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将从“经世致用”思潮、绛州的文化教育传统以及蒙学教育体制之下的《弟子规》等方面来进一步详细地探究《弟子规》的问世背景;另外本文也将展现《弟子规》在其问世之后的传播状况，在此流传过程中，《弟子规》自身的教育功能也开始从蒙学教育向社会政治教育功能拓展与转变，而这一转变也就为此后《弟子规》卷入近代以来的各种政治、思想文化运动埋下了隐患。
关键词：蒙学教育;儒家思想; 《弟子规》;李毓秀
一、引言
当下社会对《弟子规》的一般介绍会提及：李毓秀（1647～1729），字子潜，号采三。清康熙时绛州（今山西新绛）人。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平生只考中秀才，以教书为业。其一生精研《大学》、《中庸》，创办敦复斋讲学，人称“李夫子”。《弟子规》是李毓秀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写成的《训蒙文》，后经乾隆年间贾存仁修订整理，更名《弟子规》。
事实上，《弟子规》的问世与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与儒学的复兴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末农民大起义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随之而来的便是满人入关，满清帝国开始了对自诩为“华夏正统”的汉人长达数百年的统治。随着清朝统治者的政策调整，社会渐趋于稳定，在此明清历史转变的过程之中，清初学人以及一些明代遗民都开始反思与总结明朝灭亡的经验与教训。与此同时清初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开始扭转明末“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强调“实践”、“实行”、“实功”、“实事”，“讲求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易主观玄想为客观考察，祛空谈求征实”，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自然也深刻地影响到了作为学人的李毓秀。
民国年间的《山西献征》记载到：“李毓秀师从名儒党成”，而党成为何许人也？党成，字宪公，号冰壑。绛州正平里北窑庄人氏。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生于明代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农历五月初九，卒于清代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农历八月十九，享年78岁。从其经历中可以看出李毓秀的老师党成是清初的明朝遗民，而且其虽有才学却屡试不第，二十八九岁还与童生在一起考试，一气之下遂绝意仕途，超然世俗而专志于学问，“寒洁素守，视世俗薰灼泊如也”。党成绝意仕途，专志学问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对明朝末年八股之害以及空疏学风的一种反抗。此外，从乾隆年间的《直隶绛州志》到民国年间的《新绛县志》对于李毓秀的记载都有相似的表述：“李毓秀，字子潜，国学注选县丞，从师党冰壑游历近二十年”，李毓秀此行为同“易主观玄想为客观考察”的经世致用思想不谋而合，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党成的“经世致用”之思想。李毓秀从师游历近二十年，并且“守师说，不敢变”，因此，李毓秀本人在当时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与影响。
当然李毓秀本人的“经世致用”思想也很明显地体现在《弟子规》一书之中。《弟子规》一书在当下社会受到热捧的同时自然也饱受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一点便是其书采用一种劝诫的生硬口吻来教育儿童。 仔细阅读《弟子规》的内容确实会从中感受到这样一种劝诫的口吻，比如“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视勿移”、“勿践阙，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缓揭帘，勿有声，宽转湾，勿触棱”这些内容本身都是比较符合基本的礼仪道德规范，但其表述方式却比较偏向于命令式的表达。《弟子规》这种劝诫的态度与方式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样一种对天下人的劝诫口吻。明末学风日下，士大夫文人自相标异，专立门户，玄黄互战，一味迷恋于瞑想、游谈，顾炎武对当时的空疏学风总结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⑦而“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若想改变一时之风气，不得不先改变文风，因此以一种规劝的口吻来警示世人在当时是极为合理和必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弟子规》中的这种劝诫的口吻也同当时的经世致用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
《弟子规》之中的经世致用思想不仅仅只体现于其规劝之形式，其内容更是一反宋明理学家的空谈心性之风，开始着眼于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并对各种日常生活行为进行明确的指导与规范。从起居饮食到待人接物再到孝悌仁义，《弟子规》对这些难以言状的儒家抽象概念给予了简单明了的具体含义，这种改变对于转变宋明理学的空谈之风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唐甄认为“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异于匹夫匹妇乎！”而李毓秀的《弟子规》不论是其劝诫的口吻还是涉及到起居饮食的具体内容抑或是其编写《弟子规》一书的过程本身都向我们展现出了在当时经世致用思潮中，一名真正的儒者所应当坚守的那份职责与情怀。
除了上述特定的时代背景之外，李毓秀《弟子规》的问世也有赖于古代绛州的文化教育传统。“州人辛全执教，其弟子甚众，形成绛阳学派”，辛全是当时绛阳学派的领袖人物，也可谓明朝末年的名儒，李毓秀师从党成，而党成则师从辛全。古代绛州的这种优秀的士风文化代代相传，这也就为《弟子规》的问世提供了一定的文化氛围。当然，在这种士风文化影响之下，当时绛州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也自然优胜于其他地方。“大抵文风教盛之区，就学之期早;文风衰弱之区，就学之区迟”。根据《山西乡土志》的记载可知当时绛州的儿童就学年龄是比较早的。而且就百姓智识方面而言，绛州是“百人中得二三十人者”，这在当时而言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尽管以上的统计只是宣统年间的数据，但从这种情况出发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处于“康乾盛世”之下的绛州的教育需求与教育水平相比于其他州县而言是要略高一筹的。 正是在“康乾盛世”之下，一方面绛州自身的士风文化昌盛不衰，另一方面绛州儿童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多，这种文化生产与文化需求的互动自然而然地促成了《弟子规》一书的问世。
此后《弟子规》凭借其自身浅白易懂、顺口押韵的语言特点以及具体到日常生活行为的儒家行为规范内容迅速流传，至清朝末年，《弟子规》一书的地位与影响力已达到顶峰，清末周保璋于1893年所编的《童蒙记诵》的自序中提及：“近李氏《弟子规》盛行，而此书（三字经）几废。”光绪版的《弟子规》也在序中提及：“《弟子规》一书为开蒙养正之最上乘，以其便于诵读讲解而皆切于实行也。”故而“许多地方官府将其定为私塾、义学的童蒙必读书”，更有甚者“将其作为劝善的书籍，命人在祠堂、茶馆、书馆等处进行宣讲”。但很明显，此时的《弟子规》已经开始从蒙学教育功能向社会政治教化功能方向拓展了。
二、结语
《弟子规》的问世绝非偶然，它是在经世致用思潮以及清初统治者推崇儒家思想文化政策的影响下，李毓秀为了满足当时日益普遍的蒙学教育在中国传统蒙学教育体制之下自编自用的一本蒙学教材。《弟子规》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原则对儿童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具体的规范，这一创新无疑推动了明末以来空谈心性的儒家学风的扭转。由于《弟子规》集儒家思想和蒙学教育理念于一体，故而其成书之后便迅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清末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弟子规》中的儒家思想已被统治者用来教化民众，这是其影响力达到顶峰的标志，但也正是《弟子规》自身中所包含的儒家思想注定了其在之后的各种政治、思想文化运动中的命运沉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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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俊闳：《弟子规密码》，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第44页.
[4]同上.
[5]王俊闳：《弟子规密码》，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第36页.
[6]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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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同上，第132页.
[12]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381页.
[13]山西省新绛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新绛文史资料》第4辑，1990年，第119页.
[14]王文宝：《中国儿童启蒙名著通览》，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2页.
作者简介：闫文革（1993-8-5），男，山西临汾，历史学，山西大学初民学院，历史学2012级本科生。
杜宝杰（1992-3-13），男，山西临汾，学前教育，山西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2012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