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徐皓峰（又名徐浩峰）为公众所熟知，源于他是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和武术指导。据说王家卫在拍《一代宗师》前，有人问到他到底要拍什么样的电影，王家卫答：内地有个人叫徐皓峰，他写过一本书叫《道士下山》。
事实上，徐皓峰有多重身份，他既是武侠纪实文学和武侠小说作家，还是电影编剧、新锐导演，同时还在北影导演系当老师。
他讲的视听语言课非常受欢迎，总是人满为患，课堂笔记在网络上大为流传。有学生把课堂上的徐皓峰形容为一尊“佛”，永远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姿势，关上灯，投影仪放着电影，他一帧一帧拉片子讲解，烟头明灭标识他坐的位置。
生于1973年的徐皓峰，身形略胖，皮肤白皙，戴着眼镜，生有一双笑眼。见过他的人都知道，徐皓峰身材高大，喜欢穿T恤，气质温文尔雅，谈吐睿智幽默，怎么看都不像是练武之人——但他的的确确是武侠小说和电影的重新定义者。
除了作为《一代宗师》的编剧为公众所熟知，今年暑期档的热门电影《道士下山》也是根据徐皓峰的作品改编。
徐皓峰大器晚成，相较于他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贾樟柯和徐静蕾，他的导演生涯始于2011年，其导演的古装武侠电影《倭寇的踪迹》，入围威尼斯和多伦多两大国际电影节，并斩获多个奖项。
今年12月，他执导的武侠电影《师父》即将上映，这是他执导的首部商业电影，也被很多人描述为“2015年华语电影世界最为期待的电影”。
徐皓峰执导的电影以独特的影像风格和叙述方式在华语影坛独树一帜。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武侠作品，他的电影和小说中，人物的生死取决于时间差，告别了玄幻，告别了吊威亚，也告别了特技，他构建了一个真实的武侠世界，没有飞檐走壁，没有上天入地，只有闪转挪腾间拳法、掌法以及功力的对决。
真实的武林并不追求身段之美
演员蒋雯丽听到徐皓峰要拍《师父》这部电影后，托朋友找到他，称愿意在片中饰演一个角色。“蒋雯丽对我来说，就是有朋自远方来，我跟她没有私交，她看过我的书，依我现在的条件，她就是过来帮忙。”徐皓峰坦言。
他的新片《师父》想拍咏春的八斩刀。作为这部电影的男主演，廖凡在电影开拍前两个月，甚至过上了一种与世隔绝的闭关生活。“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对着刀桩练习咏春拳。”
对于廖凡的付出，徐皓峰赞誉有加。他想通过《师父》，给观众呈现一个艺术化写实之下的真功夫。《师父》中，廖凡所有的动作都是他自己完成的。有一次拍一场打戏，廖凡拍了十天的武打场面，只说了一句“好兵器”的台词。
“我不追求身段之美，我追求的是时间差的美。怎么解释时间差？两个人拳打脚踢，兵器你来我往的过程中，差一点就把命丢了。所以《师父》的视觉魅力是追求这个杀技的凶险性。”徐皓峰表示。
从武打理念上来说，《师父》与徐皓峰的前两部电影《倭寇的踪迹》和《箭士柳白猿》是不同的。
“《倭寇的踪迹》中大部分演员都不会武术，只有于承惠老人家会。我让他们做有限的动作，用有限的镜头去拍，且把范围缩得很小，是为了接近我心中的武术。因为多数演员不是练家，训练时长不够，因此打斗是高度形式化。”而在《箭士柳白猿》中，徐皓峰追求的是功夫之美，而不仅仅是香港电影中的武打身段之美，它追求实战武术的美感。主演柳白猿的宋洋要学习使用中式古典弓箭，他练习了两三个月，练到手指发红不回血，这几乎成为宋洋的一种常态。
“我觉得拍武侠片一定要在动作上有新的想象、新的尝试，徐皓峰对武术、对动作都有独特的处理。你能明确感觉到导演在突破、在寻找一个新的路子，虽然并非所有观众都会接受它。”对于《倭寇的踪迹》，导演贾樟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这部电影的开场，荧幕上出现了左右两拨人，右边是挑柴火披斗笠的两个人，左边是几个官兵，画面是沉默的。镜头突然切换到水面的荷花，再切换回来时，官兵们都倒在地上，两人挑起柴担离开。
