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争政治”即是对战争作政治化理解，强调战争背后的政治因素，以及战争给政治的其他层面带来的影响。抗战戏剧是20世纪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寓含着丰富复杂的战争政治因素，从“战争政治”视角对其进行整体考察和系统研究意义重大，可以更为丰富地还原战争时代的政治环境，呈现抗战戏剧与战争、时代环境之间复杂的联系，有利于对抗战戏剧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战争政治”视角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使用这一视角时应尽量避免对抗战戏剧进行祛蔽与正名的同时，出现新的遮蔽与误读。
关键词：抗战戏剧；战争政治；文学地理；戏剧运动；创作转型；文化制度；政治文化；文学生态场域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4）01-0009-03
抗战戏剧是20世纪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一文化现象的重要性已经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尤其在资料搜集整理、作家作品研究、区域戏剧现象研究等方面成果显著。但综观既有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对抗战戏剧进行整体考察和系统研究的成果还相当匮乏，这样势必导致对抗战戏剧丰富性和复杂性的遮蔽，也会影响人们对抗战戏剧意义和价值的正确评价。
一、作为研究视角的“战争政治”
事实上，面对同一个研究对象，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研究角度，但总有一个最佳的、最具有可操作性的角度，也就是说，从这一角度可以更为清楚地揭示出从其他角度难以揭示的事物某些方面的本质特征。从“战争政治”视角对中国抗战戏剧进行整体研究便是一种很好的学术尝试。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会带有政治的特性。”[1]“战争必须要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替了笔。”[2]毛泽东也曾指出，“战争就是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3]克劳塞维茨与毛泽东等人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战争政治”这样一个概念，但在政治层面上来理解战争的思路却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启示。过去我们在理解战争时，更多的是强调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和军事冲突，在考察文学与战争的关系时，也主要是强调作为军事的战争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其实，战争不仅仅局限于军事行动和军事冲突，它还包含了诸如种族、阶级、政党等诸多政治因素。使用“战争政治”这样一种表述，即是对战争作政治化理解，强调战争背后的政治因素，以及战争给政治其他层面带来的影响，这样便可以更为丰富地还原战争时代的政治环境。从“战争政治”这样一个视角考察战争时代的文学，可以呈现文学与战争、时代环境之间复杂的联系。
国内学术界第一次使用“战争政治”视角并将其用于文学研究的是贺仲明，他的《战争政治与1940年代中国诗歌》[4]一文便是从“战争政治”视角对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诗歌进行的考察，该文将战争视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形式，战争政治构成了当时中国诗歌的生态场域。从“战争政治”这一研究视角进入20世纪40年代中国诗歌这一研究对象，揭示出了战争时代诗歌发展的典型形态，应该说这一研究思路还是相当可取的。事实上，抗战戏剧受这一时期的战争政治影响比诗歌还要显著，从“战争政治”这一角度切入抗战戏剧同样有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从“战争政治”角度对中国抗战戏剧进行考察，其实质还是对文学进行政治文化考察，只不过是将宽泛的政治文化限定在战争政治这样一个具体的层面。对文学进行政治文化考察，学界已经有不少人做了大量工作，但政治文化的内涵相当宽泛，若不将其限定在具体层面，这样的考察容易流于浮泛。可以说，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然会受到政治的干预与影响，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学本身就蕴涵了深沉的政治情结。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的纠缠更是剪不断理还乱，这种政治依附性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显性的特征之一，正如杨义所言，“现代文学史是与现代政治因缘很深的学科。”[5]因此，研究视角“战争政治”与研究对象“中国抗战戏剧”之间因为戏剧的政治属性与这种特殊的文学生态场域，而具有了更加紧密的结缘关系。
二、抗战戏剧的“战争政治”因素
我们先来看抗战时期的文学生态场域。抗战时期，战争作为政治的极端形式成为中国文学生态场域构建中的主导因素，制约和影响着文学生态场域中的其他一切因素。由于战争的原因，抗战时期的中国被划分为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这三个政治区域都有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三个政治区域都根据自身统治的需要，通过推行文化政策、扶持官办文化组织、加强文化宣传、开展文化活动等一系列调控手段，对可利用的文化资源进行把控，从而形成了三个明显不同的政治文化空间。在这种特殊的文学生态场域中，三个政治区域的文学形成了同中有异的历史存在，文学的生产方式与美学形态、读者的审美趣味与接受方式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明显的不同，这是抗战时期文学生态场域的典型表征。
