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集人简介】叶文益，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革命史、中共广东地方史、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主要论著有：《广东革命报刊史》（1919-1949）、《叶剑英与毛泽东》、《拐点：解码广州会议》、《张文彬传》等。
【召集人语】广东是中共历史演绎的宏大而活跃的舞台。民主革命时期广东是大革命的策源地，抗战时期华南敌后战场是中共领导的全国三大敌后抗日战场之一，改革开放时期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如何深入、前瞻、独创地开展广东地方党史研究，拓宽广东地方党史的研究视域，强化广东地方党史的问题意识；如何在厘清广东地方党史发展过程、事件和人物的基础上，把握广东地方党史在整个中共党史中的历史方位、总结广东地方党史的经验、揭示广东地方党史的规律，从而在广东地方党史研究的理论、内容、路径和方法上有所突破，展现广东党史的亮点和特色，突出广东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这些都是研究者们需要予以极大关注和努力加以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史料详尽是基础，思维创新是源泉，本期“粤史论坛”专栏所刊《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党派报刊的角色转换及其影响——以广州<联合报>为中心》、《广东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述论》、《试论杨匏安在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的标杆意义》、《主政广东时期叶剑英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叶挺“暂待”党外原因探析》等文章，聚焦广东党史，以求实、多维、独创的思维，既进一步深化了研究领域，拓展了研究视野，同时也尝试了广东党史研究的新路径。
【摘 要】建国初期，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主导下，广州的各民主党派共同创办了《联合报》。该报在宣传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和新方针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建国初期广东的统战工作作出了贡献。两年后，《联合报》停刊并转型成为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民主党派报刊的角色转换，是觀察和了解建国初期中共新闻媒介的政策倾向以及国内媒介生态环境的一个窗口。
【关键词】建国初期；民主党派；《联合报》；角色转换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1-0026-08
关于建国初期私营报业（或民营报业）的改造，国内学界已有大量的研究。①然而却少有专门论述民主党派报刊的角色和功能转变的著作。①民主党派向来有办报的传统，民主党派内部汇集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和各类专业人才，他们既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实践经验，也具有一定的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能力，是近现代报刊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本文选择广州《联合报》作为研究对象，一是《联合报》是建国初期由广州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所创办，比较具有代表性，其角色定位既不同于完全无党派的私营报纸，也与中共的机关报有所不同，而是作为“党报”的补充；二是《联合报》最终走向停刊，其停刊原因有别于建国初期部分私营报刊为经济压力所迫，而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因其自身特点所决定的。本文通过梳理广州《联合报》从创刊到停刊的历史演变，希冀从中反映民主党派报刊角色转换所带来的影响及其意义。
一、《联合报》创办之缘起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实行军事管制，在新闻出版事业方面，取缔反动报刊，剥夺反动派的言论自由，扶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新闻出版事业成为当务之急。广州系中国近代报纸传媒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解放前的广州，报业勃兴，报馆林立，其中位于今荔湾区的西关一带（主要是在第八甫地区）因集中了10几家报馆，发行10几种报纸，而被冠以“报馆街”之名，②广州报业兴盛情况可见一斑。但这些报纸，大部分属于国民党各派系所办的“官报”。
创刊于1949年10月23日的《南方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广东人，特别是广州各个阶层的市民向来有订报、读报的传统。作为祖国南大门的广东，也是对外舆论宣传的重要窗口。刚刚解放的广州，百废待兴，民心未定，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迫切需要以多元的报道方式向国内外各阶层的人士进行宣传、解读，而政治色彩浓厚的《南方日报》，在当时还不足以兼顾此种角色。
另一方面，近代传媒业的发达，吸引了华南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一部分工商业家投身到报业中来，纷纷筹办报纸，如司徒美堂、林志澄、章导、李民欣、李朗如等。但他们所创办的报纸，却因人力、物资的匮乏而乏善可陈，有的办不了多久就停刊，而有的发行量甚少，有的在舆论导向上存在着问题。③面对这种情形，为了较好地发挥民主党派人士的优势，满足他们办报的愿望，同时创办一份反映共产党政见，并从客观上教育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海外华侨的报纸，于是，便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出面，联络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工商业家、华侨领袖进行酝酿。1950年7月2日，《联合报》的创办工作正式开始。
