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在广大民族文学工作者的努力下，不论是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还是作家文学的创作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走上了正轨，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已经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中国文学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也日益深入人心。云南作为全国少数民族数目最多的省份，全省共有25个少数民族，发展少数民族文学有着天然的优势。特殊的地域位置、多民族杂居、各民族历史文化交融与交流，形成了云南绚丽多姿的少数民族文学。但是，把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放在中国当代文学以及文化全球性背景下来考察，不难发现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依然被边缘化、被误读以及文学批评错位的现实。
一、泛汉文化中的边缘踯躅与恪守
因为汉族人口众多，而且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相对比较发达，所以在民族自治地方之外的广大地域，汉族人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形成了把汉族社会与中华民族、中国等同起来的思维定势与文化惯性。事实上，一种文化一旦处于边缘，便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虽然这种文化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自己的话语权，但这种话语往往因其是属于“小众”的低吟而淹没在众生喧哗中。比如，中国人总是自称“龙的传人”，把龙当作中华民族的图腾，这就遮蔽了很多少数民族本土的图腾。再比如，大学里的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国学研究院等研究的往往是汉文字和汉文典籍作品，因此，更为确切的提法应当是汉文系（汉语言文学系），很多学者也忽略了中国语言文学系需要大力增加对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同时，在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存在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两套语言体系，且汉语是官方通用语言，这样，使用本民族文字作为工具的人就会在上学和就业等方面受到很多挑战。这样的态势，无疑给多民族文学风格的延续带来了很大的危机。
来自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弱势客观原因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内部的诸多原因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处于边缘的地位。这种边缘地位不仅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化对外阐释受到阻碍，而且也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与主流文学进行对话交流时处于被误读的尴尬处境。比如，很多游客把泸沽湖的“走婚”理解为“乱婚”，而摩梭人又无法在汉文化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坐标来表达其本质含义，从而导致了这种曲解的泛滥。在泛汉化的文化氛围中，如何保持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特征，同时又能够有效地与习惯了汉文学熏陶的读者进行有效的沟通，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往往是少数民族作家在强大的汉文化氛围中被同化，失却了自己的民族特性；或者是在坚持自己民族特性的时候落入了自言自语无人喝彩的孤独境地。
因此，在泛汉文化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应该更注重体现本民族的传承历史。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记忆，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忆与汉文化记忆是平等的，甚至有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在历史上曾经强烈冲击过汉族的文化统治， 同样，汉文化也曾经浸染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一种彼此渗透又各自独立的状态。那么，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主流文化之外的异质文化，可以提供别样的文化价值参照。可以说，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忆与汉文化记忆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
少数民族文学还应该注重民俗的书写与体现。民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是这个民族审美心理和生命情志的物化形态。在一个民族的民俗中，我们能较清楚地看见这个民族文化的始初的真实面貌。但是，民俗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系统，有些民俗保留至今，而有些民俗则已经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更改或者遗失。所以，对民俗的书写是对民族文化的展示，也是对主流文化遗失的记忆的补充。
值得警惕的是，要深入文化内部，如实地描写少数民族的民俗与文化记忆，而非只为展示奇特的原生态景观博取几声惊叹，更不能逢迎某些群体的猎奇心理而进行歪曲描写，使得整个民族文化被他者“误读”。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坚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展示鲜活的、多样的、复杂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性格。而不要盲从泛汉文化，否则，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一味逢迎只能加大了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差距，加重被边缘被误读的程度。
二、全球化冲击波下的左右为难与升华
