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独克宗古城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多宗教和谐共处的社区。在这个社区的田野调查表明，历史上不同民族在此发生过一定程度的文化接触和交往，在一个远离“华夏中心”的“边疆”地带身份和认同发生了改变，作为本地人的“藏”和外来移民共同构建了古城的社会体系，为我们展现了“汉夷杂处”下的身份认同与文化交融。
[关键词]独克宗古城 政治边地 族群互动 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0-0078-02
“自丽江西行，路皆危岩峻坂，如登天梯，老桧交柯，终岁云雾封翕，行者不见马首，几疑此去必至一混蒙世界矣。讵三日后，忽见广坝无垠，风清月朗，连天芳草，满缀黄花，牛羊成群，帷幕四撑。再行则城市俨然，炊烟如缕，恍若武陵渔父，误入桃源仙境。此何地欤？乃滇康交界之中甸县城也”。这一区域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的中端。①迪庆与西藏虽属同一民族聚居区，然其内部差异同样是巨大的，在以藏文化为核心的地方文化基础上，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形成了自己的规范体系与文化样态，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周边大的纳西族聚居区、白族聚居区、汉族聚居区影响，香格里拉这一边缘地带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其他藏区的独具特色的藏区文化。过去迪庆为滇西北边地，是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势力的缓冲区，经济交往的市集地，茶马古道边镇。今天在独克宗古城居住的“藏族”实际来源是很多元的，历史上曾在这里发生的文化接触并不“单纯”，驱动不同的人群来到这个小镇的是来自不同力量间的角逐。
一、“中间地带”
每一个“边疆”都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多样性的民族构成和地方经验、边民边政的特殊性。“边疆”二字指的是居住地带的边缘，但对在这一区域生活的人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中心”，本文把“边疆”②作为“中心”来加以研究。这里是官员、移民、土著的交汇地，人口的流动、地方治理体制和文化的传承与变革、几个族群区域间贸易网络的形成和族际互动、异族通婚都促使这一地区发生了变迁。人类学的研究向来倡导聆听当地人的声音，注重当地人对自身文化的解释。被视为“当地人”的世居民族和“游移”于此的外来移民之间的互动，通过通婚及其他经济、文化上的活动，“最终”形成族群认同表现。进入独克宗古城的不同的群体因各自所处客观环境和原来“母文化”联系的不同而产生了分化，在特定的历史时间下带有条件的古城里的汉、回融入到藏中去，而来自周边今天丽江和大理区域的纳西族、白族则给藏带来了影响与改变且保留了自己的认同。
美国学者纪若诚（C.Pat Giersch）对中国西南近代早期边疆社会变迁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在对西南边疆的研究中，学者们强调帝国在其中的主导作用，这种方法虽然有效说明了清帝国如何把边远的蛮荒之域整合起来，然而却很容易忽略掉边疆少数民族社会自身的发展历史和移民的重要性。汉化范式的局限有两方面，其一，它假设只有汉文化可以产生单向的涵化，因而，掩盖了在移民与官府、大众与帝国间意义重大的张力。其二，它假设当少数民族社会面对汉人移民时，将不可避免地融合在汉人价值观的洪流中。在大国家的外部边界，有一批复杂的小政治体维系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对这些土著精英，中央政权称之为土司，在对边疆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消减对汉文中心和汉化的依赖。在对西南的研究中，纪若诚提出了一种补充的研究方法，即把在对西南的研究中所采取的视角同由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在对美国印第安人与欧洲人关系史研究中所发展出来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怀特开创性的著作《中间地带》（The Middle Ground），把印第安人置于场景的中央，而不是简单的研究欧洲人和欧裔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政策。（文化）遭遇并不是一场只有你死我活的力量对角。一些新的东西也有可能在碰撞中出现。双方创造了一种新的互动实践方式，通过对旧机制、传统的适应来适应新的需求，双方都是行动者，都是变革的对象。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独克宗古城就像是一个夹缝地带，处在不同的文化、族群、地方政权与帝国之间。据《新唐书·南诏传》《云南志》《元史·地理志》记载，当时金沙江两岸已分布和聚居着古宗（藏族）、汉裳蛮（汉族）、磨些蛮（纳西族）、雷蛮（彝族）、西番（普米族）、傈僳蛮（傈僳族）等诸种民族。从一些零散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概从民国到1950年代，古城内居民的民族身份有藏、汉、纳西、白、回，其中，藏与汉是占人口比例最大的两个群体。就今天来看，这些汉族中的绝大部分已经转变成了藏人，少部分的纳西、白与回也变成了藏人。今天的古城居民很清楚地忆起他们先辈并非是藏人，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个人以及整个家族对藏的身份认同和笃定。