与此同时，广州的报业界正面临着清查与整顿。解放后的广州军事管理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发出通告，要求全市所有的报刊需进行登记后方可继续出版。③当时广州地区有几家历史较长，销路颇广的私营报刊仍在出版，其中就有《越华报》。设馆于光复中路的《越华报》，在解放前是蜚声海内外的商业报，至广州解放前夕，该报成为广州销路最高的报纸。④广州即将解放之际，《越华报》的负责人陈式锐、总编辑陈述公均外逃。初始，华南分局对于《越华报》的处理方式是“着令合并改组，以后查明若有官僚资本，予以没收，作为公营股本投资”。另外，还要“派员负责主持编辑部，监督其营业，继续出版”。①但《越华报》因“言论与报道一向反动，副刊文字以黄色著称”，②并且“屡屡发生严重报道差错”，曾被勒令停刊半月处分。③随后，继续出版的《越华报》仍是错误不断。此外，该报报馆内还潜伏有特务分子。为此，军管会决定将《越华报》停刊。
《越华报》停刊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当时《越华报》的股份既有反动分子的资财，又有合法商人的股本。军管会决定接管《越华报》的消息传出后，大部分股东表示愿意同政府合作，接受政府对《越华报》的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于合法商人的股本就必须担负起保障的职责。二是《越华报》员工的遣散问题。《越华报》的全部资产10亿元（旧币），但现金只有3千万（旧币），其余皆为不动产或原料。④而根据新中国成立后所颁布的劳资关系暂行办法规定来处理，对于被辞退的员工必须给予实际工资3个月的遣散费。显然，这对于《越华报》的资方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即使变卖了全部的原料，报馆也只能够发放半个月的资费。这与劳资双方的目标相去甚远。
此时，恰逢《联合报》的筹办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7月2日，华南分局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的座谈会，成立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决定以股份公司的方式经营报纸，由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业家组成董事会进行招股。解放初期的广州，物质条件差，办报人员少，印报机器缺乏。而《越华报》社地处西关，交通便捷，并且它拥有几乎在当时算得上是全广州最好的印报工具——美国杜不勒斯厂的轮转印报机，还有一批具有工作经验的人员，这些条件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为此，有关方面遂决定在原《越华报》的基础上，创办《联合报》。
为了保护合法股东的权益，适当照顾工人的生活，同时保留好原来的生产机器，政府决定由《联合报》以合股或租赁的方式接手《越华报》的生产工具，《越华报》的员工愿意留下来为《联合报》服务的，经审查合格，留在《联合报》工作；不合格的，由《联合报》发给两个月的生活费后遣散。至于股东的股本，除了反动分子的资财实行代管外，其余股东的资财实行登记核查，证实资本清白合法后，采取自愿的原则，或加入《联合报》的股本，或租赁与《联合报》，或由《联合报》收买其股权。
政府通过以上方式，圆满接收了《越华报》，同时也解决了《联合报》创办初期人力物力之虞，充分利用了《越華报》先进的生产工具及一部分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为《联合报》的创办奠定了基础。8月3日，《越华报》停刊；22日，《联合报》应运而生。
二、机构设置和运营
《联合报》是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批准、广州市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大型日报，它隶属于华南分局统战部，下设社务委员会，负责全社的工作和运营。民盟的李章达担任社务委员会主任，兼社长；来自民革的萧隽英担任副主任，兼副社长。社务委员会成员有：民盟梁若尘（兼经理）、民革李子诵（兼总编辑）和杨奎章（兼主笔）、杨繁（兼秘书长）、陈伊林（兼资料室主任）、吴斯柳（兼采访主任）等。从上述人员的组成可以看出，该报领导班子成员，均为当时政界、新闻界、报业界耳熟能详的名家。社长李章达是著名的民主革命活动家，与共产党有过几十年的革命情谊，解放后担任军管会委员、广州市副市长和广东省副省长，同时也是民盟广东支部的负责人。副社长萧隽英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曾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广州《群声报》社长，建国后，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总编辑李子诵有丰富的办报经验，曾任《大中华报》编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民生报》，任总编辑，后任香港《超然报》、广州《诚报》、广州湾（现湛江市）《大光报》编辑主任等职，后赴香港创办《星期报》，任总编辑，兼任《华商报》、《自由》月刊编辑。主笔杨奎章194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农学院农学系，曾任香港中国民主同盟主办的《光明报》编辑，《大众报》总编辑。秘书长杨繁曾担任粤中版《人民报》的主编。由这些工作经验丰富的知名人士组成社务委员会，足见《联合报》成立初期阵容的鼎盛。
全社分编辑部和经营管理部两大部，实行总编辑、经理双轨负责制。由于正、副社长均为挂名兼职，日常工作则由总编辑、主笔、秘书长、经理集体领导。
《联合报》初期自办发行，每日对开4大版，一开始自销自售，全国实行邮发合一后，则统一由邮局发行，其中广州市销售占80%，其余的是附近的圩镇。读者成份80%是商人及市民。另外，该报不定期出增刊赠送读者。创刊时，该报采用竖排版面，1951年下半年改为横排版面。