随着战争的推进，三个政治区域的范围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种区域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政治力量方面，还体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这些也都影响到抗战时期文学生态场域的构建。因此，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生态场域“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逐渐发展成型，各文学区域的主体艺术表征由各种文学成分相互作用综合而成。”[6]
我们再来看戏剧与政治尤其是战争之间的独特关系。戏剧发生、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与政治结缘的历史，西方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戏剧本身就是政治。与其他艺术相较，戏剧的政治参与功能是最强的。戏剧是一种集团性、综合性的艺术，除了静态的剧本之外，还需要动态的舞台演出，舞台演出又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这样就需要有编剧、导演、演员以及观众的参与。因此，与其他文学形式相较，戏剧更能调动集体的情绪，也就是说，“充溢在剧场内的心理同化作用，不仅使欣赏者产生巨大而激烈的精神刺激，而且往往容易使其集团性地卷入狂热的漩涡之中甚至会产生直接的现实的行动。”[7]正是因为戏剧艺术这种独特的感召功能，它往往能起到巨大的政治鼓动的作用。
戏剧的兴盛与战争更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国戏剧理论家费·布伦退尔认为：“一国戏剧兴起的时刻正是一个伟大民族意志十分高昂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在其本身内部，我们发现其戏剧艺术也达到发展的高峰，产生出其伟大的作品。希腊悲剧与波斯战争同时。埃斯库罗斯和米提亚人打过仗；相传欧里庇得斯正是在舰队在萨拉弥斯附近的海面交战的一天降生的。”[8]狄德罗也认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战争与王朝更替等，往往能造就一个戏剧大繁荣的时代。不管这些观点在多大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它起码适合于解释中国抗战戏剧的兴盛。抗战时期，戏剧的这种政治品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据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统计，抗战时期（1937—1945年）中国现代戏剧的创作数量几乎接近于此前37年（1899—1936年）的总和，与同时期的诗歌、小说和散文相较，抗战时期的戏剧不仅数量是最多的，成就也是最高的，而抗战时期的戏剧绝大部分又都是抗战戏剧。
可以说，抗战戏剧的兴盛，是战争政治促生的结果。战争打乱了战前的所有社会形态，也对戏剧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时期的几乎所有戏剧行为，包括戏剧运动、戏剧创作、戏剧演出，戏剧文学中心的重新调整，戏剧文学传播方式的变迁等，都与战争时代的政治策略、政治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中都能够看到战争带来的深刻影响。考察抗战戏剧与时代、社会、战争政治的关系，既是对戏剧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是对时代很好的观照，从中亦可窥见动荡的战争年代人们灵魂的真实跃动。
抗战时期，戏剧大众化成为文艺大众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充分凸显了戏剧运动的政治功能。在战争的制约下，中国戏剧的演剧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场戏剧成为主流，无论是戏剧观念还是戏剧内容，无论是观众群体还是演员群体，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剧作家的创作转型，更是战争政治的典型体现。比如曹禺、夏衍、郭沫若等剧作家都转向了以抗战为题材的戏剧创作，对戏剧并不擅长的小说家老舍也大胆尝试抗战戏剧创作，作家们的这种创作转型体现出明确的以文抗战的政治目的。在这样一种政治诉求之下，抗战戏剧出现了明显的模式化倾向。抗战戏剧的叙事模式在当时也引发了诸多讨论，应该说毁誉参半。无论是抗战戏剧运动、剧作家的文化心态和创作转型，还是抗战戏剧的叙事模式、抗战戏剧批评与讨论，都寓含着丰富复杂的战争政治因素。
三、“战争政治”视角的意义与局限
从“战争政治”角度考察中国抗战戏剧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因为在不同的政治区域，戏剧的形态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而在战争的不同阶段，戏剧运动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在“战争政治”视角下，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抗战戏剧的这种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从而对抗战戏剧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我们通过“战争政治”视角，一方面可以看到战争政治如何对戏剧产生影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