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学艺术发展处于多元同构、多元共生的总体趋势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临许多难题，不仅要面向本民族文化圈,而且还要自觉地面向境内其他民族读者群,甚至要考虑到能否与当代外国文学作家平等交流的层面。
全球化是个进程，指的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现代生活席卷全球，少数民族一方面不得不被卷入这种现代建设中，经济的利爪可以伸向地球上任何一个偏僻的角落；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也面临着现代化生活便利带来的多姿多彩的诱惑，接受各种外来文化。全球化的趋同性正在蚕食少数民族的生活领地，统一的钢筋水泥城市丛林正在代替竹楼木屋的原始村落。全球化推倒各国疆界，带来了很多意料之外的利益，但是，著名的依赖理论提出者萨米尔·阿敏（Smir Amin）提出“全球化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并指出全球化给拉美和亚洲国家带来的诸多负面意义。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学所面临的冲击与挑战是无法回避的，全球化带来文化趋同性使得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被打乱，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前途堪忧。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应该是一种双向阐释和平等对话的，但是，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却是强势文化或者主流文化对弱势文化或者边缘文化居高临下的单向阐释。这种阐释往往是从强势文化的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出发，而不是从所解读和阐释的对象自在的文化系统和文化传统出发，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误读。可以说，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从一开始就处于强势话语居高临下的阐释和误读之中。少数民族文学在全球化风暴中很难再坚持自己的小众风格，甚至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而“我写我族”的言说方式也被打破。于是，他者对少数民族身份的误写与误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加复杂而尖锐；民族文学在当今一体化语境下如何在交汇碰撞中保持本民族的特色更加艰难。
因此，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语境给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困惑，如何在异质文化的相互碰撞中把握发展契机，解决好创作主体、主题和文学批评等方面的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命题。民族如何在与世界契合而又保持自己的个性特色更是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创作比之主流作家的处境更艰难，他们一方面要表现本民族对于现代化的渴望与不可避免被全球化的命运，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对本族生存的独特地域与民族文化的人文叙述来达到对民族特性的恪守与民族身份的认同。
赫尔德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内在核心，就像任意一个球都有重心一样”。因此，每个民族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各个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具有不同的历史和传统，不同的社会组织，因而创造出不同的文化。民族性、地域性是少数民族文学显著特征，少数民族文学多以本民族生存的的地域空间为发生地，多表现独具风情的生活方式与民风民俗，深入挖掘少数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性格特征，呈现出远离城市的原生态面貌。少数民族作家们往往通过对民族性、地域性的书写来获得本民族身份的认同。
强调民族性和民族文学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民族和民族文学。早在19世纪初，歌德就提出了建立“世界文学”的要求和可能性。在歌德看来，“世界文学”的前提条件，乃是各民族文学的沟通、理解和宽容，只有这样才可能出现世界文学。比如,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中,德国知识分子和诗人从世界主义的立场思考“民族性”，抵抗“小国寡民”的心态，强调超越了国家与地域的普遍人性，提出要做“世界公民”的主张。
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云南民族文学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应该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书写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文明与愚昧、民族与世界、生存与发展、人道与人性等一些关乎民族和人类发展的重大命题的独特思考，在各民族的理解和沟通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一声叹息与歌唱
面对着世界文学和我国文学的迅速变化、发展，民族心理结构的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使得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正处于觉醒与嬗变、返璞与升华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在进行多维建构，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大批优秀作家在诗歌、小说、散文等领域创作了很有影响的作品，把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这些作家的作品成为民族文化传承和积累的一种范本，凸显出许多在主流文化语境或他者的文化价值系统中不被注意的文化价值。但是，当我们把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大的语境下，发现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受民族文化传统、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上与同时代汉族作家相比，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表现出明显的创作思想与技法老化的倾向；而且多数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各自为营的保守状态；各少数民族文学间以及民族内部作家之间交流也非常缓慢，通常都是自我重复自我循环，没有形成有号召力的文学理念，也没有形成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整体上的强势。
