于描绘出了“豹头”之外的整个“身躯”。
之所以找得如此精准，首先要归因于安特生在1923～1924年冬歇期做的寻访准备；而究其根本，是因为安特生在史前考古方面有着超乎凡人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在《甘肃考古记》中，他总结道“吾人采掘古物之地，大都致力于以下三大肥沃之河谷中，即贵德盆地之黄河河谷、西宁河谷及洮河河谷是也”，又云“盖彼时谷中林木畅茂，禽鸟繁多，而牧畜与种植等事亦可得极良好之机会故也”。显然，这种对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的考古实践和分析判断已经接近了中国文明的地理特质和发育特征。
但是，安特生的错误也是明显的。他最大的分期错误就是死硬地扛着“单色陶器早于着色陶器”的教条把齐家文化放在了仰韶文化的前面；并且，他还固执于“中亚文明优先论”的妄断，想当然地抛出了似是而非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除此之外，安特生关于甘肃上古六期文化“当在西历纪元前一千七百年以前乃至纪元前三千五百或三千年以后”的谱序推定和各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值，也与最终校正的数据有着很大出入；而且，仅凭一己之见，武断地把半山、马厂彩陶归为葬地遗址陪葬冥器的论见，也是偏颇的、错误的。
一代人背负着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约束下，安特生的甘青考古并非无懈可击，他的考古思维、考古方法甚至考古作风都难免烙刻着许多主观之弊、粗疏之瑕和研判之误。但是，毕竟是他，第一个撬开了窥见中国上古史的地层，第一个构建了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框架，第一个蹚开了通往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他，是中国上古史进入现代考古体系和世界文明体系的启蒙者、拓荒者和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