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湖南理工学院
前言
1999年春天，台北市现代戏曲文教协会邀请我前去为“歌仔戏编导培训班”讲课。我本来不敢答应，因为当时我虽然学习写戏已近三十年，但不是科班出身，没有系统的编剧理论修养；同时长年蜗居村野，很少外出与人交流，口才很差，上不了讲台。后来盛情难却，想想自己年过知命，何不趁此机会，回顾一下写戏的历程，总结一下写戏的体会，跟台湾的同行交流一番，抛砖引玉，不怕贻笑大方。于是同年年底，我在台北为“歌仔戏编导培训班”上了五星期的课，颇受学员们的欢迎。这份讲稿后来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戏曲编剧理论与实践》。
一晃十二年过去了。2011年10月份，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主任陆军先生邀请我2012年为该系开一门课，希望我把当年在台湾出的这本书加以增订，作为上课的讲稿。我想，这十多年来，自己又写了十几部戏，有了一些新的心得，愿借此机会，认真回顾、总结一番。现在戏曲编剧队伍青黄不接，想起老一辈戏剧家当年对我循循善诱的往事，我就觉得自己早已年过花甲，也该野人献曝，为培养年轻的戏曲编剧尽绵薄之力。
在谈写戏的体会之前，我先讲讲英国作家毛姆的短篇小说《乞丐》。这篇小说中的“我”在墨西哥一个小城里遇到一位与众不同的红发乞丐。其他乞丐都在喋喋不休地倾诉各自的不幸，如果得不到施舍的话，他们就接着乞求，直到你不耐烦地把他们赶跑为止。而这个乞丐只是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地站着、瞧着，呆若木鸡。如果没有人理会，他就慢腾腾地挪动脚步，到隔壁的桌子去；如果一无所获，他既不表示失望，也不表示愤恨。要是有人赏他一枚硬币，他就稍微往前挪动一步，伸出像爪子似的手一把抓住，连谢也不谢一声，无动于衷地走开。小说中的“我”猛然回忆起，这个红发乞丐二十年前是个胸怀大志的文学青年，在罗马一个文艺圈子里曾经谈笑风生、旁若无人，他怎么会落到如此凄惨的下场？后来，“我”朝他走去，问他：“你还记得罗马吗？”他坐在教堂的台阶上没有动，也没有回答，对“我”毫不理会。“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币，塞进他手中，他连看也不看，只是手动了一下，把纸币一攥，团成一个小团，向空中弹去……
这个红发乞丐的形象震憾了我的心灵。我是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向戏曲之神求救的。四十年来，我已经写了三十多部戏曲剧本，得过几次奖，出过戏曲选、剧作集、开过三次个人作品研讨会、还出过一本剧作研究论文选，在一些朋友看来，我可算功成名就了。但那个红发乞丐的身影却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不是担心自己生活上突遭不幸，沦为乞丐，而是担心时间老人会把我所有的作品都淘汰掉，那么在精神上我将沦为乞丐，一无所有！时间老人是无情的，公正的，古今中外多少显赫一时的作品被他宣判为文化垃圾！也有生前默默无闻的人，身后作品却成了传世之作。所以，虽然我写了一些剧本，有了一点虚名，但一点都不值得炫耀。在时间老人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时间老人是不可贿赂的，我们只能凭着对戏曲的浓厚兴趣，脚踏实地，不断探索，努力写作，得不必喜，失不必悲，只管耕耘，莫问收获。遵循“尽人事以听天命”的古训，或许是最自由的创作心态，也是对待时间老人的正确态度。
言归正传。我从学习写戏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回首写戏生涯，不禁感慨万千，既惊叹人生如梦如幻，如露如电，又觉得与戏曲结缘，给平淡无奇的人生道路添了几许月色波光，留下雪泥鸿迹，总结一番，聊以自慰。
第一讲我的写戏历程
我这四十年，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971年到1979年，是我于困境中努力自学戏曲的阶段。从1980年到1989年，是我走上戏曲文学专业创作的道路，乘时奋进的阶段。在那十年中，我写了现代戏《搭渡》（小戏）、《遗珠记》、《鸭子丑小传》、《阿桂相亲记》，历史剧《新亭泪》、《晋宫寒月》，古装戏《魂断鳌头》、《审乞丐》（小戏）、《青蛙记》、《神马赋》、《造桥记》、《借新娘》等十二个戏曲剧本。九十年代戏曲陷进了低谷，我还在艰难地坚持着，奋斗着，写了历史剧《要离与庆忌》、《红豆祭》、《乾佑山天书》、《王昭君》，现代戏《长街轶事》，根据传统剧目改编的《叶李娘》，小戏《戏巫记》、《骆驼店》以及《武夷仙凡界》、《林则徐》、《左宗棠》、《郑成功》等四部近八十集电视连续剧。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二年，我创作了《寄印》（后来改为评剧《寄印传奇》）、《上官婉儿》、《妈祖》、《林龙江》、《轩亭血》、《潇湘春梦》、《傅山进京》、《萧关道》、《乔女》、《青藤狂士》、《随心曲》、《海瑞》，整理了莆仙戏传统剧目《蒋世隆》、改编了汉剧传统剧目《宇宙锋》。这一时期我的创作有两个特点：一是应邀为外省院团写的戏较多；二是演出的效果比较好，影响比较大。这一时期已上演的剧目中，晋剧《傅山进京》与评剧《寄印传奇》成为我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参加过全国各种戏剧调演，得过多种全国性的大奖，是我作品中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突出代表。以前的《新亭泪》，虽然得过全国优秀剧本奖，但只是莆仙戏排演，效果并不显著，其影响只是限于戏曲评论界，并不像《傅山进京》、《寄印传奇》那么耀眼。所以业内都认为，近年是我创作的第二高峰期，（第一高峰期指我创作《新亭泪》、《晋宫寒月》与《鸭子丑小传》那一阶段）。纵观我所写的三十多部戏曲，可以发现，我写的现代戏、古装戏，一般都是写小人物的命运，而我写的历史剧，不管是戏曲，还是电视剧，都是写历史上的大人物、大事件，风雷激荡，波澜壮阔，而且都不是戏说，都是直面历史、直面人生，惨烈悲壮。我个人的日常生活是平凡、单调、寂寞的，而我自己营造的戏剧天地，却是一个颇为丰富多采的世界，常常令我留连忘返。
1、努力自觉创作
在四十年前，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安身立命于戏曲。高二时，文化大革命爆发，学业被迫中断。1968年初，我应征入伍。当兵期间，因为父亲是个被开除出干部隊伍的阶级异已分子，所以我再百倍努力，也提不了干，服了两年兵役，就退伍回乡务农。当年的复退军人大多被招工，可是我被父亲牵连，几次招工的机会都因政审不合格而丢失。我从小由祖父母抚养（我随母姓，祖父母实际上是外祖父母），1972年、1973年，我叔父、母亲先后不幸去世，赡养祖父母的担子便落在我肩上。老家人多地少，当时又不能外出打工，辛辛苦苦干一天农活，却赚不到两角钱，怎么够养家糊口？求职无门，前程暗淡，一贫如洗，苦闷难当。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还在劫难中的莆仙戏艺术之神突然向我走来了，引我走上了戏曲文学创作的道路，使我走出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