三、办报特色和主要内容
《联合报》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上指出：该报“为华南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界与海外华侨所联合创办。它将担负起一份人民报纸所应负的责任：联系和引导广大读者群众，参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根据这一办报宗旨，《联合报》的首要任务在于“促进四大阶级和海外侨胞的进步与团结，扩大及巩固华南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立场出发，“阐扬政府政策法令，传达广大群众意见，着重报道地方新闻与社会生活，反映新广州新华南的风貌和远景”。①
创刊后的《联合报》，依照上述宗旨和原则，努力宣传建国初期党的方针政策，对于当时比较重大的事件，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进行报道，其中不乏报道民主党派、工商界对这些运动的支持。如1952年1月8日，该报载文《工商业界应开展反贪污运动》，报道了工商业界如何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对照自身领域存在的贪污问题进行整改。在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该报刊登了《拥护土改协助土改》、《广东土改中的特殊问题》、《做好城乡联络工作，支援农村土改斗争》等文章，著名农学家丁颖撰文《土地改革与农业建设》也刊登在该报上。这些文章阐述了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号召城市人民支援农村土改。②朝鲜战争爆发后，该报及时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同时对广东人民抗美援朝的情况进行持续的跟踪报道。③社长李章达也在《联合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宣传新华南、新广州，如1950年10月1日，在该报发表文章《庆祝新中国诞生一周年》。同月14日，他在《联合报》再次发表文章《庆祝广州解放一周年》。此外，他还就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问题在《联合报》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对党的政策表示拥护和支持。这些报道和评论的刊出，都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
为充分发挥该报统战角色的作用，报社经常组织工商界、文教界、各民主党派、归国华侨等各阶层代表出席的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建设新广东的意见，如讨论工人的劳资关系问题，工商业调整问题。会后，编辑人员根据座谈内容整理后形成纪要，交给有关方面参考，有的还发表在《联合报》上。
该报注重开设新栏目和专版。该报的“新闻圈”栏目，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时事进行宣传、评论。如针对当时英国军舰、飞机侵犯我国领海、领空，该栏目发表了一组评论，揭露英国政府无法再赤裸裸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就只好和中国做生意，但又难以摆脱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怀恨在心”的两面心理。①该报的“经济版”栏目，专门报道经济方面的信息和商业方面的调查研究报告，同时对国家的一些经济政策进行解读。②这些信息和调研报告为工商业人士积极参与新广东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该报的“每周漫画”很有特色。著名画家廖冰兄于1950年11月起担任《联合报》的美术编辑，主编该报的漫画栏目，并在该报副刊发表连载连环漫画，以一个名为“六叔”的小商人为主角，反映新社会新气象，同时对市民进行爱国、守法的教育。在他的主持下，该栏目定期刊出他和其他画家的作品，如讽刺美帝国主义的漫画——《杜鲁门阅兵》、《美帝才怕原子弹》、《到处碰钉》等③；宣传党的新方针、新政策的漫画有《当家作主反贪污》、《防疫图解》、《广州市五反运动已基本取得胜利 》等④；宣扬新风尚的漫画有《更新除旧》、《我们生活在最幸福的时代》、《私营工厂的新气象》等等。⑤这些漫画生动诙谐，男女老少阅读起来均觉得简单易懂，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在随后的办报过程中，《联合报》各个栏目有所变动，但基本内容仍然没变，涵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联合报》基本上仍然坚持以多元的形式，对新时期新广东进行正面的宣传和报道一直到终刊。
由于该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该报创办两个多月，在报道方面及发行业务方面“都有了成绩，使报纸在群众中，初步建立了威信，业务上奠下了发展的基础”。⑥《联合报》办刊仅2个多月就实现盈利，这对当时各民主党派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至1950年底，《联合报》纯利达3亿9千多万元（旧币）。⑦
《联合报》打开销路的同时，也扩大了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力。195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组织机关团体进行文艺创作比赛，指名要《南方日报》和《联合报》全版刊登评选工作的情况及获奖作品的名单。《联合报》作为当时广东主流媒体之一地位由此可见一斑。⑧1951年香港九龙城大火，港澳工作委员会就提出要通过广州的《联合报》发表通讯，揭露火灾发生前后的迫害阴谋与救济过程的黑幕，从而达到“在政治上给英美蒋以适当的打击”。⑨由此足见《联合报》当时在省内外的舆论影响力。次年，香港九龙塘地区木屋发生火灾，《联合报》及时给予报道揭露，发表抗议声明，对港英当局近年来欺压中国同胞的倒行逆施进行谴责，有力地声援了遭受迫害的香港同胞。⑩
