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冬，阳翰笙被康生、江青之流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秘密关押在秦城监狱。后来他因病情严重，在周恩来关怀下转至公安部医院治疗，随后继续被监禁，直至1975年7月出狱，但仍受监视。此时，中国大地乌云翻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正冲向全民敬爱的周总理。念及總理的安危，阳翰笙忧心如焚，赋诗道：
九死难酬报国心，缠绵病榻见精神。
周公岂惧流言毁，千古中华一巨人。
这赞誉，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从1926年初到黄埔军校工作结识周恩来起，近半个世纪来，阳翰笙始终直接或间接地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周恩来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周恩来的理论修养和策略思想、周恩来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都滋养、感染着他。周恩来是阳翰笙智慧与力量、信心和希望的源泉。正如阳翰笙研究专家张大明所说：“翰老身上的美德，他的工作才干，无不可以从周恩来这里找到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
粉碎四人帮后，74岁的阳翰笙带着被摧残的病弱之躯写回忆录。他把半个多世纪叱咤风云的战斗历程中所见所闻所感，注入笔端，撰写整理出75万多字的回忆录和日记。其中很明显的一条红线是他如何在共产党及革命先贤，特别在周恩来同志教诲、引导、关怀帮助下，大胆地探索、追求和战斗。他在l985年写的《回忆录》中写道：“周总理那共产主义的胸怀，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思想，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领导艺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平易近人的作风，谦虚朴实的美德，时时感染着我，鼓舞着我。我为一参加革命，就有这一位党的领袖、革命的同志始终领导我，感到幸福。”这是出自切身经历的肺腑之言。阳翰笙多次讲过：周恩来是他的良师益友般的领导人。
一、光荣起步：在周恩来领导下搞“学运”
1926年1月，在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任上的阳翰笙奉调广州，去加强黄埔军校党的政治工作。他先在周恩来任主任的政治部任秘书，后在中共入伍生部任总支书记，同时兼教官，教国际问题。一到广州，他就结识了周恩来，得到他的关心、支持，在他领导下开展工作。他参加周恩来、邓颖超的婚礼，成为他们家的常客。
在黄埔军校激烈的斗争中，周恩来代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组织了黄埔“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开展多种活动，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解释三民主义。阳翰笙是积极参加者。周恩来、陈延年等确定的政策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阳翰笙积极贯彻这一政策，并取得成效：当l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没把阳翰笙等共产党人名单交出，周恩来也事先得到信息，早有所防范；而当阳翰笙逃离时则得到国民党左派人士覃异之的掩护。1926年，北伐军兴，任中共两广军委书记及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亲手创建了党代表制度，以后扩大到北伐的8个军，半数以上的部队都由共产党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还在国民党第4军中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独立团。当1926年5月l日，叶挺团长即将率团出师北伐时，周恩来带着阳翰笙为叶的部署作指导并送行。
短短几个月的接触，周恩来身上体现出的高尚品格、斗争艺术与才情学识深深地感染了阳翰笙，影响到他的一生。而阳翰笙的积极上进与热情朴实及精明干练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以至在后来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作为领导，周恩来几乎毫无保留地给阳翰笙以充分信赖：危难时委以重任，并全力支持，义无反顾。