《倭寇的踪迹》评价两极，不喜欢的人称其“不知所云”，而叫好者称该片是“新派武侠片的传奇”，称徐皓峰用“一招制敌”式的朴拙武技把观众的视觉审美带回到了胡金铨和黑泽明的时代。
在徐皓峰的武侠电影中，没有飞檐走壁，也没有上天入地。所谓高手，是有血有肉的真人，“天下第一高手”也有可能被一根棍子放倒，高手对决是两个人的周旋和躲闪。而关于这场打斗的凶险写在围观者的脸上，一旦出招，输赢立显。
对徐皓峰来说，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拍出自己心中“真实的武林”。
徐皓峰与武术的结缘源于二姥爷李仲轩。其师从唐维禄、尚云祥、薛颠，得形意拳真传，其武林名号“二先生”。徐皓峰中学时期，武术健身成为潮流，在姥爷的撮合下，少年时跟李仲轩习过形意拳，但并未拜师。
徐皓峰投入李仲轩门下，练起武来，并不像武侠小说中写的那般酣畅淋漓，甚至有些枯燥。单单一个马步和一个简单的挥拳姿势，徐皓峰就练了一年。在李仲轩逝世前的最后两年，徐皓峰经常去陪伴老人，整理出口述历史《逝去的武林》。
书中描写了民国武林的人情世故、礼仪规矩，被称为“硬派武侠”，即一招一式都有出处，一言一行都有渊源。《逝去的武林》一书告诉人们，“武林高手”的确存在过，但不飞檐走壁。
书里记载：“丁志涛被称为‘津东大侠’。天津东边两个村子争水，即将演变成武打。丁志涛去了，动手的人过来，他一发劲打得那人直愣愣站住，几秒钟都抬不了脚，这是形意的劈拳劲，一掌兜下去，能把人钉在地上。他钉了十几个人，就制止了这场武斗，也因此成名。”
因此，徐皓峰的武侠电影想还原那一段历史，告诉人们武术曾经如何真实地存在过。
武侠呈现的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尴尬
徐皓峰在电影学院读书时，曾与演员黄磊一起演过舞台剧，被誉为“冷面小生”。电影学院毕业后，徐皓峰想成为一名电影导演，但无人搭理他送出去的剧本。多年后，重回大银幕，就犹如他小说中的主人公，想在江湖中开宗立派一样。
“年轻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要找到一个参照物，可是当时武打片的人物都太奇怪了，不能承载这样的一个重担，所以，大陆的年轻人都不看武打片了，而跑去看周润发的《上海滩》。”徐皓峰也是那拨不看武侠片的年轻人中的一个。
“八十年代中国就没有人去拍武打片了，因为当时武打片的主题就是重复人种的问题，中国人的人种还行，他把白种人和日本人打了，因此，中国人的人种是比白种人和日本人优秀。”徐皓峰觉得，这种思维方式是造成上世纪八十年代武侠片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当时的武侠电影很多时候是在完成一个民族人种优化这样的一个任务，它反映出来的那个信息其实恰好相反。“比如说是表现中国人种的优秀，但是你的故事设置都是被敌人逼得非常惨，最后奋起一搏，然后把对方打败。”
为此，徐皓峰曾撰文《无道之器》诘问：我们为什么总要在电影里打洋人？我们到底打过了谁？历史上的叶问没打过日本人和白种人，甚至一辈子没有查之有据的比武记录。观众看到的影视剧中的英雄，很不适合被追根溯源。
武侠电影中的英雄与真实的武林似乎并无多大关联。徐皓峰眼中那些民国武林的人物，不太讲究贵贱，但很在乎荣辱，他的书中，也写了这样一拨人，师父在世的时候，主动要求徒弟去做里子，但在历史中，也有这样一拨人的确存在。
另外一大类，很多武林人士都有军政背景，其实就是给军政当杀手的，一旦当上杀手，一辈子就不能再见光了，就不能再进行正当的武林活动了。这种人是主动地回避正统武林人物的。
而在香港武侠片中，严肃的东西已经被解构，比如他们流行“泼皮贱相的审美”，喜欢混小子，大多数黄飞鸿都是嬉皮笑脸，像六七岁小孩一样自己娇惯自己，沉迷在占哥们口头便宜、占女人手头便宜的低俗趣味中，猛力扮可爱。
