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时期“推普”和普通话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能进一步实现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全国通用语言，在不同方言区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对外汉语教学及国际交流中的社会交际功能，而且在推动文化教育、社会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及其承载的文化乃是“国脉所系”，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应该从历史发展、文化传承和民族振兴层面认识“推普”的意义;普通话教育应肩负起保持、传播、发展民族文化，推动国家文化建设、母语文化传播、民族素质教育的神圣职责。
关键词： “推普” 普通话教育 交际功能 国家文化建设 素质教育
“推普”工作与普通话教育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阔步前进，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卓越成就。今天，“推普”更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推普”的理论与实践已有深入研究，充分肯定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国家通用语言，在我国科学教育、文化传播、社会交际等方面发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推普”与普通话教育的语言交际功能更重要，对国家文化建设、国家安全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新时期“推普”在充分实现语言交际功能层面的意义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功能，“推普”和普通话教育的意义首先是能够进一步充分实现普通话作为全国通用语言的交际功能，能够有效地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交流的全面发展。
语言学家许嘉璐指出：推广普通话“不仅是不同方言区人们的语言交际的需要，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民族之间进行语言交流的需要”，而且“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也需要用普通话进行对外汉语教学”[1]P81。所以推广普通话对汉语的不同方言区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对外汉语教学与国际交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教育与大众传媒的不断普及，中国人的语言生活已经发生巨变，民族共同语的推广和使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人口流动与人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规模浩大。在教育普及的推动下，大量学生离开原住地外出求学，并在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大量来自较封闭的偏远乡村的务工人员涌入城市。在经历了母语方言与普通话的碰撞、融合，以及个体的艰苦学习后，这些身处“他乡”的人员逐渐融入了以“普通话”作为交际工具的城市生活。尽管他们所说的普通话与语言规范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他们逐渐成为既会说方言，又会说普通话的“双语”人群。伴随着网络、广播、电视等媒体广泛进入大众生活，全面覆盖城市与乡村，媒体以普通话作为传播工具，对“推普”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此外，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对外影响的扩大，以及“孔子学院”的推广，普通话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全国通用语言，在全国不同民族之间、汉语各方言区之间，以及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及对外宣传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充分实现语言交际功能的层面看，“推普”和普通话教育的任务在当前任重而道远。
二、新时期“推普”与普通话教育对促进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广普通话对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我国宪法赋予“推普”以法定的权威地位，正是基于“对我国各民族交际语言古今演进规律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将“推普”作为“国家意志”，使普通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交际使用的规范语言[2]P9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一章“总则”指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可见国家将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上升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高度来认识。
近年来，学术界更重视从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政治制度、综合国力等层面阐发民族共同语的价值功能。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出，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更加显著，“语言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安全视域中不容忽略的重要内容”[1]1。“国家语言与文化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新课题，由于研究滞后，“我们对语言文化安全对国家的稳定繁荣的战略意义缺少深刻的认识，对域外语言文化对我国语言文化危害和侵蚀的现实认识不足”[4]10。学者李克勤、朱庆褒撰文《加强语言战略研究，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指出“语言及其文化安全”指的是“一国特有的语言、风俗、传统和制度等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不会随外在因素的冲击而遭致侵蚀、破坏或颠覆，同时又能够采取必要的手段扩大本国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力度”;“维护文化安全和保持文化屏障，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在全球一体化环境中谋求国家独立自主和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选择”[5]11。学者戴庆厦撰文《语言关系与国家安全》，从语言群体关系视界确认我国的语言关系包括三方面：“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本国语和外语的关系”，强调处理好这三种语言关系，事关“民族进步、国家安全”，是“中国语言工作者的重要任务”[6]2。吴伟平撰文《民族共同语在方言区的推广和使用》，确认汉民族共同语的存在，“体现了华夏文明的统一性，对华夏文明的认同包括对汉语的认同”;强调任何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府的主管机构会因为政治需要而对某些语言实施必要的倾斜政策”，如台湾地区在民国六十年后实行的国语教育、大陆五十年代开始的“推普”运动等，都“表明了政治和语言的关系”[7]47。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党中央为全国人民描绘了美丽的未来画卷——我们的“中国梦”。2013年4月8日，教育部语用司组织举办“语言文字战线‘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座谈会”，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指出：“语言文字战线要传播中国梦”，“语言文字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梦在语言文字事业的具体体现，是语言文字工作者不懈追求的美好理想，也是传播和弘扬中国梦的有效工具。”[8]
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视野看待“推普”与普通话教育的意义。教育的过程是人类文化保持、传播和创新的过程。我国教育“应为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9]107。语言是人类的“共同标志”、人类文明的“载体”，“人类一代一代地把深刻的内心活动的结果，各种历史事件、信仰、观念、悲哀、欢乐，都收入语言的宝库中”;语言在人类历史中是一条“最生动、最丰富、最牢固的纽带”，将世世代代的人们“连接成一个伟大的整体”[10]72。与其他教育相比，语言教育在人类文明的保持、传播和发展中承担着独一无二的重要职责，因此，应该从战略高度重视普通话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推普”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弘扬民族精神方面承担着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许嘉璐.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笔谈[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4）.
[2]王培英.关于语言的民族性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应当正确理解宪法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1）.
[3]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持人语[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2）.
[4]王建勤.美国国家语言战略与我国语言文化安全对策[J].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7（2）.
[5]李克勤，朱庆褒.加强语言战略研究，确保国家文化安全[J].汉语学报，2009（1）.
[6]戴庆厦.语言关系与国家安全[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2）.
[7]吴伟平.民族共同语在方言区的推广和使用[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7（3）.
[8]教育部语用司.加快语言文字事业科学发展，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中国语言文字网：.
[9]靳玉乐主编.现代教育学[M].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
[10]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理论[M].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