四、停刊
1952年第823号《联合报》登出终刊启事，决定从1952年11月29日起终止发刊，其尚未终止派发的报纸及未刊登的广告客户之广告，转由《广州日报》派发、刊登。这则启事的刊登看似突兀，实则在意料之中。早在1952年5月，《联合报》社委会就要求广州市委接办该报，广州市委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联合报》停刊，细究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社会和历史的动因，二是《联合报》自身的特点。
从建国初期非党报媒体生存的大环境来看，建国初期中共对于新闻传媒的政策取向在很多专家、学者的论著中都有所提及，可以回溯到1949年5月。当时周恩来在中南海向夏衍、胡愈之、萨空了等人谈话时讲到解放后的办报问题时候曾经说过，对于北平、上海、武汉、广州这些大城市，不能采取和解放区一樣的办报方针，那样读者不习惯，也达不到教育、宣传的目的。这是因为，大城市经济、新闻传媒相对发达，人员较为复杂，各阶层的关系错综复杂，一味地以“党八股”腔调来统一宣传口径是不合适的。“大城市中，除党报外视情况需要再办一两家或若干家非党的进步报纸，以联系更广泛的社会阶层”，①因为这类报纸以非“党报”的身份吸引一部分非党人士，他们这些人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因此“私营报纸及公私合营报纸，在现阶段有其一定的必要，故应有条件予以扶持”。②中央对于非官方报刊的这些态度和言论，无疑为《联合报》的创办提供了合适的契机。
对于民主党派报刊，政府的主张是积极扶持，但与此同时，必须加强政策的引导。如何引导，或许从1949年9月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在《新民报》于北平举行的地方分社代表集会上所发表的讲话，可以看出政府对于非党报的态度。胡乔木希望《新民报》办成“一份通俗的机关报”。③这应该也可以看作是华南分局对于《联合报》的最终角色定位。建国初期，中共华南分局对于民主党派的报纸还是抱着支持的态度。在华南分局宣传部的一次讨论会上，提到报纸问题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中共的主要宣传工具只有《南方日报》，而私人报纸就有3家，因此要“发动民主人士搞报纸。”④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报》从创办到运营，可谓是乘政策之东风，迅速发展成为广州建国初期有一定影响力的重要的统战报。当然，在这个办刊的过程中，也并非都是一帆风顺、一团和气。《联合报》创办之初，时值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共成为执政党，而民主党派成为参政、议政的重要伙伴。在这种背景下，由共产党所主导、民主党派所创办的报纸，其角色定位有别于解放前的报纸，不再是作为党派的“营地”，而更多是作为一种统战工具，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报纸。无可否认，《联合报》的创办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提供了“喉舌”，让他们能够有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然而，民主党派所代表的利益决定了其政见并不完全与执政党一致，因此内部的小纷争不可避免。有个别民主党派人士认为，《联合报》“应坚决站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立场来办报”，这种观点自然受到抵制。当时中共在该报的唯一代表就坚决不同意，并为此对他们开展说服、教育，即在政治原则和方针问题上，《联合报》应“坚持创办时所协商的决定，即认定该报是统战报纸，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联合其他党派并用以团结教育和提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报纸”。内部偶有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经过讨论和协商，大家基本上还是能够朝着两个目标前进：一是建立统一战线言论的权威，二是创立为城市人民，特别是工商业者所喜闻乐见的风格。这也是《联合报》能够在随后的办报道路上越走越好，甚至出现广告拥挤，迅速盈利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建国初期的私营（或民营报纸）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复刊、改造、办刊的尝试后，或因经营困难，或因自身无法适应新的媒体生存环境，已经开始“集体退场”，或主动要求停刊，或公私合营。就连中国民营报纸中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的汉口《大刚报》也于1951年8月宣布在次年元旦更名，成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至1952年年底，全国所有原为私有性质的报社，都实行了公私合营。①像《联合报》这类自身带有公私合营性质的报纸，在此大环境下逐步向“党报“的道路过渡也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再加上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向苏联的新闻体制学习，实行党管新闻的模式，这与《联合报》内部的某些运营方针多少有些不同，②有时候也会出现报道上的差错。③这也导致《联合报》愿意主动要求停刊，来适应这种新的生存环境。
鉴于当时整个报刊媒体的生存环境的变化，结合《联合报》的特点，该报社的秘书长杨繁就曾向华南分局宣传部提出建议，将《联合报》交给广州市委领导，但并未付诸实施。1952年5月20日，华南分局宣传部把杨繁的编辑检讨计划转给时任广州市委第二书记的杨一辰，宣传部认为《联合报》从编辑部门到印刷厂全套班子，“是我们在广州很好的宣传工具”，并表达了分局宣传部对《联合报》的处理意见，即将《联合报》“交给市委领导”。④随后，杨繁提交给上级的工作方案中提出，要用“缓进”的形式将《联合报》进行改造，用大约半年的时间创造条件，把《联合报》由“统战报”的形式改为“党的机关报”，并改称“广州日报”或“广州机关报”。⑤至此，《联合报》的结局已基本确定。恰巧，一直在寻求合适契机创办机关报的广州市委，苦于缺乏设备与熟手的工作人员而一筹莫展。《联合报》交给广州市委接办的决定，既是巧合，也是必然。1952年11月22日，《广州日报》开始试版，⑥12月1日，《广州日报》正式创刊，《联合报》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五、余论