但是，很多评论家对于云南文学的这些现状却视而不见，也可以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很多评论家只关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原始形态文化景观的呈现，且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地位抱有对弱者的同情，就形成了这种宽容乃至忽视的评论心理。然而，这种批评上的宽容恰恰让很多少数民族作家认为自己的创作没有问题，从而在作品表现形式与创作理念的更新上停滞不前。
更值得忧虑的是，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取得初步成功后，没有认真思考和认识民族文化与民族身份在创作成功中具有的重大作用，从而在接续下来的创作中进一步强化这些因素，反而是放弃了自己在作品中鲜明的民族身份，盲目追随时尚潮流，最终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作品的民族性也逐渐消失，变得毫无特色。对于这部分作家来说，他的民族身份仅仅是一个区别于诸多汉族作家的一个标签符号，丧失了应有的文化的指示功能。这样的作家，只能算一个拥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而不能称之为少数民族作家，他的作品也不能称为少数民族文学。
此外，相当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是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创作而成的。这些运用本民族语言写成的作品能够更妥帖地表现本民族的风俗传统、思想情感以及思维模式，而且有不少作品堪称精品。但是，少数民族语言属于小范围的用语，这使得不少精品被隔离在汉语文化市场之外，阻碍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走向大众。
因此，云南少数民族作家们任重而道远，革命尚未成功，我们还需努力。
首先，承担民族文化的代言人。我们不要陶醉于来自主流文化的喝彩而忽视自己的弱势和边缘地位，身处边缘却意识不到边缘。我们要深入到民族文化的系统之中，尊重少数民族自身的意愿进行写作，坚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立场，提供多元的生活模式与价值观念。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并不只在对文学形式的把握和张扬，更在于作品中的民族文化底蕴的阐释与多元人生观念的体现。倘若割断了自己与民族文化的血脉，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命也便宣告终结。同时，少数民族作家也不能把视野囿于本民族范畴内，应该突破视野的狭窄与知识结构的单一，用全球化的视角与胸怀来阐述本民族的传奇，用全面而丰富的知识来建构本民族的精神大厦。
第二，要珍惜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少数民族地区保留了特有的语言习惯，语言模式下的本质是特殊的思维方式，在公共话语写作泛滥的时代，这种少数民族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尤为珍贵，甚至可能成为抵抗复制时代恶俗习气的唯一鲜活力量。但是，一味强调少数民族的语言习惯往往又陷入不能有效对非本民族的读者进行沟通的尴尬境地。因此，少数民族创作既要有优美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能够接受的程度，加大推广少数民族语言的力度与提高作品翻译的质量。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母语创作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影响较大，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尤其要引起关注。妥善的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作品，扶持翻译作品，实际上就是在保护文化物种。这不仅仅是文学的工作，更是全人类多个民族文化平衡的需要。
第三，要具有入世精神，书写时代发展中的民族。少数民族文学是地球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不能偏离时代去喃喃自语。艺术家要认识发展变化中的社会，反映深刻的、触及到灵魂本质的东西。一个负有责任感充满忧患意识的作家应该去关注社会变革和民族文化心理嬗变所引起的阵痛和困顿，在全球化浪潮中看到民族文化走向式微的严峻现实，不仅要反映时代潮流中的少数民族生活的变化，还有由表及里剖析少数民族情感与思维方式的转变，要始终具有一种保存和解读自己民族文化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第四，加强现代传媒推介。少数民族文学是“小众”的写作，但是并不意味着是“小众”的阅读。在科技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酒香不怕巷子深”已经成为过往的传说，光靠质量不宣传是不行的。因此，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在提高作品深度的同时还应该扩大云南品牌的知名度，蓄势、造势、借势，通过跨区域、跨媒体合作，形成立体化、散发性的传播形态，并且实行媒体间联动，通过彼此优势互补，实现传播效能最大化，使得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走出云南，走向中国与世界。
在新的语境中，少数民族文学面临着躲避不开的选择：是被时代同化为一个千篇一律的复制品，丧失自我民族个性；还是把时代的种种新因素整合进民族文化中，重新组合调整，打造既有现代性又保持民族特性的新兴文学。毋庸置疑，我们的选择是后者，但是，选择并不代表完成，这种整合犹如凤凰涅■，要经历烈火的考验,重生后的凤凰鲜美异常。因此，在全球化的现代语境中，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加倍坚守地域性、发扬民族性，写出自己的鲜明特色，不可替代的特色，无论低调高调,一定要有腔调。同时，还要突破地域性、民族性，把民族与时代结合，民族与世界结合，书写民族之痛也是世界之痛，歌唱民族之悦也是世界之悦。
责任编辑 杨泽文