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阳翰笙被中央军委派到程潜任军长的第6军当秘书，后又调第4军，驻军九江。当南昌起义的枪声传来，阳翰笙得悉恩来同志顶住右倾压力，力主起义并任起义军的领导时，便和4军参谋长叶剑英商量，决意前往。几经周折，阳翰笙和郭沫若一起于8月4日到达南昌，在起义军指挥部见到周恩来、叶挺、贺龙等。阳翰笙先被分在叶挺指挥的1l军24师任党代表，后调起义军政治部当秘书长。部队经瑞金，转汀州，到潮汕，退流沙，经历了攻打会昌、保卫汕头、流沙突围等战斗，阳翰笙始终跟随周思来，目睹他在危难时刻镇静自若，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体味到他深入群众做深入细致工作的作风以及忘我的牺牲精神。9月下旬，当部队退到流沙时，周恩来患了疟疾，处于高烧昏迷状态，可仍出席在古庙里举行的前委会议，和叶挺、聂荣臻等一起作出武装力量分散隐蔽、文职干部撤到香港的英明决定，使革命力量得以保存。
l927年l0月，阳翰笙因患恶性疟疾住海丰县农民家，前委负责人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人护送他到香港，再于ll月到达上海。郭沫若、周恩来稍后也到达。其时创造社较涣散，周恩来指示郭沫若：应加强党的力量，使之成为坚持的战斗堡垒。在郭沫若一再要求下，并经周恩来同意，阳翰笙打消了去当红军、跟叶挺学打仗的念头，弃武从文，从此开始了他六十多年的文艺革命生涯。毫不夸饰地说，阳翰笙人生道路上的这一抉择，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的决定。尔后，他在《回忆录》中不只一次地说：是恩来同志派他去的，他衷心服从决定。
夏衍曾回忆说：当时恩来同志让阳翰笙、李一氓等参加创造社工作，是加强上海文艺界的领导。这大体可以说标志着党在实质上开始领导文艺事业，即把文艺当作党的一项事业来抓。因此，阳翰笙此时的革命文艺活动，包括理论、言谈、作品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党对文艺工作组织上、思想上、方针政策上的领导。
后期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但受左倾路线影响，把批评矛头指向鲁迅。阳翰笙深感不妥，从不写批鲁文章。后来当党指示他与潘汉年平息内部论争，要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主动向鲁迅道歉时，作为党支部负责人的阳翰笙积极地作了传达，并和潘汉年一道促成了对鲁迅的联合。阳翰笙也因此成为“左联”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据说，停止论争，团结鲁迅的决策是党中央作出，由周恩来转告李富春传达的，实际上是周恩来的主意。
“左联”成立后，阳翰笙任过党团书记，后又任“文委”“文总”书记。他抵制过李立三、王明等的错误路线，广泛团结革命作家共同对敌。一些“左联”时期的老同志后来回忆阳的工作作风时，都异口同声地赞不绝口。
1935年2月，因党组织遭破坏，阳翰笙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此时周恩来等尚在长征途中，消息不通。待是年10月周恩来到达延安后，始知阳的处境，立即通知南京地下党组织通过柳亚子、蔡元培等大力营救，使其得以保释出狱（但仍软禁南京）。l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7月18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庐山与蒋介石会谈。蒋明确了抗日立场，答应释放政治犯。7月下旬，阳翰笙得以完全释放，恢复了自由。
二、火红岁月：成为周恩来文艺统战工作的左右手
1937年8月，中共提出抗日“十大纲领”。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公开承认中共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同年12月中旬周恩来从延安抵达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同时，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各地最要紧的任务，是迅速切实地组织扩大救亡运动……共产党员应实际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组织者、宣传者，以诚恳坦白谦逊之态度与努力的工作，以取得信仰及在这类团体中的领导地位。”还是在延安时，周恩来就考虑好了人选。他深知，在文艺及其他各界都有感召力者，自然非郭沫若莫属；而要把文化艺术界组织起来，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这一人选首推阳翰笙最恰当。周恩来最了解阳翰笙。在他心目中，“阳翰笙是一位有胆有识有经验有组织才能，原则性灵活性兼备的成熟的不可多得的好干部”（《阳翰笙访谈录》）。
就这样，组织文艺界抗敌协会、协助郭沫若筹建第三厅这两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就交给阳翰笙了。
阳翰笙牢记恩来同志指示的“没有鲜明的旗帜就没有统战工作”的统战原则，把党领导的团结抗日作为宗旨，充分利用自己人员广、关系熟的优势，到l938年3月27日止，短短的几个月，就把汇聚到武汉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团结起来，组织了戏剧、电影等各协会，而后成立起一个广泛统战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个“协会”成为党领导“文运”的中心，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后才更名解散。