戏剧如何参与战争，如何反映政治，从而呈现出抗战戏剧与战争政治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通过对抗战戏剧的考察，还可以为整个抗战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观照角度，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对寻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既往抗战戏剧研究较多局限于单个政治区域，从“战争政治”视角观照中国抗战戏剧，通过对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抗战戏剧的比较分析，呈现了抗战戏剧的整体风貌和区域差异，深化了对抗战戏剧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在“战争政治”视角下，抗战戏剧运动的不平衡性、从剧场走向广场，抗战戏剧的叙事模式和话语规约，剧作家的创作转型等学界鲜有提及或较少集中深入论析的问题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呈现。抗战时期的政党政治、作家的党派之争等，对戏剧发展变化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及其复杂性，这些在“战争政治”视角下也都具有更多的意义生成空间。
从“战争政治”视角观照中国抗战戏剧，可以对其进行更为客观公允的评价。抗战时期是中国戏剧创作最为活跃的时期，这种活跃与当时的战争政治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对此我们不能予以否认。因此，研究者在面对这一基本事实时往往流露出这样一种价值判断：抗战戏剧的繁盛得益于战争，如果没有战争，没有旷日持久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的戏剧肯定不会迎来这样一个繁盛的局面。这一价值判断隐含的问题是，只看到了抗战戏剧的繁荣，而没有看到这种繁荣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任何战争都是灾难性的，再伟大的战争都会带来灾难，也许从战争本身的政治特性来看，通过这种形式的冲突解决了另外一种冲突，但对于人类来说却是以巨大牺牲为代价的。抗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留下了永久的精神创伤，这种心灵之痛将会成为一个历史的阴影留在中华民族心灵史上，如影随形，难以抹去。所以，我们在肯定抗战戏剧取得巨大繁荣的同时，也应看到这种繁荣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抗战戏剧的确与战争政治有着特殊的关联，从这样一个视角来进行观照，必然会看到抗战戏剧的某些本质特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来使用“战争政治”这个视角，那它不仅适用于抗战戏剧，也适用于抗战时期的其他文学样式，它不仅适用于抗战时期的文学，也适用于其他战争时期的文学，如若这样，“战争政治”之于“中国抗战戏剧”就失去了其独特性。“战争政治”的独特性就在于抗战时期中国特殊的政治格局，三分天下的政治区域划分成为抗战戏剧独特的“文学地理”，这是有别于其他任何时段的战争政治背景的。在这样一个“文学地理”中，戏剧又是有别于其他艺术样式的，它与战争政治的联系最为紧密。
“战争政治”这一视角虽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但我们仍然不能因找到了一个全新的阐释角度而过分沾沾自喜，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有限度的，理论的有效性背后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抗战”本身就是一个寓含了较多政治符码的概念，若从文学与政治之关系或文学如何反映政治之角度来阐释抗战戏剧，又会使文学陷入泛政治化考察的窠臼，过于强调抗战戏剧的政治文化语境，有可能遮蔽其作为艺术的多元的、复杂的内涵，毕竟抗战戏剧首先应该是艺术。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任何历史文化的构成都是丰富复杂的，把历史单质化和浪漫化都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在人们力图从抗战戏剧中寻找和发掘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的时候，也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抗战戏剧既非完美无缺，亦非一无是处，无论从何种角度进入，都要历史和辩证地看待，客观而公允地评价，尽量避免在对抗战戏剧进行祛蔽与正名的同时，出现新的遮蔽与误读。
参考文献：
[1][2]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727、733.
[3]毛泽东.论持久战[A].毛泽东选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79-480.
[4]贺仲明.战争政治与1940年代中国诗歌[J].江汉大学学报，2007，（2）.
[5]杨义.关于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几点随想[J].中国文学研究，2000，（3）.
[6]王维国.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重新划分——战时中国文学地理研究之一[J].江海学刊，2008，（6）.
[7]陈咏芹.论中国现代话剧作家的政治思维定势[J].社会科学辑刊，1998，（6）.
[8]费·布伦退尔.戏剧的规律[A].编剧艺术[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10.
责任编辑、校对：武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