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绎“红色经典”:三大革命音乐舞蹈史诗及其和平回归

摘 要:本论文聚焦于新中国历史上的三部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和《复兴之路》。通过对这三部作品在各自文本内容、艺术形式、历史语境异同之间的分析,揭示出三部音乐舞蹈史诗剧与中国当代历史、社会、政治之间的微妙联系。本文借助于对这三部“红色经典”“进化史”的细致解读,最终展现出了表演艺术中蕴含的力量与危险。

关键词:红色经典;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复兴之路》;表演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7.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1-0005-23

〓〓本论文将对新中国历史中(1964年~2009年)涌现出的三部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和《复兴之路》展开分析。首先我将把1964年上演的《东方红》放入到一个广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讨论。通过从这一个角度的考察,我们能够发现这部史诗实质上戏剧化了毛泽东的内心忧虑:随着1956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出台,中国是否也会受其影响,经历一个从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毛泽东坚决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理论,继而代之的则是他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倡导。而正是这一口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促生了一大批红色经典作品,涉及小说、诗歌、音乐、戏剧和电影等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毛泽东本人非常关注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关于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将会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四代领导人身上的预言(这个预言令人震惊地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时成为了现实①)。也正因此,毛泽东就对在社会主义生活中出现的某些“资产阶级倾向”愈发表现出了他的忧虑,以至于他不惜发动最后被证明带来了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以此来寻求建立起稳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看成是对那些已经混入了党内、政府机构、军队以及文化界的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的一次不断革命②。他显然不能允许中国退化成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使中国人民再次回到解放前的那种水深火热之中,“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从主题上来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可以看成是文革样板戏的“早期文本,”如同《龙江颂》和《海港》一样,都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以确保社会主义江山颜色不变,红旗不倒③。

〓〓虽然1984年首演的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声称是《东方红》的姊妹篇,但它却因为汲取了大量当时最新的党史研究成果,而在实质上挑战了《东方红》一剧中所展示出的片面的中共历史叙事。通过对相同革命事件的再现,这部音乐舞蹈史诗通过邓小平的“灰色传奇”重新演绎了毛泽东的“红色传奇”。对于邓小平时代而言,毛泽东的传奇既是一份需要继承的遗产,同时又有一份需要清偿的债务。通过重新演绎的方式,实质上是强化了邓小平式“修正主义路线”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内在关联。这一政治转变不仅出现在《中国革命之歌》的表演舞台上,而且真实地发生在1980年代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假设回到毛泽东时代,毛很可能会将这一舞台演出看成是为邓小平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反革命舆论准备”。而且事实上,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曾严厉地批判过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文艺界的“封、资、修”流毒。

〓〓2009年首演的《复兴之路》,与前两部史诗相比,可以说走得更远:它直接对邓小平时代开创的经济起飞及其资本主义模式高唱赞歌,颂扬它最终把人民从苦海中解救出来,使中国真正走上了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复兴之路》实际上是在舞台上合法化了当代中国朝着“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现实,同时还展现出了革命史诗演绎在重写红色经典方面所表现出的持久魅力和特殊功能。这部史诗通过改写历史叙述,修正政治理想,启用歌舞明星,输入流行文化以及诉诸于民族主义情感等方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中国的热情拥抱。这些复杂而又互相矛盾的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新的红色经典,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个“红色”此时已经仅仅变成了一个称谓罢了。事实上,当代传奇要不体现出的是像《中国革命之歌》那样处于“红”与“黑”两极间的灰色特质,要不就干脆像《复兴之路》那样透露出的是黑色的特质。而灰色与黑色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如《中国革命之歌》主要是赞颂了改革开放取得的前期成就,并乐观地展望了民富国强的美好未来;而后者在《复兴之路》中则是放声歌唱了在21世纪中国浮现出的资本主义盛况,并且将其看成是实现“强国梦”的唯一途径。虽然这两种不同的特质都被冠上了“红色经典”的名称,但就这个词语的最初意义而言,显然只有《东方红》才真正配得上这一称谓。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首演于1964年10月2日,在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一直深受欢迎。2004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之际,这部史诗再次被搬上了舞台的事实更是有力地证明了它的长盛不衰。当然,《东方红》作为政治戏剧的种种特征和联系,在它首演之时就已经非常明显,无需赘言的了。另一方面这部史诗的出台,又与当时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朝鲜的表演传统及其对最高领袖金日成的个人崇拜有着密切关联。在1960年的对朝访问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受邀观看了朝鲜人民军文艺工作者演出的歌颂金日成将军革命业绩的大型歌剧《三千里江山》。他感触良多:我军文艺工作者为何不能排演一出歌颂我党、我军、我国人民革命历程的类似作品?在刘的倡导下,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主创人员到江西革命老区深入采访,创作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大型晚会。④在当时,可以看成是《东方红》雏形的还有名为《上海之春群众歌咏大会——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的成功演出,正是基于这些实践,才最终产生了《东方红》这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此后,这部史诗又被搬上了电影荧幕,从而更广泛地流传于整个中华大地之上,哪怕是那些最为偏远的地区。即使到了后毛泽东时代,这部史诗的片断依然在建党、建军和建国晚会上得到不断重演。同时在一些城市的公园中,在那些由退休工人和普通市民自发组织的业余表演中,人们也经常能听到这些熟悉的曲子,以表达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理想主义社会的怀念。韩顿(Carma Hinton)基于历史事实的英文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The Morning Sun)将《东方红》带入了欧美大学的课堂之中,并将其描绘成了社会主义表演艺术中的精品,深刻地影响了毛时代的青年,支撑着那一代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并且一直将其延续到了后毛泽东的时代。这部纪录片本身成为了极具启发意义的视觉教材,帮助人们通过舞台艺术去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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