阳翰笙还协助周恩来成立起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这之中，当然一靠党的方针政策，二靠周恩来和郭沫若的名望，而阳翰笙所做的大量艰苦的组织、联络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我们知道，郭沫若从国外回来投入抗日，是以党外人士身份出现的，周恩来与之公开接触较少。中共南方局成立之前，是通过阳翰笙来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即党的指示）。而从筹建第三厅的过程可看出：阳翰笙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组织性。这在说服郭沫若就任第三厅厅长的问题上体现得最充分。周恩來曾说，要是郭沫若不出任三厅厅长，他那个政治部副主任就没多大价值。开初，郭沫若不愿做蒋介石的这块“招牌”，想组织一个艺术表演团到南洋募捐支援抗日，征求阳翰笙的意见。阳翰笙对郭说：“这个问题不取决于你和我，而取决于党组织，要听从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他不因两人关系弥笃而放弃原则，迁就于他。恩来同志曾对阳翰笙说：“沫若老是清高，他不想干厅长，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我们是到尖锐复杂的环境中去工作，去斗争。我们不是去做官，我们是去干革命嘛！你不干，我不干，那么谁来干？你和他关系深，要做他的工作。同时，要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同志们的工作，让大家热情地而又很清醒地、很有警惕地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周恩来还对阳翰笙说：“我看你也不大想干这个工作？”阳翰笙说：“是的，我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怕搞不好。”恩来同志耐心地给阳解释这工作的重要性，最后说：“有党支持，我也在政治部，怕什么！”第三厅组建工作，难度很大。比如管一般宣传的第五处的成立就遇到不少麻烦。先是恩来同志集中大家意见，决定请沈钧儒先生领导的救国会派人出任处长，要阳翰笙去落实。他先找邹韬奋，韬奋骂了一通国民党后婉言谢绝；又找该会的金仲华，金仲华也不愿干；又拜托金去说服该会的胡愈之。几经曲折，四处奔波，苦口婆心地解释说服，最后才确定下了人选。其间甘苦可想而知。
l938年4月l日，第三厅正式成立。这是中共统战方针的又一胜利。中共利用在国统区取得的部分合法地位，把第三厅建设成为自己直接领导的、夹在国民党政权机构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在内的战斗堡垒。其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战文艺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40年秋，由于国民党一再破坏和迫害，我方才被迫从三厅撤离。阳翰笙后来总结三厅的十件大事，其中有关发动抗战文艺运动的就有四条，都是他亲手组织并参与其事的。比如，三厅刚成立几天后在武汉举行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就是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责成阳翰笙具体组织发动的。这次宣传，包括文字、口头、艺术等多种宣传形式。在引导抗战文艺运动的深入开展上，“宣传周”的意义不可低估。
退出三厅后，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同志的巧妙斗争、积极争取下，又成立了仍隶属于政治部管辖的，由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的学术性机构——文化工作委员会。
文工会成立于l940年10月1日，被迫解散于l945年3月30日。它名义上是个学术团体，但实际受我党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坚决贯彻党的指示和斗争策略，领导了国统区的进步文艺运动，使抗战文艺运动与民主运动相结合而走向新高潮，成为党在国统区的文化战斗堡垒。当时群众称之为“第三红岩”或“（八路军）第二办事处”。
阳翰笙参加组建文工会并一直承担繁重的行政、组织工作，在郭沫若出国访问期间曾代理主任，全盘主持会务。文工会虽是我党领导的第三厅的继续，但其性质、任务和斗争方式却与前者不同。它不能以国家行政机关的名义来公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只能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团体，在艰苦复杂的条件下去巧妙灵活地领导文艺运动，开展斗争。
戈宝权回忆说：“我们采用所谓举办‘红白喜事’来进行活动，如每年都要举行鲁迅和高尔基的逝世纪念会，每逢端午节举行纪念屈原的诗人节。‘皖南事变’后，又采取祝寿办法，如先后为郭老、茅盾、老舍、洪深、叶圣陶等人祝寿，把大家团结起来，壮大文艺界气势，这是一种很巧妙的政治斗争方式。”另外，文工会还通过一系列的讨论会、读书会、研讨会、专题讲座、座谈会等多种形式抨击敌人，增强团结，鼓舞斗志，从而把抗战文艺运动引向深入。