《联合报》从初创时定位为“统战报”到最终成为广州市委的机关报，这一角色与功能的转变折射出建国初期传媒报业艰辛的发展历程，在办报期间还夹杂着民主党派对报纸功能定位的矛盾与纷争，这其中既有观念上，又有体制上的原因。解放初期的非党报纸，办报要符合党的宣传要求，既不能采取与党报一样的风格，又要办出特色，这对于办报人来说是一种挑战。很多办报人尽管在初始愿意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办报，坚持以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来教育城市人民，指导广州市的各项改革和各项建设，协助党和政府向干部和人民进行思想领导，但当主观能力与报业现状、办报理想与报业观念出现碰撞时，往往显得无所适从。在此种情况下，向党报转化，或许不失为一种合适的选择。
尽管如此，《联合报》所带来的正面影响还是值得肯定的。
首先，《联合报》的创办，成为建国初期广东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标志。《联合报》的创办者是包括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和中国致公党等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工商人士和海外归侨。来自各个阶层的办报精英聚集在一起，建立起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领导下的办报“统一战线”。《联合报》得以创刊和顺利运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源于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信任。《联合报》初创之际，一有办报失败的前车之鉴，二没钱，三没人，但最终还是能够克服多方面困难，顺利创刊，“这完全是党的领导的结果，是各民主党派、工商业家相信我党的领导的结果”。①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从报纸的创办到机构运作、内容的编辑乃至报刊的发行，都非常关心。当时中共派了一名代表全程参与《越华报》的接收和《联合报》的创办，并在报社担任秘书长。在华南分局统战部的主导下，各民主党派每两周召开一次座谈会，结合当时党的中心任务确定宣传的中心和重点，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解读。统战部副部长饶彰风经常给《联合报》提出建议，要求《联合报》要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特别是反映党的统战工作对象的意见和要求，引导他们不断前进”。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对于《联合报》创办也给予充分的肯定，他曾说道：“你们华南民主党派的同志做了两件好事，一件是共同创办了一份联合报，一件是办了一间华南联合大学，这两件都办得很好，很有成绩”。②
其次，《联合报》的创办在舆论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当时中共各项政策在广东的顺利实施起到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公营还是私营报纸，都成为人民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党派的报纸也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引下，积极宣传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不同于《南方日报》作为华南分局机关报所扮演的政治性较强的角色，《联合报》侧重于工商业、经济建设、社会文娱新闻的报道，形式相对较为通俗化，趣味性较强。由于具有上述特点，《联合报》除了吸引各民主党派和海内外人士外，还吸引了一般市民、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等阶层的读者，形成较为稳定的读者群，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消融各阶层成见，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共产党在海内外的正面影响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弥补了《南方日报》的不足之处。
再次，《联合报》为《广州日报》的创办奠定了基础。《联合报》停刊后，报社最先进的印报机器及一百多名职工都转入《广州日报》社。他们当中有很多业务熟练的办报人员。其中，《联合报》社经理梁若尘后任《广州日报》社经理，主笔杨奎章任《广州日报》社秘书长。这些都为《广州日报》的创办乃至日后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此外，《联合报》办刊期间没有花费国家一分钱，自力更生实现盈利，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③
作为建国初期的一份统战报，《联合报》所带来的正面影响和重要意义值得肯定。它在办报过程中所面临的角色轉换和发展历程，昭示出了中共在建国初期对新闻传播媒介的政策倾向和演变过程，亦是观察和了解当时国内媒介生态环境的一个窗口。在新闻媒体日趋开放与多元化的当代中国，民主党派报刊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清晰定位、办出特色，或许从这段历史变革中可获得些许的启示和借鉴。
（胡耿，历史学博士，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处副处长；唐富满，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