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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耀民，话剧界响当当的人物，然而近十年却销声匿迹，未有作品搬上舞台。让人欣慰的是，日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他的剧本《志摩归去》，赵耀民也从定居的加拿大归来，无论是话剧还是他本人，都在上海戏剧界引起不小的骚动。
近日，在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主办的“剧作家赵耀民作品研讨会”上，业内专家、同行对于赵耀民剧作的“归来”热切欢迎，并对他的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张仲年说：“赵耀民的作品在上海剧作界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中国的戏剧界里也应该占有比较高的位置。”
上海文广局艺术创作中心资深编剧郑炳辉说：“赵耀民是非常另类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天才。”
中国剧协副主席、剧作家罗怀臻说：“赵耀民的作品独特，他是一个可以为之建立一个剧院或者建立一个剧社的剧作家。赵耀民不仅仅属于上海，他属于新时期的中国话剧。”……
赵耀民的大名，我早有耳闻，戏剧大师陈白尘先生门下“三剑客”之一，硕士毕业作品《天才与疯子》就已让人刮目，之后一系列作品都广受好评，曾多次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田汉戏剧奖等。1996年获第三届中国话剧金狮奖。2006年，在第十八届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上接受了戏剧节最高荣誉——金质荣誉勋章和证书，这也是中国第一位获此荣誉的剧作家……
虽然已经熟知赵耀民的光辉履历，也曾通过邮件采访过他，折服于他的精妙观点，但是当研讨会上，各位学者以及同行都一致由衷地钦佩赵耀民，并毫不吝啬地给予极高赞誉时，我还是有些许惊讶与好奇：那个头发蓬松、衣着朴实，会上埋头记着笔记、认真得如同一个小学生的赵耀民，究竟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天才思维呢？这个自称是“个人体验式”写作、要把自己化身为角色才能塑造好人物的剧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夹杂了哪些“私货”呢？他所塑造的“另类”徐志摩身上又带有怎样的“赵耀民”的影子呢？
研讨会后，在话剧中心附近的咖啡店，我采访了赵耀民，抛出了一连串疑问……
“尴尬”一直是我的创作所贯穿的主题
在越来越套路化、肤浅化的戏剧舞台，话剧《志摩归去》的出现着实给人以惊喜，赵耀民以诗人徐志摩坠机死亡事件为背景，讲述的并非是人们所熟悉的“人间四月天”般的“小资神话”，而是撕开一直蒙在徐志摩以及他周围几位女性身上的“浪漫面纱”，展示历史人物真实、沉重、带点残酷的一面：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头顶诗人桂冠的徐志摩留英归来，他“单纯地追求美”的理想，在厚重的现实面前却显得一厢情愿；他多情率真的个性，在俗世的混浊演绎下也往往演变成一幕幕“通俗喜剧”。他陷入了创作、情感和财务的危机，渐趋颓废。正当他想以启动搁置已久的“乡村建设计划”来重振精神，从泥淖中挣扎出来时，报上刊登了他死于飞机失事的消息。突如其来的噩耗，随之而来的挚友们充满溢美之词的悼文，以及家乡隆重的葬礼；还有身边伴侣的沉沦，精神恋人的变心，人间的龃龉，以及不能复归的故里，这一切都使他处于残酷的荒谬境地……
看着舞台上这个无所适从的“徐志摩”，又联想起赵耀民之前的作品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我发现这些人物身上都有一种同样的状态——尴尬。因此采访初，我就把这个感觉告诉了赵耀民，他点头回答道：“确实，从第一个喜剧作品《天才与疯子》，我就有点带有自嘲、讽刺意味地写了主人公的尴尬：理想跟现实的脱节，能力和欲望的脱节。之后，无论是喜剧风格的《闹钟》《歌星与猩猩》，还是正剧风格的《良辰美景》《午夜心情》等，‘尴尬’一直是我创作所贯穿的主题，主要人物包括徐志摩都是‘尴尬人’。我所有的戏剧情境都是一种尴尬的状态。”