1992年，我谒访翰老时，问及他在文工会期间亲自主持的一些活动背景和目的时，他激动地回忆说：“那是为了扬正气、斗邪恶；树典型，批反面；是党在特殊的环境下的一种战术，即周恩来同志指示的‘跳出圈子，以学术、文艺等多种活动方式进行斗争’，实际是将抗战文艺运动纳入民主的轨道。”（《阳翰笙访谈录》）比如1941年11月，就在重庆举行了盛况空前的郭沫若诞辰50周年和创作生活25周年庆祝会、展览会、演出会。此前，l0月上旬，周恩来在郭沫若家就把这个重大任务交给阳翰笙去组织筹办。恩来同志说：“这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他要求阳翰笙：“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来参加。”
阳翰笙先将文工会冯乃超等20余人组成一个工作班子，而后找“文协”的老舍，“救国会”的沈钧儒和陶行知，中苏文协王昆仑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著名人士，组成一个筹备委员会，包括了国民党的张治中、邵力子、冯玉祥等人；又按周恩来同志指示，代南方局起草为郭沫若祝寿的通知，并印发至成都、昆明、桂林、香港等中共地下组织。16日这天，重庆各界两千余人举行庆祝大会，其余各地也同时举行庆祝。各种报刊杂志作了报道，发了诗文，重庆办了展览，搞了专场演出。周恩来给阳翰笙下达指示：“对郭老《棠棣之花》，只准演好，不准演坏。”阳为配合这次祝寿，专门写了历史剧《天国春秋》一起演出。演出轰动了山城，是对蒋介石同室操戈，破坏抗日罪行的一次强烈声讨。
这次祝寿活动“进一步发动了文化文艺界的抗日民主力量，增强了队伍的团结，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文艺队伍，冲破了国民党文化专制，使国统区抗战文艺运行获得生气蓬勃的转机。”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关于历史剧《屈原》的演出。
祝寿的成功，激发了郭老的激情。他只用了10天就写出《屈原》的剧本。周恩来嘱咐阳翰笙：“配置强有力的演出阵容，必须保证剧本的演出效果。”阳翰笙不负厚望，在演员选择上下了大功夫。他四处奔走，商借名演员，请名家导演、监场、配乐和美术设计，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累得吐血。而当《屈原》演出轰动山城，在重庆举行庆功宴时，他却病倒在赖家桥乡下。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却谦虚地说：“郭老以他的才情学力作了贡献，而周恩来同志和党组织为剧本的创作和演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丝毫没有提及自己的努力。
抗战时期的戏剧运动，是抗战“文运”最有力的方面軍。无论从戏剧组织、戏剧理论、剧本创作、演出团体和演出活动，都达到空前的高度。阳翰笙是戏剧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实践者之一，其卓越的贡献有目共睹。
阳翰笙于全面抗战初，即奉命组织了全国“剧协”，这是最早的文艺界积极抗敌组织。它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皖南事变”后，戏剧界人士转移外地，初期的热劲降温。阳翰笙时刻牢记周恩来“以戏剧为突破口”的指示，于194l年3月从高县老家探亲回来，就考虑如何将几个电影厂的戏剧人才，如编剧、导演、演员、舞台美术人员等“采取适当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给反动派以有力反击”。（在“三厅”时，阳兼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关系很熟。）阳翰笙在周恩来的首肯和鼓励下，经过几个月的奔波筹措，终于在同年10月建立了以应云卫任社长的中华剧艺社。直到l946年5月结束，这个团体都是党领导重庆“剧运”的中坚阵地。陈白尘在《阳翰笙与中华剧艺社》一文中写道：“‘中艺’能在敌人心脏地区辗转达6年之久，演出了包括戏剧文学史上将长放光辉的大型剧本不下50多种（如《天国春秋》《屈原》等），演出场次在300场以上，观众约200万人次，而且为未来的新中国锻炼出一批戏剧骨干。这一伟大成绩的取得，归根结底由于有党的领导。上有‘胡公’（周恩来）这‘总司令’，而始终具体领导着‘中艺’的则是阳翰笙。”
周恩来作为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对阳要求异常严格，常把艰巨、紧急的任务交给他，下死令限期完成。这充分说明恩来同志对阳翰笙的信赖，是知人善任。而生活上，他们又是亲密无间的知己。情深谊重，感人至深。
在武汉期间，他们两家时相过从，彼此往来像一家人。阳翰笙的家成了抗日人士的接待站，周公要跟人秘密谈话，就选阳翰笙家，而阳夫人唐棣华就当警卫和“火头军”。到了重庆，在重庆中共办事处筹备期间，周恩来、邓颖超就在曾家岩渔村12号阳翰笙家就餐，连同阳的家人，10来口人的伙食全由唐棣华悉心照料。唐棣华是上海大学社会系毕业生，是老共青团员。她几次向周恩来要求入党，但周劝她就留在党外做秘密工作。唐服从组织安排，一直留在党外。
其时，唐棣华怀有身孕，生下女儿后，邓颖超特别高兴，为女婴取名，将自己与产妇的名字各取一个字组成超华；还认她为干女儿。“文革”中，超华对江青不满，到天安门广场贴诗、抄诗，歌颂周总理，责骂江青，结果被“四人帮”迫害致死。邓颖超得知后伤心地说：“我就这么两个女儿（包括孙维世），结果都被迫害死了。”