“当时，港台片侠客的行为逻辑都很奇怪。这些侠客大多要么骗女孩子坐在自己腿上，要么偷看女孩子洗澡，然后就是武林人士之间互相逗趣。”而徐皓峰在他的武侠片里要竭力回避这些东西，他想讲一些严肃的东西。
“武术就是一个身体的运动。不论你身份贵贱，身法、仪态能够堂堂正正，就会有人叫好。尊严不是随便来的，你的仪态足以服众，这样的人才有尊严。武术其实是把几千年来儒家的道德进行了高度提炼，然后具体体现。”
《师父》主要讲述了民国年间天津武术界的一段恩怨情仇，师父陈识为了在天津开武馆立足，收当地青年耿良辰为徒，徒弟需按照江湖规矩代替师父踢馆，二人由此被卷入一场江湖巨变。
最初二者各怀心事，却在经历了一番生死劫难后，生出难以名状的情义。师父本以弘扬武学为终生寄托，徒弟只是他圆江湖之梦所借助的手段，却在不经意间为其命运所牵系；徒弟飞扬勇决，放荡不羁，却总在重要关头坚守使命。
“看武侠电影并不是看人跟人之间的争斗强度，这个东西它带不来戏剧性。两个人跟他面对的这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这个东西才会激发起观众的同感，激发起观众的激动。”徐皓峰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师父》跟头两部电影最大的不同，就是更深入强化这种戏剧性。也就是说，在《师父》这部电影里边，它是一个一个局，且密度比较高，要强过他的头两部电影。
支持徐皓峰的影评人称，徐皓峰的出现或许会改变武侠电影，在他的电影武侠三部曲里看到了对其他武侠电影的颠覆。而对徐皓峰来说，显然并非如此，他针对的只是大众头脑中已经形成的武侠概念，如此而已。
武侠电影必须建立起恐惧和救赎
在自己了解武林和武术的基础上，作为导演的徐皓峰，除了想要呈现给观众一个好故事，还想借着武侠这个题材来说点什么，在恩仇和成长壳子下，他想探索人的内心，对价值观进行辨析。
徐皓峰的三部电影均改自其同名小说，其主人公均是赢了道义，输了生活。《师父》中陈识最终远走他乡，并未圆其江湖成名的理想，柳白猿和裘宝月亦是如此。
这种独特的武侠风格，让徐皓峰独树一帜，也让他迅速成名。而在他看来，自己成名于武侠小说，是贪天之功。
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本科的徐皓峰，从1999年开始发表小说。其间，他零零碎碎做过一些工作，还曾去一个朋友的文化类杂志工作过三个月，后来那个杂志社倒闭了，徐皓峰就此埋首书山，安心求学，过了七年隐士般的生活。
那段时间，徐皓峰几乎没什么收入，住在父母家，潜心研究儒释道，有时候会有一些文章发表在专业的道教杂志上，有人看了文章找到他，劝他出家。当然，当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采访民间的武术高手，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写作方向。
“我采访的那些中国武林老辈，他们跟你说些真东西特别困难。我为了写几本书付出了很大代价。我跟二姥爷三年时间，每次他都说同样的话，我都着急了，他却批评我没耐性。”
而徐皓峰采访过的一个道长也是如此，后来他才意识到，对方貌似说的都是同样的话，但其实每回都有一两句新话，只是自己没听出来。他从此获得领悟：“你觉得烦的东西，可能就藏着真正的好东西。”
“徐皓峰的小说在中国现有小说里很独特，充满了老一辈中国人的世态人情。”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如此点评徐皓峰的作品。
而他书中的武林规矩也打动了著名书评人止庵。“比如师父遇见师父是怎么说话，师父遇见徒弟怎么说话，徒弟和徒弟之间有什么规矩……懂武术的人今天还有，但逝去的武林可能消失的是规矩。”
在徐皓峰看来，一部好电影之所以为好电影，不是情节的复杂，不是强弱对抗，不是善恶之争，而是观念之争。因为观念的冲突，人持有不同的生活信念，所以才有戏，戏才是有意义的。