“能如此淋漓尽致地表现尴尬，是否你自身也是‘尴尬人’呢？”我又追问道。“我承认，我也一直处于尴尬的状态，我常有一种内心与现实的联系被突然切断的感觉。”赵耀民坦诚地答道。
1982年赵耀民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戏剧文学专业。198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创作专业，师从喜剧大师陈白尘，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回上戏任教。八十年代，赵耀民走上了话剧创作的道路，逐渐培养起自己的戏剧理想，然而，当商品经济的大潮开始席卷话剧艺术的土壤，一切仿佛一夜间发生了变化。“我们正在精心构筑的东西分崩离析了，我们曾经自鸣得意的东西不愿提起了。‘先锋’滑向‘媚俗’，‘媚俗’爬向‘高雅’，留下了一些人尴尬地、六神无主并牢骚满腹地站在原地。这些人本来是向前看的，曾被人不无讽刺地称为具有‘超前意识’，而现在却多少有些不自觉地回头向后看，像老人那样地开始‘怀旧’了。‘超前’与‘怀旧’的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能认同‘现在’。”在《赵耀民戏剧杂谈》一书收录的写于1994年的《<午夜心情>的写作缘起》中，赵耀民已经倾述了自己的“尴尬”。
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赵耀民创作的三部作品：《红马》《天才与疯子》和《原罪》，都获得了业内很高的评价，但是因为当年文艺界极左思潮和政治运动（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的原因，都曾遭到禁演。进入新世纪，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宽松了，但是赵耀民的剧作在搬上舞台的过程中，总要经历诸多“难关”，比如原本说好的演员跑了。千辛万苦搬上舞台了呢，他又面临另一种尴尬。罗怀臻直率地指出：“赵耀民作品的舞台体现十之七八都不如原作。”
赵耀民的《午夜心情》和《歌星与猩猩》曾荣膺“曹禺戏剧文学奖”，但这两部戏都是《剧本》月刊直接推荐提名的，评委根本没有看过演出。事实上，《歌星与猩猩》的上演反倒让一些充满期待的观众大失所望。在日前的研讨会上，专家们都肯定《志摩归去》是今年上海舞台上少有的佳作，但是也有一些专家认为，现场的演出和对剧本本身的期待还是有比较大的反差。剧本中不只写了徐志摩爱情的浪漫，还包括了政治的浪漫、文化的浪漫、社会改良的浪漫。遗憾的是，因为时长的缘故，舞台上只集中呈现了徐志摩爱情的浪漫，剧本中穿插诗歌的反讽意味在舞台上变成了不伦不类的抒情，整个剧也有一种徘徊在“通俗喜剧”与“爱情八卦剧”间的语焉不详。
喜剧精神的残缺与创作的“尴尬”
有家主流媒体问赵耀民：你怎么评价《志摩归去》这部戏？赵耀民想了半天憋出两字：“中等”，记者又紧逼一句：“为何一个上流的剧本排成了一个中等的戏？”
“这不是挖个坑让我往里跳嘛。”赵耀民感慨着跟我说道，一脸实诚人的憨厚表情。他不愿回答上述问题，因为他虽有他的不甘与无奈，却也能体谅制作方的不易。
“面对市场压力，必须考虑商业操作，戏要上演，要保证成本，就必须找明星，要巡回演出，还要看明星是否有档期，排练时间也很短。其实商业模式国际通用，但是国外的商业机构是实力雄厚的，等得起明星，甚至可以为了一个戏造一个剧场，所以那种商业模式下也可以出精品。但是国内，受资金限制以及商业机制不到位，每一步都无奈地将就，结果整个戏就都将就了。比如，原本三卡车的布景，为节省成本，巡回演出只能装一卡车，演员表演就受局限了。实际上，现在的体制模式下，出好戏是偶然的，不出好戏是必然的。”赵耀民有些激动地说道。
“耀民他没有辜负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没有为他创造一个适应他的体制，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看赵耀民这个人，走进21世纪的步伐非常艰难，有时候也有点例外。”罗怀臻感慨道。
“很遗憾现在的文学环境、现在的演员要把赵耀民的戏成功展现出来是有难度的。”文艺评论家郦国义直言。
在如今这个光怪陆离、浮躁不安的时代，喜剧往往被等同于搞笑剧、小品，大部分的观众看戏就是为了娱乐消遣，看热闹，看煽情的情景，通过笑声发泄一下情绪。
“在国外，有些剧即便很闹也能呈现出其中的哲理性。但是国内的喜剧，如果不强调思想性，往往就变成一出闹剧，因为导演往往缺乏自信，为抓住观众，所有演出都要抓即时效果，希望不断有彩头，如果剧场很安静，就不知道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但有的戏是需要剧场没有声音的。”赵耀民叹道。