从关于迪庆境内先民的记载，可以明确地说，经过了“杂处融合”才形成今日古城之“藏族”。任何“族”的传承都不会是一种简单或一目了然的单线传承，而是在历史上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之下，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交流、融会和演变发展而来的，即在一个地方系统内，边界是不确定的，随着时间在变化的。古城的民族构成，实际上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不同人群不断聚散和流动的结果，而最终能够形成以藏为主体的格局，与古城作为汉藏之间的政治边地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最早的古城可以说就是官署，代表的是帝国机制，是在帝国边缘强调中央集权意识形态的重要建筑。然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古城的重心始终是在地性的。古城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地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种势力融合与分离，不断重新确立起关于地方群体的概念和不同族群的界限。就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而言，这个地区的政治、社会变迁是十分复杂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族群进来，对这个地方产生了不同影响，这些影响我们从今天的文化事项中便可窥见一二，比如民居建筑。一些人留下来成为了这个地区的世居民族，一些人再向外移动，地方群体以及群体认同发生了改变。地域概念背后的真正含义即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用不同的资源或者说是方式，把自己与国家正统性联系起来的场域。
二、从多头统属到地方自治
从清代开始，独居一隅的“世外桃源”这样的状况渐渐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在清廷进军西藏平定叛乱后，今天的整个香格里拉地区基本纳入了云南的范围。然而在汉和藏两方之间，地方的自治开始初成体系。见于很多地方史料记载的桑杰火烧金银执照这一历史事件，成为地方自治最为显著的标志。③史料上的记载，强调桑杰的这次状告有几个重点：首先是把苦不堪言的古城藏民住户从腐败的藏委宗官管制下解脱了出来；其次是赢得了作为地方首领在古城中的声誉；最重要的是使得整个甸地脱离了藏区的管理开始自管自治。以上三点的确是这一事件的结果，但远远没有文字记载中的那么单纯。在这一历史时期，清廷开始加强对边疆地带的直接管制，整个康区慢慢开始脱离藏地的管辖，被划入四川、云南的行政范围内。桑杰这样的地方“土官”成为“藏地”向“清廷”过渡的链接，桑杰一方面是当时的藏委地方官员，另一方面，他又是后来的大土司家族松氏的祖先。适时的“投诚”让这个地方大户无论在哪个权力体系下都保有地位，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是地方的实权势力自主进行了选择，保证地方社会最大限度的稳定发展。这次事件表现出的地方自治实际上是这个地区居民主体意识的体现。古城居民拥有对此次历史事件的强烈的共同历史记忆，这是古城居民群体意识最为重要的一次集体加强。今天很多老人在谈起古城的历史时仍然会提到这段火烧金银执照的历史事件，并且非常强调松氏祖先在这次事件中对古城的贡献。另外，我们必须了解到的一个事实是，清廷在空间范围上虽然实现了对西南边疆的扩张，并加强了在边疆的管理，但是，西南内部族群的复杂性以及地方势力的叠加使得中央的一系列措施没能起到皇帝预期设想的作用，地方通常有一套自身的治理体系和信仰体系，虽然影响总是微乎其微的，但来自远方的政令仍然对地方的长远发展产生了影响。
来自中央的军队和随军家属被认为是古城汉人主要的来源，虽然他们是朝廷的代表，但来到此地的流官与军队大多是带有被贬的意味成了被“遗弃”的人无法回到汉地，被动在古城寻找归属。因为被“遗弃”，致使这些“汉人”必须去善待和适应当地的文化和机制而不是被适应。我们可以猜想，这些“驻边者”以“汉人”身份主动去完成“在地化”，以期获得身份和资源。这个过程中的身份转变应该是多重复杂的，这些流官、军队和他们的后代通过文化适应、身份转变在日后成为影响地方社会的力量之一。
三、夷汉杂处