在徐皓峰的电影中，武功是皮肤，道义是筋骨。记者问徐皓峰，时隔多年，再回来拍电影，可否遭遇到技术上的挑战？徐皓峰笑答：“对我而言，只不过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从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至上到90年代后的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大行其道。徐皓峰要拍的电影，建立在对世风日下，礼崩乐坏的恐惧和救赎上。在他看来，中国武侠电影要成为类型片的前提是——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恐惧和救赎。
类型片是什么？徐皓峰在《无道之器》一文中如此诠释：“类型片首先要确立一种特立的价值观，而不是类型元素，不能说有路有车就是公路片，有马有戈壁就是西部片。”
“爱情片恐惧的是阶级差异、贫富或政治立场伤害爱情；恐怖片是对异教的恐惧，变态杀人狂是精神病伪装下的思想家；侦探片恐惧的不是坏人，而是社会已普遍败坏的真相，福尔摩斯只能对付个体罪犯，一跟黑社会老大对垒，立刻死掉；西部片的恐惧是孤立无助，大自然的压力、社会的无序都在西部小镇集中反映……”
在徐皓峰看来，这是类型片风行全球的原因。但忧虑如何稀释？恐惧如何救赎？徐皓峰依靠的是价值观，立起价值观——就像西部片立起了独往独来的价值观，无助感就变成卓尔不群的骄傲，孤独反而成魅力。
而中国大部分武侠电影，所体现出的价值观非常幼稚，武侠电影塑造的银幕英雄，好比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永远靠打洋人、揍日本人奠定自己的“民族英雄”地位。徐皓峰认为，拍这种电影根据的不是故事原则，而是报复快感。
徐皓峰把这些武侠片的“价值观”比作春晚喊口号，“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和“给您拜年了”性质一样，整部电影不过是一台凑场面、凑名角的联欢晚会。“可悲的是，这样贩卖民族主义的廉价刺激依然卖座。我们的历史，只剩下热闹。”
在导演贾樟柯看来，与徐皓峰的作品相比，传统的武侠电影无疑顿时逊色了下来，他举了《倭寇的踪迹》的例子。“在这部电影中，徐皓峰展现出非常强的重新建构自己独特武侠世界的自觉性。这部电影实际上是一部涉及当代社会和政治的古装片。从电影里可以看到导演对现实，特别是对权力结构的思考——当旧的权力秩序中出现新东西的时候，会引起什么样的激荡？”
在这部电影的结尾，两个决斗的人都是失败者，一个人在建功立业上失败了，一个人在内心情感上失败了，两个武功高强的人在枪炮面前，都被时代抛弃，注定落寞。他们的决斗是为自尊而对决，是对传统的挽歌。
在《逝去的武林》中，徐皓峰写出了另一种境遇：“那时，李老晚上为西单的一个商店看店，便把笔者带过去，在一片家用电器的空场中练拳。白天练拳较少，只在星期天的中午到宣武公园里练。”
李仲轩退出武林后，晚年拒绝了加入武术协会的邀请。对于这位民国武林最后的见证者之一，徐皓峰说：“他们没有现代人这么灵活多变、识时务者为俊杰，以前的人，年轻的时候决定以什么信念去生活，真的会坚持一辈子。”
北影曾流传过这样一个段子：学生领袖式的徐皓峰经常把同届的贾樟柯和徐静蕾聚在一起，讨论要如何拍电影，能为中国电影做些什么。现如今，贾樟柯和徐静蕾都有所成，而徐皓峰也终于跨出了自己作为武侠导演的最可贵一步。
在徐皓峰看来，这个时代只剩下一堆热闹，他想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导演，不用那么讨好观众。“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但我把我真正的一些东西，或者我自己的一些思想拿出来，这就值了。”
“否则的话，观众进电影院，见到的都是取悦你的东西，然后跟你观影的期待完全一样，可能也无趣吧。其实我们当时学电影的时候觉得，看到一部很生硬的电影是很高兴的事情。”徐皓峰笑言。
（本刊记者施雨华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