赵耀民擅长写喜剧，但是不满足于一般的娱世性的喜剧，想写得深刻一点，“喜剧走向深刻就要有悲剧性主题作为骨子支撑着。莎士比亚的喜剧很纯真，底色是悲剧，表现手段是嬉笑怒骂。与悲剧、正剧相比，喜剧是理性的，作家们从悲剧情感和情结中超脱出来，将之喜剧化。这种现代喜剧精神的成果，就是‘黑色喜剧’。”
“脱节是痛苦的，但又是滑稽的。既痛苦又滑稽，这就是荒诞。”在赵耀民眼里，抽离了神圣感与崇高感的时代，是一个荒诞的喜剧的时代，尴尬的现代人都是喜剧性的人物，喜剧非常适合表现现在的时代。然而，如今喜剧的创作环境又是不容乐观的，讽刺类的作品鲜有上演，舞台上充斥的是如同太监般千方百计“乞讨”笑声的搞笑剧。
赵耀民指出，喜剧的问题出在真正的喜剧精神的缺乏。“喜剧精神不是单纯地搞笑和娱乐大众，那是匠艺；不是谗媚和拍马屁，那是奴性。真正的喜剧精神，一是思想的自由，即认识和批判客观世界的能力；二是心灵的自由，即对人类自身存在的缺陷和痛苦有自嘲，并通过这种自嘲达到超脱的能力。”
“天才”的诗意信仰
在翻阅了已出版的赵耀民的所有剧本后，能比较深切地感受到，赵耀民的笔总是冷峻的，充满了辛辣与尖刻的嘲讽，对每个人物都是有批判性的，没有绝对的正面人物，也没有绝对的反面人物。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对于徐志摩，他却是罕见的“手下留情”。在研讨会上，张仲年提出：看得有些不太过瘾，不像以前那么犀利。也有专家建议不如也撕破“徐志摩”的面纱，把他也作为小丑漫画化。
对此，赵耀民坦率地承认，对徐志摩的批评确实比较少，“我比较同情他。他后期的状态跟原来回国时的意气风发完全不同，这有他性格的问题，他那种率真浪漫不为环境所容。死之前他忙于挣钱，写作上已经进入困境。我想写他不浪漫的一面，他并非死于飞机空难，而是死于没有诗意的生活，他作为诗人已经死了。实际上，我希望借此影射，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浪漫和诗意的时代。我真正想表现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为何会如此钟爱徐志摩，不舍得理性、残酷地批评他呢？因为赵耀民的内心也有着徐志摩一样的“诗意信仰”。或者更直白点说，赵耀民原本就是另一位“徐志摩”。正如他的好友——剧作家赵化南所言，“耀民与徐志摩有许多相通之处。在耀民平和的外表下面有颗不受任何羁绊的心，蔑视世俗规条，敢于表达自我，尽管‘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是多数作家的路子，但他只跟着自己的意志与认知写作，这也与徐志摩的创作态度相通；徐志摩为人可爱真诚，多情率真，耀民也如此，他率真可爱简直像个单纯的孩子，处世待人从不修饰自己感情，不存丝毫的假意，真心情，真情绪，真态度，且又智慧幽默……”
“人如果没有信仰是失重的，一个人的信仰不一定很具体，但是必须有一种宗教的情感在里面，特别是文化人，需要有一种对诗意生活，美好生活的信仰。信仰就如同一个秤砣，能把一个人定住，如果没有重心，人就会飘起来。现在这个社会不可能提供一种统一的东西，但是你自己需要找到一份信念。”赵耀民说道。
戏剧就是赵耀民的信仰，他像信徒信奉上帝一样信奉艺术的永恒性，因而在市场大潮中，大批职业编剧忙得团团转，赶着时髦、赶着任务、赶着挣钱的时候，赵耀民却在世俗的边缘“自说自话”，困顿着“为什么写剧本”这个问题，他感悟到，“剧作者的精神危机，不在于缺乏欲望，而在于普遍地缺乏艺术上的信仰，以及体现这种信仰的匠心。正如生活的意义不在于我们求生的欲望一样，创作的意义也不在于我们成名成家的欲望；创作的意义取决于作品在时间与空间方面的价值。”他不断思考的是，怎样才能写出出色的、令人满意的剧本，为一个民族的文艺成果的积累做贡献。
“戏者，玩也。何必看得那么沉重？”有人说。“为何浪费大把的时间不接活？那些改编创作的委托，不管戏最终有没上演，都能拿到稿费，即便版权是制作单位的，又有什么关系？”有人劝他。
面对种种诱惑，还有周围人的种种劝告，赵耀民坦言，自己也曾有过偏离，但是艺术的理想又马上把他拉回原轨道。
我不太在意外界，只忠实于内心
1990年，赵耀民曾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一群丹顶鹤掠过城市上空。”这在理性精神健全的人看来，不过是一种廉价的浪漫主义的幼稚，但就是为了这个一直盘旋在心头的诗意的意念，他苦思了三年时间创作了《午夜心情》。