在重庆期间，由于工作关系，周恩来与阳翰笙几乎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曾在“第三厅”“文工会”工作过的著名画家王琦回忆说：“翰笙同志和冯乃超同志不仅是郭老的左右手，又是周恩来在文化界进行工作的重要参谋。恩来同志常来指导工作，经常有阳、冯二人陪同，在街上也不离左右。同志们都称两位是‘周公’的左右臂。”（《回忆与祝愿》）。在《阳翰笙日记选》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朝夕相处工作生活的一些情景——
“1942年8月24日，午后偕夏（夏衍）陈（陈白尘）搭车进城，晚访豪（周恩来），谈至深夜始归寝。”据编者注：当晚阳翰笙向周恩来汇报了文艺界特别是戏剧界的种种困难情况。周指示，目前能坚持就是胜利，要有敢于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
“1942年8月26日，豪兄请洪（洪深），应（应云卫）、夏（夏衍）、羊（白杨）在郭（沫若）寓午餐，作陪。”据编者注，恩来同志听了阳的反映，立即宴请戏剧界知名人士，在会上谈了国共两党的斗争形势，要求大家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1942年8月27日，晚，偕超兄（冯乃超）去豪兄府，当夜就睡在山上（指红岩村）。”
“l942年8月28日，晨，与豪兄漫谈乡情至快。午饭后，休息一会，即将《草莽英雄》（阳的剧本）对诸友好念了一遍，念完时天色已将晚矣！此剧颇得朋友们的赞扬，有许多批评的意见。豪兄对保路同志会更作了精辟的分析，主张加强这方面的戏。”
周恩来非常关心阳翰笙的业余创作。每当阳写好剧本，周恩来都要他带去红岩村向大家征求意见。尽管日理万机，周每次都认真听完并提出宝贵意见。阳翰笙的《草莽英雄》被国民党禁演后心情不佳，一度怨愤苦恼。周恩来知道后开导他说：“你要想开一点。一个作家的作品，只要能代表人民，一时不能演出、出版不要紧。敌人害怕的正是人民拥护的。”鼓励他继续写出有生命的作品来。阳翰笙为革命而创作，有的作品的主题得力于恩来同志的提示启发。有一次阳翰笙听了他对形势的分析，即蒋介石专门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大耍两面派手法，脑子里立即浮现出两面派的艺术典型。当时叶挺也曾向他建议写类似典型。阳翰笙便写出《两面人》的剧本，写作过程中得到周恩来的具体指导。l943年至1944年，当《两面人》在重庆上演时，观众反应十分强烈。《新华日报》接连发表了许多篇评论，借以揭露国民党两面派的两面手法。周恩来同志还把阳翰笙的剧本推荐延安演出。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在延安公演，引起轰动。其时正是皖南事变之后，针对性相当强烈。毛主席、朱老总都亲临观赏，赞扬剧本是“以史为鉴，以史育人”。有的单位还开座谈会讨论。提起恩来同志对他的关心、爱护，阳翰笙感慨万端地写道：“恩来同志总是细致周到地关怀我。该进的时候让你进，该退的时候让你退；当你受到挫折的时候，及时给以温暖。他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统筹全局，还能在百忙中关心一个干部的情绪……”
当年在延安中央軍委政治部工作的朱子奇则回忆说：“周副主席、邓颖超大姐，每次从大后方回延安后，几乎都应邀向干部作报告，常常谈到为大家关心的文艺界人士在危难中苦斗的感人事迹，特别提到阳翰笙同志，说他一面积极做文艺界的疏导工作，开展统战，还要‘为延安服务’；一面又利用业余时间紧张写作，写出战斗性很强的作品。”（《缅怀阳翰笙》，载《文艺报》1993年8月7日）当时在延安放映的电影《列宁在十月》《虹》等，都是阳翰笙从重庆搞来的。
高山流水，知音知心。面对周恩来这样的良师、益友和领路人，阳翰笙不只一次讲：我能有这样的人生知己而深感终身幸福！
抗战胜利后，阳翰笙处理完“文工会”善后事宜，立即赶赴上海，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同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等，以战前联华影业公司同人的名义组织了影艺社，在非常困难和简陋的条件下，陆续拍出进步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片子。l947年，又奉命将上海联华影艺社改组，筹建为昆仑影片公司，并任昆仑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抵制国民党当局指令拍《共匪暴行实录》和《共匪祸国记》，阳翰笙以“拖垮”和上《武训传》的策略，使这两部片子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都未能拍成。