“香格里拉”并不是人间净土、世外桃源，这里是土著、移民、官员的交汇地，在这里人口的流动、地方自治体系和文化的变革、边地长途贸易网络的形成以及不同群体间的通婚等带来的对自身文化的强调或者认同改变都在推动着社会的变迁。在这里，“混杂的人群”共同建立了一个中国西南边疆古城的社会体系，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夷汉杂处”下多元文化互动和族群流动的景象。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群体在生活圈、贸易圈、婚姻圈交往，或亲密或对立，或融入或离开。
相比于外来做生意的白族、纳西族等，汉族在古城定居下来，与藏人通婚，最终其自身和后代中的大多数都变成了藏族。当然，通婚并不是一个民族身份改变的唯一原因，但异族通婚有时确实也在模糊移民与土民间的边界。白族和纳西族也有与藏族通婚，但他们的民族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生活在独克宗古城的汉人最终融入到“土著”藏人中去，是古城这一地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化（习俗）难以维护、传承，导致“汉人”身份的丧失，“汉人落于蛮者，日久亦化为蛮”。身份丧失并不完全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发生，一定也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在独克宗生活的纳西和白不同于汉的发展轨迹，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古城生活时房屋大多都是租借的，在这里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想要在这里拥有土地的意愿和需要也没有汉人那么强烈。汉人大多通过购买或其他途径拥有了土地。这与他们在西南的处境有很大的关系，纳西族和白族的聚居地都是在与香格里拉相邻近的区域，他们离自己的家乡很近，可以不时往返，始终没有太过脱离自己的母体。而对于带着被贬意味来到独克宗的汉人来说西南高山阻隔交通极为不便，他们离家乡很遥远，他们中的大多数无法再返回故土，远离了原来的文化中心。尽管他们代表的是主体文化，但在边地它所能发挥的功效是非常小的。文化的相互借鉴一直存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文化表现都是浮动、重组又分散、再聚集的“成果”。今天，古城历史上发生过的“汉变夷”已经很难再重演，无论是“汉”还是“夷”都不可避免地与更为宏大的世界体系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汉变夷”并不是单向的、一面倒的，汉人的文化、风俗习惯、观念同样在地方文化、观念和习惯中日益渗透。并且这种变化是以一定的“地域”为条件的，正是不同文化间的频繁接触激生和强化了界线的确定。
在西南边疆“藏夷走廊”这个藏与非藏之间的族群边缘模糊区域内，像独克宗古城这样的“中间地带”有很多，在这些边疆小镇，各种势力共生着，代表这些混合人口的各种机制也围绕城镇丛结而生。在这些中间地带不同群体分享着一个城市空间，层层对抗与合作的族群关系后，中间地带的地方性文化都具有合成文化的特性。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漂移和模糊的中间地带，我们的视野必须是多元的，国家和地方以及其他任何第三方的文化以及历史都应当考虑。
注释：
①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民族学概念，以康定为中心，整个走廊大体北起青海东部、甘肃南部，中经川西、藏东及滇西北高原、南至西藏东南部，多出于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带。
②中甸（香格里拉）既是拉萨人眼中的荒凉边地，同时也是汉人眼中的荒凉边地。
③清康熙六年（1667）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军队占领中甸后，中甸受施主（和硕特部）和福田（达赖和格鲁派）的双重管辖，兵役及各种夫马徭役名目繁多。有时一个家庭同时要负担两三种徭役，当时，住户人家为了获得免役执照，千方百计贿赂藏委官员，官员收受贿赂滥发免役执照，使没有免役执照的住户加倍增加另外徭役负担，苦不堪言。桑杰（松氏）任当时中甸的“迪巴”。所谓的迪巴是当时藏区的官职名，即达赖、班禅属下的执事官，也指固始汗及其子孙所委的藏区地方官。桑杰接到住户申诉后，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约同一些知名人士赴西藏，向拉藏汗陈述情由，呈递诉状，请求废除免役执照，实行徭役共同负担。经亲王批准，青海和硕特部签发了公文，同意“除对地方有过特殊贡献、具有达赖及王公大臣所给过的执照外”，其它免役执照一律作废，差役共同负担。桑杰便于次年在古城首先与169户住户签订藏公堂大布卷协议，收缴免役执照。康熙四十九年（1710），中甸其它地方也起来反对免役执照，要求桑杰做主，也像古城地区一样签订协议，共担差役。桑杰与藏委宗官哲波相商，以查验执照为名，把各户所有的免役执照悉数收缴，当众在古城街头烧毁，宣称上中下各级住户共同负担徭役。后称此次事件为火烧金银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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