赵耀民的兴趣不在于反映什么“社会问题”，而在于探索人的心灵。他自称是个人主义者，热衷于通过剧本创作来尽可能自由地表现他个人的情感和经验。同时，他绝对忠诚于自己的内心，绝不会刻意为之地拔高主题。
研讨会上的赵耀民仔细倾听着专家的意见，频频点头，但是他还是有自己的坚持。
“如果把徐志摩也写成一个喜剧人物，那就更超越了，但是我没有达到这个阶段，我也接受不了，如果这样改，我就不会去写徐志摩这个人物，我也不会去讽刺他周围的那些人了。”
也有专家表示，很怀念《天才与疯子》那种锐利。赵耀民表示：“我现在的作品不像以前的作品那样尖锐，那样愤青，其实也不会有了，像我这把年纪无法写，也不会写了。现在更多的是玩味一种生活，不是非要坚持哲学上、逻辑上的某种立场。生活的荒谬，不是某个人的德行、思想的荒谬，是整个一种状态，责任不在谁对谁错。”
对于自己的创作状态，赵耀民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自省与坦诚。“我不太在意外界的思潮和时髦，只在意忠实于自己，所以格局有些小，有些狭隘。我清楚自己创作上的弱点和局限，这要顺其自然，自己有了作品才会有，自己到了作品才会到，我希望通过学习和经历，逐步拓宽自己的格局。”
当然，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也让赵耀民总是处于“尴尬” 状态，付出不小的代价。赵耀民对自己“曲折”的解释是：“也许，是我的创作偏执于‘个人经验’而有意无意地回避着‘集体经验’，作品的精神气质常常与‘时代的主旋律’搭不上调。”
那么如何来调适这种尴尬呢？《志摩归去》的剧终，赵耀民表达了理想和希望，希望诗人的灵魂因此而得以救赎和解脱，正如徐志摩在他最后的诗《云游》中所吟诵的：我希望那是一种“不如归去”的“逍遥游”。那么现实生活中的赵耀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虽然曾是上海青年话剧团编剧、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编剧、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签约编剧，累累硕果，但是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软肋”：“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职业编剧，好莱坞的编剧能把根本不相信的东西编得很好，不用把自己放进去，但是我不行，有点像体验派演员，我得先相信，然后在自己身上建立起这个人物，才能写好这个人物，这也是我的局限，写得比较少，比较慢。”
2008年为与家人团聚，赵耀民移民加拿大，所在单位上戏照顾到他的特殊情况，就安排他离开戏剧文学系进了戏剧研究所，主要任务是指导研究生的专业课程、毕业论文或毕业创作。不过，赵耀民希望尽快结束国内国外两边跑的状态，“安静、沉淀下来，开创新的阶段，写出更冷静、大气一些的作品。”如今创作剧本对赵耀民而言完全是爱好，他基本已经不接受约稿，代价便是戏上演的条件越来越少，与导演的缘分也越来越少，不过即使要面临这样的“尴尬”，他依然坚持写自己想写的戏。
剧作家李容评价道：“我觉得我们很多作品很难留到后世，当代都留不到。如果将来能够留下来的，绝对是赵耀民的作品，因为我们太适应这个时代。”
确实，在读赵耀民过去的作品时，我发现无论是《红马》《天才与疯子》中关于青年人的理想与现实选择的迷惘，《原罪》《午夜心情》中对爱情的拷问、对真情的呼唤，还是《闹钟》中知识分子的尴尬与窘迫，《歌星与猩猩》热闹背后“我要做人”的呼号，《良辰美景》中对即将消失的“美”的忧患……这些主题在岁月的流逝中，都没有沾染时光的尘埃，这些从赵耀民体验、感受和印象出发所描述的普通人的现实困境与精神缺失，依然是现代人生存的困顿，也将会在后辈中产生共鸣。
这位与“时代的主旋律”搭不上调的剧作家却无比真实地记录、反映了时代。这似乎有些荒诞，却也显示了如今戏剧界独立的写作姿态、独特的理性反叛和深度反思精神的匮乏。但更为荒诞的是，社会对于这些匮乏的漠视，依然让赵耀民式的人物处于“尴尬”的状态。不由地臆想：何时我们才能普遍认识到像赵耀民这样的具有独立人格、不随波逐流的艺术家的真正价值？研讨会上，有专家呼吁，在“盘点上海的文化财产”时，不能忽略赵耀民，他是上海话剧界的旗帜，我们要珍惜，要用好上海的这些旗帜、符号，甚至可以将赵耀民的优秀剧作“打包”，打到上海以外去。但愿咱们都能看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