三、青山夕照：始终追随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阳翰笙任政务院（周恩来为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及机关党组书记。从1950年下半年到1954年下半年，他调任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文艺、教育两个组，协助总理制定文化政策、落实组织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罗青长回忆说：“1949年进北平后，我和阳翰笙都任周恩来办公室的副主任。我清楚记得1949年7月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和9月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由于阳翰老对文艺界情况很熟悉，特别是他能够团结各方面的人士，所以这两个会的筹备阶段，他协助周恩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毛主席“双百”方针提出后，阳翰笙征得周恩来总理同意，送四川的川剧到法国演出。当时我国同法国尚未建交，对川剧能不能打响，周总理十分关心，天天晚上都要问消息。当得知在巴黎演出效果很好时，周总理极为高兴。
阳翰笙在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和文艺方针，协助周总理团结文艺界各方人士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那还是临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阳翰笙奉周恩来之命通过赵清阁促请滞留海外的老舍、冰心、王莹等文友回国。1949年l2月9日，老舍从国外归来，阳代表总理到机场迎接，并为之举行茶话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阳登门造访言情小说家张资平、张恨水，给他们带去党的政策的温暖，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1949年后，周作人在家赋闲，生活无着，便上书周总理，总理即转呈毛主席。毛主席那“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的批示，就是总理交阳翰笙具体执行的。（按，周作人写的资料和翻译作品“文革”后已陆续出版。）1954年，阳翰笙兼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党组书记，同时还任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委员。周总理为了广泛建立邦交，开拓和平的国际环境，以文化交流和贸易互惠为前导，增进友谊，逐步达到建交目的。短短数年，经过精选的京剧团、歌舞团、杂剧团频繁出访，加之贸易交往和其他政治因素，使许多国家纷纷与我国建交，取得了辉煌成果。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阳翰笙、楚图南是坚持贯彻总理外交思想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特别是在中日关系的改善方面，组团出访，接待交流，都是在周总理亲自运筹，阳翰笙与廖承志具体安排下完成的。
周恩来深知，阳翰笙在日本有一批朋友。这些朋友分两类。一类是作家，如鲁迅旧友鹿地亘、内山完造等；一类是“反战同盟”成员，其中不乏改造好的战俘。其中“反战同盟”是全面抗战期间，由周恩来指示建立的，在重庆、延安都成立了组织。“反战同盟”集中日本战俘集训，而后开展活动，让他们到前线喊话瓦解日军。当时，在重庆的实际负责人是阳翰笙。他始终按恩来同志指示耐心做说服工作，使“同盟”中的一部分人回日本后成了中日友好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几十年间一直跟阳翰笙保持联系，有书信往来。1981年4月，阳翰笙应日本有关人士邀请，率中国文联代表团访问日本，还会见了一些老朋友。
总之，在中日关系的改善方面，阳翰笙与廖承志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周恩来的外交思想，积极开展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l960年7月，阳翰笙奉周恩来之命，负责筹备第三次文代会。会上，阳翰笙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秘书长，并被任命兼党组书记。其时，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文艺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也进行纠正“左”的错误的工作，调整了文艺政策。
在1961年6月于北京举行的“新桥会议”、l962年3月于广州举行的“座谈会”上，周恩来都作了重要讲话。对这两次被视为“调整”政策的讲话，阳翰笙都提供了大量资料。其中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阳任会议党组书记），是周恩来直接指导、关怀并委托阳翰笙筹办的。阳作为中心发言人，对周恩来、陈毅在京和穗两次大会上的讲话都作了深刻的阐述。
在中国文联的领导岗位上，阳翰笙为一些错划右派进行申诉；通过周总理的干预，给一些人摘掉了帽子。著名老作家舒湮，就曾获得阳翰笙的帮助而得以昭雪。他无限感慨地说：“翰老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从黄埔军校到建国后的‘周办’，始终追随左右。他深受周总理雍穆谦冲的风格感染，使人与之接触时如坐春风，宛若周恩来在座。”（见《北京晚报》1992年11月11日）老舍生前就把阳翰笙比成“文艺界的周恩来”。于此可见周恩来对阳翰笙影响之深。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